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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兵临城下》，讲述了苏联红军传奇狙击手瓦西里与德军顶尖神枪手科尼格少校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一场生死之战，两位王牌狙击手间的巅峰对决，成为作品最扣人心弦的观看点。电影力图还原斯大林格勒的真实历史场景以及人性的真实状态。通过对复杂政治斗争的描述、对美好爱情的歌颂，特别是对战争中敌友之间的人性、亲情、友谊的刻画，以及对真诚与虚浮、崇高与卑劣、绝望与期盼的探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争的残忍与人性的尊崇。电影在题材的挖掘、焦点的抓取、情感认知的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值得称道传播。
“战争题材电影的核心是折射政治以及社会反响”。[1]这部电影透视出俄罗斯这个国家在苏联时期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深入深究，会发现这类文化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是息息相关的。“政治文化”由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首先提出并使用：“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并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2]
一、 国家崇拜与集体主义
影片开头，两军交战的血腥与残酷，新兵集体冲锋的悲壮与震撼，沙查一家視瓦西里、塔妮娅宛若亲人并积极支持苏军战斗，狙击小组间的团结与合作，以及丹尼洛夫为完成击毙德军狙击手任务而舍生就义等细节，真实再现了当德军铁蹄蹂躏苏联国土时，俄罗斯人民勇敢地投入到救亡图存战斗行列的情景。特别是片中略带血腥的战斗场景，以及苏联各类人群的英勇表现，以一种独特的观影震撼力，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国家意识和英雄气质的内涵：俄罗斯人在苏联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等民族性格特征。这种民族精神和性格的塑造，与苏联的国家崇拜和集体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追本溯源，俄罗斯民族这类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与俄罗斯国家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组织制度有关。
一是受东正教的教义影响。俄罗斯人最早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影响而信奉多神教。公元988年，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号令下，改为信仰基督教，并逐渐演化成带有东方色彩的东正教。东正教的“君权神授”思想和“第三罗马”理论与专制制度的深入结合，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崇尚权威、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情节；同时，东正教思想具有“聚合性”特点，注重宣扬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和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从而有效塑造了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这两种典型的民族性格。
二是受传统村社组织模式影响。纵观俄罗斯历史，农村公社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村社土地占有传统拥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这种制度实行土地共有私耕制度，即共同耕种土地的劳动组合形式，是一种赋役承担者的联合体。这种村社文化决定俄罗斯民族需要集体主义精神。同时，这种经济模式也导致对权力的巨大依赖。因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护相应的土地制度。
东正教的宗教教义和村社经济传统相结合，促使服从于国家、政权、集体以及其代表者的集体性、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进入苏联时期，国家崇拜表现为爱国主义：苏联将爱国主义、一切为了苏维埃，作为当时民众生活的基本准则和政治文化核心，而且这种爱国主义往往凌驾于一切个人感情和信念之上。剧中苏联人民积极参军保家卫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英雄主义气概、国家意识全面张扬的内在吸引力，自然增添了影片的魅力。
二、 专制集权与领袖崇拜
电影就是人心的触发，“因为战争是表现社会矛盾的非常极端的形式，最鲜明地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政治诉求和价值观”。[3]剧中上述细节深刻地阐释了苏联政权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对领导人无比狂热的领袖崇拜现象。在这两种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俄罗斯民族逐步形成了顺从与奴性的民族性格。影片中，德军科尼格少校有着从容淡定的举止、自信内敛的意志和迷人出彩的气质，充分展示了德国容克贵族所特有的集体人格。他在面对德军前方统帅时的坦诚自尊、不卑不亢，和苏军政治上无比狂热的丹尼洛夫对赫鲁晓夫的谄媚恐惧、唯唯诺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可以说政治文化给俄罗斯民族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
俄罗斯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政权是其最早的国家制度来源。伊凡三世的行政改革为其君主专制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16世纪，伊凡四世通过设立缙绅会议正式确立了等级代表君主制。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彼得一世启动政治改革，再度巩固了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得以最终确立。因此，“对最近500年间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的研究显示，最本质的东西是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4]俄罗斯的君主制制度，必然要求有对应的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相适应。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家长制”，主要源自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家庭。身为统治者，君主往往被看作是国家的“大家长”，这为后世“铁腕”和“民族领袖”之类的领袖崇拜奠定了基础。
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不仅影响其民族心理，而且影响其政治文化。政治家雷蒙·阿隆指出：“每个政治系统都会受到这个国家所固有的一系列传统、价值、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5]就俄罗斯而言，“历史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其政治文化产生影响：一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此过程中构建的各种制度和观念；二是俄罗斯政治文化发育的独特地理环境。
一是历史原因。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特殊境地。基辅罗斯时期的统一大公政权，先后与鞑靼蒙古、瑞典、波兰等近邻国家或民族发生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公元1243年，蒙古人建立金帐汗国并统治了长达240年，给俄罗斯带来了东方政治文化中的中央集权基因。俄罗斯民族在反抗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和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发展了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
二是地理原因。俄罗斯地跨欧亚大洲，东西跨度达15000公里，南北跨度达5000公里。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160多个文化、习俗和性格各异的大小民族。正是由于地域宽广、地形复杂、民族结构复杂等原因，决定了必须要有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进行管理，这也是俄罗斯专制政权存在的重要理由。 进入20世纪，经过十月革命，传统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鲜明的斯大林主义，其本质仍是中央集权和强权政治。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特点表现在“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可以说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俄罗斯都是在以极权主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中度过的”。[6]这种集权模式导致了盲目的领袖崇拜。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苏联人民把他推上了神坛。特别是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对斯大林的领袖崇拜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巅峰状态，“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等口号随处可见，对斯大林的歌颂甚至写进了苏联国歌中。因此，影片中关于苏联政权专制集权和领袖崇拜的描述以及对主要角色之间相应人性的细腻刻画就显得自然而然。可以说，正是对于人性本色的有力铸造，赋予了影片自然的深刻性。
三、 政治宣傳与舆论引导
“英雄所聚焦的大写的‘人’和人格精神，是军事题材电影具有普泛性受众接受魅力的关键。”[7]剧中的丹尼洛夫是一个勇敢忠诚且敢于直言的政委，是他发现并成就了年轻的瓦西里，瓦西里也应政治需要被当作战斗英雄进行偶像化的宣传。瓦西里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苏联人民想象性的英雄情结，不仅有效激发出苏联红军高昂的抗敌意志，而且大大提升了斯大林格勒全体军民同仇敌忾的斗争士气。这对德军形成了极大的威慑，逼迫德军不得不派出德国王牌高手——狙击学校校长来应战。
影片丹尼洛夫角色完美诠释了政委这一政工干部的形象——从事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有效配合军事战斗。一些二战苏德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提到，德军抓住苏军政委一向是就地枪决。这条血淋淋的命令体现了苏军政委的重要性。二战中，苏军政委平时主要从事思想宣扬工作，不仅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指挥作战，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还能够有效安抚军心、凝聚士气，增强军队战斗意志。据战后统计，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双方死亡人数极为惊人，德方约80万人，俄方约110万人。战争的残酷更加凸显战争中进行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的作用。
纵观俄苏历史，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特别注重通过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刻意塑造维护其高度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民族性格，从而强化个人对集体的有效依附，并延伸成为民族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的依附。普通民众习惯于依赖国家，愿意相信权威，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能力。以苏联时期为例，其文化政策和制度是为其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因此特别注重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其文化方针主要是统一社会思想，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统一性，并通过行政手段对文化建设进行集中领导。这种高压的文化政策、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普通民众只需要放弃决定和思考的权利，做一个忠臣、顺民就能获得幸福。同时，也导致了普通民众容易走极端和做出偏激的举动。影片中经历上级不断施压、杀吓成仁、喜欢的塔妮娅爱上瓦西里并被炸成重伤的情况下，出于压力和责任、内疚和绝望，丹尼洛夫主动迎接德军子弹而壮烈牺牲，就是这种极端和偏激民族性格的有力例证。然而，就俄罗斯整体民族性格而言，主要表现为崇尚精神价值与果敢善战两种特质。
一是高度崇尚精神价值。俄罗斯人注重精神需求，轻视物质享受。俄罗斯民族拥有世界一流的音乐、文学及绘画作品，特别是通过芭蕾舞艺术，更可以看出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重视程度。此外，俄罗斯还有着悠久的颁发奖章和勋章的历史。17世纪末，彼得一世创建了这一制度。到了苏联时期，所颁发的奖章和勋章数量非常多，先后创造出包括“镰刀和锤子”奖章、列宁勋章等一大批各类奖章和勋章，使得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一枚以东正教圣徒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就足以让无数的俄罗斯士兵义无返顾地驰骋疆场，为俄罗斯帝国建功立业。”[8]在这些奖章和勋章的激励下，俄罗斯人民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把俄国从一个传统农奴制的落后国家，改造成了二战后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
二是果敢善战的战斗民族。俄罗斯民族以战争为荣。据统计，“从1368年到1895年的527年间，俄罗斯有329年在打仗”。[9]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唯有战争激发了民族感和自发地迫使人们去培养民族意识。”[10]俄罗斯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总会迸发出超凡脱俗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勇气，以及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历史上，俄罗斯先后成功打败了拿破仑和希特勒，挽救了整个欧洲，这两件伟大功绩让俄罗斯民族始终引以为傲，充分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超强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牺牲精神。影片中的战斗场面的表现真切而激烈，与瓦西里在战斗中的冷静执着和英勇善战，二者有效实现了战斗的现场感与主要人物性格表现之间的映衬作用，也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的内心冲撞和情感升华，提升了影片观赏的艺术品味和思想深度。
“战争题材电影的核心是折射政治以及社会反响”。[1]这部电影透视出俄罗斯这个国家在苏联时期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深入深究，会发现这类文化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是息息相关的。“政治文化”由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首先提出并使用：“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并强调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2]
一、 国家崇拜与集体主义
影片开头，两军交战的血腥与残酷，新兵集体冲锋的悲壮与震撼，沙查一家視瓦西里、塔妮娅宛若亲人并积极支持苏军战斗，狙击小组间的团结与合作，以及丹尼洛夫为完成击毙德军狙击手任务而舍生就义等细节，真实再现了当德军铁蹄蹂躏苏联国土时，俄罗斯人民勇敢地投入到救亡图存战斗行列的情景。特别是片中略带血腥的战斗场景，以及苏联各类人群的英勇表现，以一种独特的观影震撼力，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国家意识和英雄气质的内涵：俄罗斯人在苏联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等民族性格特征。这种民族精神和性格的塑造，与苏联的国家崇拜和集体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追本溯源，俄罗斯民族这类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与俄罗斯国家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组织制度有关。
一是受东正教的教义影响。俄罗斯人最早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影响而信奉多神教。公元988年，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号令下，改为信仰基督教，并逐渐演化成带有东方色彩的东正教。东正教的“君权神授”思想和“第三罗马”理论与专制制度的深入结合，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崇尚权威、国家至上的民族主义情节；同时，东正教思想具有“聚合性”特点，注重宣扬人人得救的群体意识和苦行主义的自我牺牲，从而有效塑造了俄罗斯人的集体主义和自我牺牲这两种典型的民族性格。
二是受传统村社组织模式影响。纵观俄罗斯历史，农村公社是最基本的经济单元，村社土地占有传统拥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这种制度实行土地共有私耕制度，即共同耕种土地的劳动组合形式，是一种赋役承担者的联合体。这种村社文化决定俄罗斯民族需要集体主义精神。同时，这种经济模式也导致对权力的巨大依赖。因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护相应的土地制度。
东正教的宗教教义和村社经济传统相结合，促使服从于国家、政权、集体以及其代表者的集体性、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进入苏联时期，国家崇拜表现为爱国主义：苏联将爱国主义、一切为了苏维埃，作为当时民众生活的基本准则和政治文化核心，而且这种爱国主义往往凌驾于一切个人感情和信念之上。剧中苏联人民积极参军保家卫国、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英雄主义气概、国家意识全面张扬的内在吸引力，自然增添了影片的魅力。
二、 专制集权与领袖崇拜
电影就是人心的触发，“因为战争是表现社会矛盾的非常极端的形式，最鲜明地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政治诉求和价值观”。[3]剧中上述细节深刻地阐释了苏联政权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对领导人无比狂热的领袖崇拜现象。在这两种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俄罗斯民族逐步形成了顺从与奴性的民族性格。影片中，德军科尼格少校有着从容淡定的举止、自信内敛的意志和迷人出彩的气质，充分展示了德国容克贵族所特有的集体人格。他在面对德军前方统帅时的坦诚自尊、不卑不亢，和苏军政治上无比狂热的丹尼洛夫对赫鲁晓夫的谄媚恐惧、唯唯诺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可以说政治文化给俄罗斯民族性格打上了深深烙印。
俄罗斯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基辅罗斯时期的大公政权是其最早的国家制度来源。伊凡三世的行政改革为其君主专制的初步确立奠定了基础。16世纪，伊凡四世通过设立缙绅会议正式确立了等级代表君主制。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彼得一世启动政治改革，再度巩固了中央集权，绝对君主制得以最终确立。因此，“对最近500年间俄罗斯国家历史演变的研究显示，最本质的东西是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及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4]俄罗斯的君主制制度，必然要求有对应的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相适应。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家长制”，主要源自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家庭。身为统治者，君主往往被看作是国家的“大家长”，这为后世“铁腕”和“民族领袖”之类的领袖崇拜奠定了基础。
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不仅影响其民族心理，而且影响其政治文化。政治家雷蒙·阿隆指出：“每个政治系统都会受到这个国家所固有的一系列传统、价值、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5]就俄罗斯而言，“历史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其政治文化产生影响：一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此过程中构建的各种制度和观念；二是俄罗斯政治文化发育的独特地理环境。
一是历史原因。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腹背受敌的特殊境地。基辅罗斯时期的统一大公政权，先后与鞑靼蒙古、瑞典、波兰等近邻国家或民族发生过多次战争。特别是公元1243年，蒙古人建立金帐汗国并统治了长达240年，给俄罗斯带来了东方政治文化中的中央集权基因。俄罗斯民族在反抗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和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逐步确立和发展了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
二是地理原因。俄罗斯地跨欧亚大洲，东西跨度达15000公里，南北跨度达5000公里。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160多个文化、习俗和性格各异的大小民族。正是由于地域宽广、地形复杂、民族结构复杂等原因，决定了必须要有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进行管理，这也是俄罗斯专制政权存在的重要理由。 进入20世纪，经过十月革命，传统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鲜明的斯大林主义，其本质仍是中央集权和强权政治。苏联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特点表现在“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可以说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俄罗斯都是在以极权主义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中度过的”。[6]这种集权模式导致了盲目的领袖崇拜。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苏联人民把他推上了神坛。特别是在卫国战争胜利后，对斯大林的领袖崇拜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巅峰状态，“亲爱的领袖和导师”“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等口号随处可见，对斯大林的歌颂甚至写进了苏联国歌中。因此，影片中关于苏联政权专制集权和领袖崇拜的描述以及对主要角色之间相应人性的细腻刻画就显得自然而然。可以说，正是对于人性本色的有力铸造，赋予了影片自然的深刻性。
三、 政治宣傳与舆论引导
“英雄所聚焦的大写的‘人’和人格精神，是军事题材电影具有普泛性受众接受魅力的关键。”[7]剧中的丹尼洛夫是一个勇敢忠诚且敢于直言的政委，是他发现并成就了年轻的瓦西里，瓦西里也应政治需要被当作战斗英雄进行偶像化的宣传。瓦西里的英雄形象满足了苏联人民想象性的英雄情结，不仅有效激发出苏联红军高昂的抗敌意志，而且大大提升了斯大林格勒全体军民同仇敌忾的斗争士气。这对德军形成了极大的威慑，逼迫德军不得不派出德国王牌高手——狙击学校校长来应战。
影片丹尼洛夫角色完美诠释了政委这一政工干部的形象——从事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有效配合军事战斗。一些二战苏德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提到，德军抓住苏军政委一向是就地枪决。这条血淋淋的命令体现了苏军政委的重要性。二战中，苏军政委平时主要从事思想宣扬工作，不仅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指挥作战，更关键的地方在于还能够有效安抚军心、凝聚士气，增强军队战斗意志。据战后统计，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双方死亡人数极为惊人，德方约80万人，俄方约110万人。战争的残酷更加凸显战争中进行思想引领、舆论引导的作用。
纵观俄苏历史，可以说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特别注重通过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刻意塑造维护其高度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民族性格，从而强化个人对集体的有效依附，并延伸成为民族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的依附。普通民众习惯于依赖国家，愿意相信权威，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能力。以苏联时期为例，其文化政策和制度是为其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因此特别注重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其文化方针主要是统一社会思想，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统一性，并通过行政手段对文化建设进行集中领导。这种高压的文化政策、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导致普通民众只需要放弃决定和思考的权利，做一个忠臣、顺民就能获得幸福。同时，也导致了普通民众容易走极端和做出偏激的举动。影片中经历上级不断施压、杀吓成仁、喜欢的塔妮娅爱上瓦西里并被炸成重伤的情况下，出于压力和责任、内疚和绝望，丹尼洛夫主动迎接德军子弹而壮烈牺牲，就是这种极端和偏激民族性格的有力例证。然而，就俄罗斯整体民族性格而言，主要表现为崇尚精神价值与果敢善战两种特质。
一是高度崇尚精神价值。俄罗斯人注重精神需求，轻视物质享受。俄罗斯民族拥有世界一流的音乐、文学及绘画作品，特别是通过芭蕾舞艺术，更可以看出他们对精神生活的重视程度。此外，俄罗斯还有着悠久的颁发奖章和勋章的历史。17世纪末，彼得一世创建了这一制度。到了苏联时期，所颁发的奖章和勋章数量非常多，先后创造出包括“镰刀和锤子”奖章、列宁勋章等一大批各类奖章和勋章，使得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一枚以东正教圣徒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就足以让无数的俄罗斯士兵义无返顾地驰骋疆场，为俄罗斯帝国建功立业。”[8]在这些奖章和勋章的激励下，俄罗斯人民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把俄国从一个传统农奴制的落后国家，改造成了二战后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超级大国。
二是果敢善战的战斗民族。俄罗斯民族以战争为荣。据统计，“从1368年到1895年的527年间，俄罗斯有329年在打仗”。[9]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过：“唯有战争激发了民族感和自发地迫使人们去培养民族意识。”[10]俄罗斯人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总会迸发出超凡脱俗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勇气，以及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历史上，俄罗斯先后成功打败了拿破仑和希特勒，挽救了整个欧洲，这两件伟大功绩让俄罗斯民族始终引以为傲，充分展示了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超强的凝聚力和爱国精神、牺牲精神。影片中的战斗场面的表现真切而激烈，与瓦西里在战斗中的冷静执着和英勇善战，二者有效实现了战斗的现场感与主要人物性格表现之间的映衬作用，也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的内心冲撞和情感升华，提升了影片观赏的艺术品味和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