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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在凯洛格基金会的支持下，美国重要的二十五所州立大学校长创建了“赠地大学与国家未来凯洛格委员会”（简称“凯洛格委员会”）。在创建典礼上，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对变革负责》的报告。其中一段话颇意味深长：“大学再也不能漠视让它们身处险境中的变化环境，如果依旧视之为与身边世界越来越不相干、仅仅满足兴趣与好奇的场所，它们就如同恐龙，正冒着成为文化性质的侏罗纪公园中展品的危险。高等教育已经不能承受这种奢侈的代价。”“闲逸的好奇”被视为奢侈品，“为求知而求知”被贴上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负面标签，这是否意味着：曾一度被寓意为精神的孤岛、不为世俗力量所扰的高深学问之所、萨义德所谓知识分子庇护所的大学，将由此不得不接受为社会所全面沦陷的命运？
在高等教育史上，就血脉与出身而言，美国赠地学院的横空出世原本就与欧洲正统没有多少渊源，它不同于先是承接了英国“牛桥”基因，继而又嫁接了德国大学传统的如哈佛、耶鲁等老牌私立研究型大学。一八五七年，国会议员贾斯汀·莫雷尔（Justin Smith Morrill）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美国高等教育至深的《莫雷尔法案》，该法案于一八六二获得通过。法案创意来自伊利诺伊的国会代表团：早在一九五三年，伊利诺伊的一些政治家们就开始酝酿并试图游说当时的联邦政府，以土地捐赠的方式来支持每个州创办一所有别于传统大学的农业与工业学院。
《莫雷尔法案》的大致内容为：联邦政府以各州议员数量为单位，为各州赠送每位议员三万英亩的联邦土地，如果本州没有联邦土地供给，可以从其他州获得。各州必须把土地交易后的所得作为基金用来创办和支持农工学院。《莫雷尔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贡献在于，它不仅催生了一大批真正本土生长的、带有实用取向的美国高校，其中不乏如康奈尔、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世界名校。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本土野生物种，其基因也逐渐侵入了所谓秉承高贵欧洲传统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血脉，使得美国大学具备了尤为突出的混血性状。如今美国高等教育依旧具备的强势地位，是否源自这种杂交优势我们不敢妄断，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如哈佛、耶鲁这样的美国传统名校，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老欧洲大学的精神贵族气质与奢侈的“闲逸的好奇”，在它们身上所留下的痕迹也越来越淡，与欧洲的大学传统也渐行渐远。
亚当·珀杰瑞克（Adam Podgorecki）认为，美国与欧洲大学有着天然的文化差异。他援引约翰·加尔通（Johann Galtung）的观点分析指出：美国与英国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范式，即重经验性概括而轻理论建构的传统，但是英美之间还有所不同，美国的学术思维是“如何使之可操作化”，英国则是“如何去证明”。这与欧陆大学的风尚迥然不同，大陆国家的条顿范式与高卢范式有些相似，即都重视潜在的智慧要素，不过，条顿范式更偏好“基本原理的演绎”，而法国范式则是“是否可能以法语说清楚”。所谓可操作化，其实也就是知识的可应用性或实用性。早在二十世纪初，有人就针对美国学者与学问所独有的特征而不无自诩地说道：英国人是把大学中的学问作为自我发展的方法与手段，德国人仅在乎学问本身，唯有美国把学问视为“服务的装备”。
作为“服务装备”的大学或学问，自然要合乎服务对象的需求，如果没有需求也要通过自身的优势创造出需求来，这就是自“二战”之中以及战后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演变轨迹。提及美国的高等教育，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如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大学。其实，在研究型大学中，最具美国本土野生性状的大学是由私人创办但又具有赠地大学身份的MIT。这所在建校早期名不见经传甚至差一点为哈佛大学兼并的小学校，如今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恐怕也不过就是它作为世界一流工程师学府的尊荣，却少有人会意识到，它在塑造美式学问、学者乃至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MIT建校于一八六一年，其创建人罗杰斯的目标是把MIT建成一个职业取向注重实用性工程技术的学校，但因为资金问题直到一八六五年在获得赠地款后，它才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虽然罗杰斯希望MIT能够把技术与科学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培养车间里的技术精英和领导人才而不是懂得技艺的熟练操作工，但囿于条件限制，MIT的课程带有突出职业化和实用性色彩，与理论科学少有关联，故而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且，也难被其他大学认可，以致哈佛校长艾略特甚至动了把它合并到哈佛劳伦斯科学学院的心思，只是由于MIT校友的强烈反对才未能如愿。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获得一位神秘的“斯密斯先生”和柯达公司老板的大笔捐助，特别是一九三零年康普顿主持校务之后，MIT才迎来了它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惊艳之变。
物理学家出身的康普顿早在“一战”期间就在普林斯顿参与过军工研究，甚至出任过法国大使，担任过工业公司的顾问，对物理学理论在军工技术开发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其任内的近二十年间，他与他的得力副手—另一位美国大学与科技史上更为显赫的人物万瓦尼·布什，不遗余力地提升基础科学在MIT的地位，并使之与工程研究及教育之间形成了最为密切的姻缘。在高等教育史上，让带有智力偏好、满足人类精神好奇的纯粹科学或抽象科学与国家的现实功用特别是军事、政治诉求如此有机地结合起来，MIT或许不是第一家，却是做得最为出色的。“二战”期间，MIT全力参与军工研究，诸如在雷达、枪支和投弹瞄准仪、导航、飞行模拟、高速成像、数字计算机等理论研究与技术研发方面卓有成就，成为全美高校中获得政府研究合同和经费最多的大学，以至于引起了众多其他高校的眼红和蜚短流长。但是，作为另外一个获益方的联邦政府，却实实在在地从中领会到这种合作机制的好处。
两次战争赋予MIT特殊机遇，那些传统大学对此望尘莫及。这种扶摇直上的气势不可能不对其他大学带来震撼性的影响。凭借战争中的资源与经验积累，盖格认为，MIT发展出了一种战后研究经济和研究哲学，即研究至高无上，以研究来服务于人才培养、政府以及企业的需要。在源源不断地获得国防部大量研究经费的过程中，MIT把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间的融合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满足了政府这个最大客户的旺盛需求，而且，对知识的商业味道没有一点儿抵触和排斥，反而认为知识的商业化过程可以促进更深入的研究，并使得技术更为实用。战后，从MIT实验室中流转出来的不仅是理论原型，更多的是工程人才和衍生技术。有人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有二百五十个公司依托MIT的技术专利应运而生，这些公司的运作也风生水起。一九九七年，波士顿银行在一份对MIT的市场价值估值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由MIT的毕业生和教师组建的公司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世界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中，这些公司的税收将位居第二十四位，四千家与MIT有关联的公司雇用了一百一十万人……在硅谷和波士顿，有一半的电子工程公司由MIT毕业生创建。” MIT不仅仅具有科学与工程技术优势，一九四九年，为摆脱依旧被人视为一个有术无学的职业性学校负面标签，MIT创建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然而，对于似乎无关功用的精神学问如人文和艺术，MIT也能够从中嗅出一线商机。譬如它的媒体实验室，就通过吸纳包括人文和艺术在内的众多学科学者，开展众多应用与开发研究，将人文艺术与技术融合，并开发出有市场前景的商品，这与MIT把科学基本原理引向工程技术产品的逻辑如出一辙。
在追逐技术产品的商业化方法和路径上，MIT可谓得心应手，不断形成通过创新模式来扩大其用户群，甚至为用户创造出新的需求。这似乎已经让我们难以辨识出，它究竟是一个商业公司还是大学？
当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MIT的这种办学模式绝不是孤案，相对于许多常春藤大学，毋宁说它更是典型的美式大学。在它之后，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州大学众多分校以及更多全美的公私立研究型大学，尽管很难说都是步了MIT后尘，但是，其办学的实用化路径或者作为“服务的装备”的功能指向也不并逊于MIT。
MIT可谓是基础理论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成功融合的典范，甚至不妨也可以称之为美国独创。因为在传统上的欧洲，科学理论与技术历来是泾渭分明，英国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间基本没有关联，纽曼后来所推崇的大学理念，把抽象的理论仅仅作为精神训练、情趣和品格养成的材料，而洪堡的柏林大学所倡导的寂寞学问仅在于德意志民族理性精神的培育和求知本身。唯有在美国，如前面提到的MIT的万瓦尼·布什在其著名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所认为：“美国佬与生俱来的天赋在于，他能够基于欧洲的基础理论发现开发出技术和技艺。”得益于“二战”所提供的机缘巧合，MIT巧妙地把赠地学院的实用取向与传统大学的理论研究揉到了一起，正是基于这一不菲的收获和感悟，布什意识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之于技术研发的关联性，技术不再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匠式与美国爱迪生式的发明，而是源于基础理论的优先性。如其所言：“一个国家如果在基础研究上过多依赖其他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艺如何，都将会减缓它的工业进步和弱化它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
故而，在“二战”临近尾声之际，身兼联邦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的布什，便不遗余力地向政府建议强化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他在美国战后科技政策中最为卓著的贡献就是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创立，从而使得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乃至一般高等教育机构，由此开始从联邦政府获得或许算不上丰厚却非常稳定的研究资助。但是，在此必须特别重申的是，就NSF资助基础研究的根本宗旨而言，它绝非满足人的好奇心和兴趣，而是指向更有活力的美国经济和更稳固的安全与健康保障。因此，就战后持续至今日联邦科技政策与体制整体运行过程及其效应而言，美国的大学其实难得能够成为“仅仅满足兴趣与好奇的场所”，甚至在特定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的一片问责声浪中，它们更趋于商业化和工具化，如今美国学术资本主义和创业大学等概念生成和流行语境，与这一历史源流间便存在密切关联。
因此，凯洛格委员会的宣言，委实不无夸张和危言耸听的成分，在一个以科学为意识形态、以实用为文化根基的国度，除了极少数的小型文理学院，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与州立大学不仅从来没有“与身边世界越来越不相干”，相反，它本身就是国内乃至全球环境变化的参与者与促成者。如今导致世界众多巨大变革和形势跌宕起伏的因子，如互联网、转基因、生物工程和各种尖端军工技术等等，无论你是视之为众善之门还是万恶之源，我们都早已经对其无法抗拒，甚至沉迷其间。而这当中，美国大学不是唯一的参与者，但没有它们默默念叨的芝麻开门，这个如今魔幻迷离的世界或许不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整个二十世纪，美国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硬实力可谓达到了无人争锋的至境，尽管在思想与文化领域，还很难说它超越了欧洲。欧洲曾经作为精神贵族家园的牛桥模式、高深学问场所的洪堡模式，在偏好理论与实用结合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冲击下，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着蜕变。市场取向、商业模式和实业家精神等词语的流行，意味着欧洲大学、学者以及学问的传统认同越来越难以为继。然而，即使如此，欧洲大学恐怕也未必跟得上美国大学随风起舞的节奏。
回到开篇凯洛格委员会的话题，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它援引了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评述：“美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导者的声望，植根于各种多才多艺大学的能力，它们共同服务于经济的实用需求。……如果我们要持续维持这种把知识转化为经济功用的卓越能力，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就必须维持它在科学技术突破、培养敢于应对挑战国民方面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从这段话中，我们恐怕实难嗅出美国大学面临成为侏罗纪公园中展品的味道，反倒感受到这只恐龙庞大的身姿及其为当今世界留下的阴影愈加浓重，我们被笼罩于其中，但已经不知是喜是悲，更无法预知福祸。唯一所能体悟到的，为“不切实际”和“超越”的思想、精神、文化和智慧所留下的空间愈加逼仄。难道这就是那些倾向于内求思想者们注定的命运：在仅剩下的那方寸空间中，除了落寞、哀怨和忧伤，一无所能？！
在高等教育史上，就血脉与出身而言，美国赠地学院的横空出世原本就与欧洲正统没有多少渊源，它不同于先是承接了英国“牛桥”基因，继而又嫁接了德国大学传统的如哈佛、耶鲁等老牌私立研究型大学。一八五七年，国会议员贾斯汀·莫雷尔（Justin Smith Morrill）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美国高等教育至深的《莫雷尔法案》，该法案于一八六二获得通过。法案创意来自伊利诺伊的国会代表团：早在一九五三年，伊利诺伊的一些政治家们就开始酝酿并试图游说当时的联邦政府，以土地捐赠的方式来支持每个州创办一所有别于传统大学的农业与工业学院。
《莫雷尔法案》的大致内容为：联邦政府以各州议员数量为单位，为各州赠送每位议员三万英亩的联邦土地，如果本州没有联邦土地供给，可以从其他州获得。各州必须把土地交易后的所得作为基金用来创办和支持农工学院。《莫雷尔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贡献在于，它不仅催生了一大批真正本土生长的、带有实用取向的美国高校，其中不乏如康奈尔、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世界名校。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本土野生物种，其基因也逐渐侵入了所谓秉承高贵欧洲传统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血脉，使得美国大学具备了尤为突出的混血性状。如今美国高等教育依旧具备的强势地位，是否源自这种杂交优势我们不敢妄断，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如哈佛、耶鲁这样的美国传统名校，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老欧洲大学的精神贵族气质与奢侈的“闲逸的好奇”，在它们身上所留下的痕迹也越来越淡，与欧洲的大学传统也渐行渐远。
亚当·珀杰瑞克（Adam Podgorecki）认为，美国与欧洲大学有着天然的文化差异。他援引约翰·加尔通（Johann Galtung）的观点分析指出：美国与英国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范式，即重经验性概括而轻理论建构的传统，但是英美之间还有所不同，美国的学术思维是“如何使之可操作化”，英国则是“如何去证明”。这与欧陆大学的风尚迥然不同，大陆国家的条顿范式与高卢范式有些相似，即都重视潜在的智慧要素，不过，条顿范式更偏好“基本原理的演绎”，而法国范式则是“是否可能以法语说清楚”。所谓可操作化，其实也就是知识的可应用性或实用性。早在二十世纪初，有人就针对美国学者与学问所独有的特征而不无自诩地说道：英国人是把大学中的学问作为自我发展的方法与手段，德国人仅在乎学问本身，唯有美国把学问视为“服务的装备”。
作为“服务装备”的大学或学问，自然要合乎服务对象的需求，如果没有需求也要通过自身的优势创造出需求来，这就是自“二战”之中以及战后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演变轨迹。提及美国的高等教育，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如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大学。其实，在研究型大学中，最具美国本土野生性状的大学是由私人创办但又具有赠地大学身份的MIT。这所在建校早期名不见经传甚至差一点为哈佛大学兼并的小学校，如今给人以最深刻印象的恐怕也不过就是它作为世界一流工程师学府的尊荣，却少有人会意识到，它在塑造美式学问、学者乃至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MIT建校于一八六一年，其创建人罗杰斯的目标是把MIT建成一个职业取向注重实用性工程技术的学校，但因为资金问题直到一八六五年在获得赠地款后，它才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虽然罗杰斯希望MIT能够把技术与科学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培养车间里的技术精英和领导人才而不是懂得技艺的熟练操作工，但囿于条件限制，MIT的课程带有突出职业化和实用性色彩，与理论科学少有关联，故而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并且，也难被其他大学认可，以致哈佛校长艾略特甚至动了把它合并到哈佛劳伦斯科学学院的心思，只是由于MIT校友的强烈反对才未能如愿。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获得一位神秘的“斯密斯先生”和柯达公司老板的大笔捐助，特别是一九三零年康普顿主持校务之后，MIT才迎来了它丑小鸭到白天鹅的惊艳之变。
物理学家出身的康普顿早在“一战”期间就在普林斯顿参与过军工研究，甚至出任过法国大使，担任过工业公司的顾问，对物理学理论在军工技术开发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其任内的近二十年间，他与他的得力副手—另一位美国大学与科技史上更为显赫的人物万瓦尼·布什，不遗余力地提升基础科学在MIT的地位，并使之与工程研究及教育之间形成了最为密切的姻缘。在高等教育史上，让带有智力偏好、满足人类精神好奇的纯粹科学或抽象科学与国家的现实功用特别是军事、政治诉求如此有机地结合起来，MIT或许不是第一家，却是做得最为出色的。“二战”期间，MIT全力参与军工研究，诸如在雷达、枪支和投弹瞄准仪、导航、飞行模拟、高速成像、数字计算机等理论研究与技术研发方面卓有成就，成为全美高校中获得政府研究合同和经费最多的大学，以至于引起了众多其他高校的眼红和蜚短流长。但是，作为另外一个获益方的联邦政府，却实实在在地从中领会到这种合作机制的好处。
两次战争赋予MIT特殊机遇，那些传统大学对此望尘莫及。这种扶摇直上的气势不可能不对其他大学带来震撼性的影响。凭借战争中的资源与经验积累，盖格认为，MIT发展出了一种战后研究经济和研究哲学，即研究至高无上，以研究来服务于人才培养、政府以及企业的需要。在源源不断地获得国防部大量研究经费的过程中，MIT把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间的融合发挥到了极致，它不仅满足了政府这个最大客户的旺盛需求，而且，对知识的商业味道没有一点儿抵触和排斥，反而认为知识的商业化过程可以促进更深入的研究，并使得技术更为实用。战后，从MIT实验室中流转出来的不仅是理论原型，更多的是工程人才和衍生技术。有人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有二百五十个公司依托MIT的技术专利应运而生，这些公司的运作也风生水起。一九九七年，波士顿银行在一份对MIT的市场价值估值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由MIT的毕业生和教师组建的公司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世界最大的国家经济体中，这些公司的税收将位居第二十四位，四千家与MIT有关联的公司雇用了一百一十万人……在硅谷和波士顿，有一半的电子工程公司由MIT毕业生创建。” MIT不仅仅具有科学与工程技术优势，一九四九年，为摆脱依旧被人视为一个有术无学的职业性学校负面标签，MIT创建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然而，对于似乎无关功用的精神学问如人文和艺术，MIT也能够从中嗅出一线商机。譬如它的媒体实验室，就通过吸纳包括人文和艺术在内的众多学科学者，开展众多应用与开发研究，将人文艺术与技术融合，并开发出有市场前景的商品，这与MIT把科学基本原理引向工程技术产品的逻辑如出一辙。
在追逐技术产品的商业化方法和路径上，MIT可谓得心应手，不断形成通过创新模式来扩大其用户群，甚至为用户创造出新的需求。这似乎已经让我们难以辨识出，它究竟是一个商业公司还是大学？
当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MIT的这种办学模式绝不是孤案，相对于许多常春藤大学，毋宁说它更是典型的美式大学。在它之后，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加州大学众多分校以及更多全美的公私立研究型大学，尽管很难说都是步了MIT后尘，但是，其办学的实用化路径或者作为“服务的装备”的功能指向也不并逊于MIT。
MIT可谓是基础理论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成功融合的典范，甚至不妨也可以称之为美国独创。因为在传统上的欧洲，科学理论与技术历来是泾渭分明，英国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间基本没有关联，纽曼后来所推崇的大学理念，把抽象的理论仅仅作为精神训练、情趣和品格养成的材料，而洪堡的柏林大学所倡导的寂寞学问仅在于德意志民族理性精神的培育和求知本身。唯有在美国，如前面提到的MIT的万瓦尼·布什在其著名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所认为：“美国佬与生俱来的天赋在于，他能够基于欧洲的基础理论发现开发出技术和技艺。”得益于“二战”所提供的机缘巧合，MIT巧妙地把赠地学院的实用取向与传统大学的理论研究揉到了一起，正是基于这一不菲的收获和感悟，布什意识到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之于技术研发的关联性，技术不再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匠式与美国爱迪生式的发明，而是源于基础理论的优先性。如其所言：“一个国家如果在基础研究上过多依赖其他国家，无论其机械技艺如何，都将会减缓它的工业进步和弱化它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
故而，在“二战”临近尾声之际，身兼联邦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主任的布什，便不遗余力地向政府建议强化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他在美国战后科技政策中最为卓著的贡献就是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创立，从而使得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乃至一般高等教育机构，由此开始从联邦政府获得或许算不上丰厚却非常稳定的研究资助。但是，在此必须特别重申的是，就NSF资助基础研究的根本宗旨而言，它绝非满足人的好奇心和兴趣，而是指向更有活力的美国经济和更稳固的安全与健康保障。因此，就战后持续至今日联邦科技政策与体制整体运行过程及其效应而言，美国的大学其实难得能够成为“仅仅满足兴趣与好奇的场所”，甚至在特定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后的一片问责声浪中，它们更趋于商业化和工具化，如今美国学术资本主义和创业大学等概念生成和流行语境，与这一历史源流间便存在密切关联。
因此，凯洛格委员会的宣言，委实不无夸张和危言耸听的成分，在一个以科学为意识形态、以实用为文化根基的国度，除了极少数的小型文理学院，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与州立大学不仅从来没有“与身边世界越来越不相干”，相反，它本身就是国内乃至全球环境变化的参与者与促成者。如今导致世界众多巨大变革和形势跌宕起伏的因子，如互联网、转基因、生物工程和各种尖端军工技术等等，无论你是视之为众善之门还是万恶之源，我们都早已经对其无法抗拒，甚至沉迷其间。而这当中，美国大学不是唯一的参与者，但没有它们默默念叨的芝麻开门，这个如今魔幻迷离的世界或许不会呈现在人类面前。
整个二十世纪，美国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硬实力可谓达到了无人争锋的至境，尽管在思想与文化领域，还很难说它超越了欧洲。欧洲曾经作为精神贵族家园的牛桥模式、高深学问场所的洪堡模式，在偏好理论与实用结合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冲击下，正在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着蜕变。市场取向、商业模式和实业家精神等词语的流行，意味着欧洲大学、学者以及学问的传统认同越来越难以为继。然而，即使如此，欧洲大学恐怕也未必跟得上美国大学随风起舞的节奏。
回到开篇凯洛格委员会的话题，在一份年度报告中，它援引了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的评述：“美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导者的声望，植根于各种多才多艺大学的能力，它们共同服务于经济的实用需求。……如果我们要持续维持这种把知识转化为经济功用的卓越能力，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就必须维持它在科学技术突破、培养敢于应对挑战国民方面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从这段话中，我们恐怕实难嗅出美国大学面临成为侏罗纪公园中展品的味道，反倒感受到这只恐龙庞大的身姿及其为当今世界留下的阴影愈加浓重，我们被笼罩于其中，但已经不知是喜是悲，更无法预知福祸。唯一所能体悟到的，为“不切实际”和“超越”的思想、精神、文化和智慧所留下的空间愈加逼仄。难道这就是那些倾向于内求思想者们注定的命运：在仅剩下的那方寸空间中，除了落寞、哀怨和忧伤，一无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