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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中森姜珠牡与汉乐府诗《陌上桑》中秦罗敷都是文学史上较为突出和典型的美好女性形象。珠牡和罗敷形象存在一定共性，但同时也在角色塑造方式、角色性格、角色社会定位与形象评价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这说明藏文化体系与汉文化体系之间审美偏好存在一定差异，从美学角度对珠牡和罗敷进行比较分析，可得出藏汉文化审美观念的异同，进而探究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文化传统和建立在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审美取向。
【关键词】《格萨尔》；《陌上桑》；森姜珠牡；秦罗敷；审美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无论是藏族的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还是汉族的汉乐府诗歌，其主要内容都是来源于民间，反映了民间的风俗习惯、生活状态以及审美取向等。森姜珠牡和秦罗敷的形象塑造，有一定的共性，如外貌出众、勤劳能干等。但与此同时，因为属于游牧文明体系的藏族和属于农耕文明体系的汉族在其文化传统、审美取向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其对女性文学形象的审美视角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珠牡与罗敷性格形象塑造以及后世对角色形象的接受与评价等方面。
从美学角度对珠牡和罗敷的角色形象进行比较，也能够折射出藏汉文化审美取向的异同。而从《格萨尔》史诗或汉乐府诗当中体现出的美学偏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藏民族或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折射出游牧文明体系和农耕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
一、珠牡与罗敷
作为各自所属文化体系中的典型女性角色形象，嘉洛·森姜珠牡与秦罗敷的形象塑造及其角色接受与评价，都是根植于各自文化土壤的。珠牡的形象出自藏族传统民间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而秦罗敷则是汉乐府诗《陌上桑》当中塑造的一位“好女”。
格萨尔王的王后嘉洛·森姜珠牡，是《格萨尔》史诗中最为重要且受到人们喜爱与称颂的女性角色之一。在较早期的贵德分章本当中，森姜珠牡是嘉洛草原上的巨富嘎嘉洛家族长女。而在分部本当中，嘉洛家族被描述为部落的头人家族，珠牡的身份也随之提升，有些译本甚至称珠牡为公主。不仅如此，森姜珠牡还被认为是随天神推巴噶瓦共同下界斩妖除魔的女神，是白度母的化身。珠牡虽有过人容貌和财富，其自身仍有劳动女性的一面。据《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叙述，珠牡与化装成乞丐的少年觉如相遇正是在珠牡三姐妹去采蕨麻的路上。这一情节充分说明，森姜珠牡虽身份尊贵，但并未因此养尊处优，而是也和“采桑城南隅”的秦罗敷一样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因为自身极为突出美貌和不凡家世，史诗中珠牡一亮相，就以许多国王、勇士追逐和仰慕的对象身份出现。在岭国赛马会结束后，神子觉如赢得赛马成为格萨尔王，并迎娶珠牡为岭国王后。然而珠牡的美貌并未因婚姻而被雪藏。在格萨尔王出征北方魔国时，霍尔白帐王派出寻访美人的乌鸦将珠牡的消息带给白帐王，白帐王渴慕珠牡的美色，经典的霍岭大战即因此而起。
汉乐府诗《陌上桑》当中浓墨重彩塑造的秦罗敷，是一位同时具有美艳照人的外表和谨守礼教之内心的“模范”女性。关于罗敷的身份，诗中并没有完全确切的描述，只说“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至于秦罗敷的身份地位、家庭状况、身家财产等只能通过诗文内容进行推测。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陌上桑》的故事原型应该是生活于战国时期的一位女子。西晋时期崔豹所著《古今注》写道：“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由此可见，若此确为乐府诗中罗敷原型，则秦罗敷至少婚后地位相当显赫。从古人婚姻“门当户对”传统逆向推断，罗敷娘家虽书中无载，但若无意外情况，至少属于上流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罗敷都被学术界误解为平民女子。但实际上诗中特别对罗敷采桑的桑笼进行了描写，强调了桑笼的精致，完全能显示出采桑者具有尊贵身份；而罗敷衣物和首饰之华丽，也非普通平民女子能够负担。
对于未在诗中直接体现出的信息，通过文本也可以探得蛛丝马迹。譬如罗敷所梳的“倭堕髻”为古代妇女发型的一种，是堕马髻的变形，而堕马髻则多为已婚妇女的发式。因此秦罗敷确有相当大可能已婚。综上，罗敷身份当为有一定社会地位且较富裕家庭的主妇。
二、珠牡与罗敷之“美”
在民间流传的史诗故事或诗歌传说当中，森姜珠牡和秦罗敷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即她们都被赋予了“美人”的标签。然而珠牡和罗敷毕竟民族不同、所处社会背景不同、时代也不同，因此她们的“美”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通过对作品不难看出，珠牡之美主要来自于其美丽、聪慧、勇敢、坚定，而罗敷之美则被强调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在《格萨尔》史诗当中，岭国王后森姜珠牡被描绘为岭国最美的女子。尤其在《霍岭大战》一部当中，史诗借霍尔王放出的黑乌鸦之口，集中地对珠牡的美貌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赞颂：
冬天她比太阳暖，
夏天她比柳荫凉；
遍身芳香赛花朵，
蜜蜂成群绕身旁。
然而珠牡之美并不仅在于外表的出众。在史诗的描述中，森姜珠牡同样也是具有文韬武略的一位女性。在格萨尔王率军出征的时候，珠牡要代替格萨尔管理岭国国政；在格萨尔外出降魔、霍尔王趁机发兵攻打岭国的时候，珠牡能够披挂起格萨尔的盔甲，用箭射死许多霍尔兵，保卫岭国。因此，珠牡并非一个仅有美貌和良好出身的花瓶式角色，而是同时还具有智慧与才干。
森姜珠牡能够成为《格萨尔》史诗中最尊贵女子不仅因为美貌，还因其聪敏才干及勇敢魄力。在捉天马时，身为“九群骏马的主人”的珠牡最懂得马的优劣，能够说出最美好的赞语，也唯有珠牡的赞语能够将宝马留在人间。而在《嘉地妖尸》一部当中，只有珠牡能够看懂嘉地公主写来的信并为格萨尔翻译出来，这一语言特长甚至连格萨尔王本人也不具备。尤为可贵的是，珠牡并不是一个处处依靠他人的、徒有其表的柔弱女子。在面对霍尔白帐王的威胁时，她还表现出了坚韧不屈的性格和几乎不输男性的勇武魄力。 当然，史诗中的珠牡是一个丰满而立体的角色，也有其性格上的缺陷，如善妒，自负等，曾因嫉妒次妃梅萨绷吉而使格萨尔饮下健忘的酒，导致格萨尔闭关修行期间，梅萨被北方魔王鲁赞掠走。而在穆雅国之时，珠牡不顾梅萨的小心掩饰，自负地暴露身份，导致岭国七姐妹被俘，也体现了森姜珠牡性格中不够成熟的一面。
在《陌上桑》当中，对秦氏“好女”秦罗敷的塑造也是多方面的。《陌上桑》当中的罗敷，出场便是“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在汉族的古代神话当中，桑蚕之业是由黄帝之妻嫘祖所开创，因此桑蚕往往与女性相联系。”《孟子·滕文公下》有言称“夫人蚕缫，以为衣服。”这表明在中原文化传统当中，采桑养蚕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一项技能，并作为衡量女性是否贤惠能干的标准之一。
在勤劳贤惠的优点之后，诗歌才关注罗敷出众的外貌：“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一段正面描写主要通过时尚的发型和艳丽的衣饰写出罗敷的光彩照人。随后诗中又以侧面描写进一步烘托了罗敷的美貌：“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梢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通过行人对罗敷的围观入神，更显出罗敷之美。
和珠牡一样，罗敷也不是徒有其表的花瓶式角色。她不仅勤劳贤惠，亲自采桑养蚕，还符合中原传统文化体系对女性要求的“贞节”。当 “使君”为罗敷容貌吸引，询问罗敷“宁可共载否”时，罗敷不仅严辞拒绝，还以“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对使君加以谴责和劝诫。并且她在拒绝使君同时，十分巧妙夸赞自己“夫婿”风度、地位及身份，言谈间不乏崇敬与自豪，这一点恰恰符合中原文化传统“夫为妻纲”言论。联系两汉时期“独尊儒术”导向及士大夫阶层在乐府诗收集整理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不难判断出秦罗敷的“好女”形象，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原汉族文化传统对女性角色乃至女性群体的审美要求。
三、角色塑造之审美偏好
显而易见，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尤其民间文学作品对主要正面女性角色塑造的倾向，代表的实际上是该民族对女性群体的审美取向。因此，作品在角色塑造过程中体现出的美学偏好，实际折射出的是整个民族乃至其所根植整个文化土壤、文明体系的美学偏好。
藏民族对珠牡的称赞首先是对她容貌的肯定。藏族人民将珠牡称为岭国最美的女子，且以积极和磊落的态度欣赏、赞扬这种美，将之视为珠牡的一种美好天赋。相比之下，中原汉族文化主流一边宣称“好德不好色”，将女性的美貌视为“祸水”，同时又无法正视自身对美丽女性的欣赏和爱慕，于是就塑造美女角色时加入“德行”“操守”作为遮羞布，否则便将美女斥为“祸国殃民”。由此可见，在对女性外貌的欣赏方面，实际上无论藏族还是汉族都更偏好于美人。只是因为文化和观念差异，表现出了态度差异。
对女性能力的审美取向差异也明显存在。珠牡以其聪慧勇敢辅佐格萨尔王治理岭国，在格萨尔出征期间还要管理岭国政事，这说明珠牡的能力受到承认。而藏民族对珠牡能力的认可，并无基于性别的双重标准，她的能力是为岭国百姓造福的。相对而言，汉民族传统文化主流尤其士大夫阶层对秦罗敷能力评判和期待以当代进步眼光看来，无疑是不公平的。《陌上桑》并未否认罗敷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仅作为“妇德”附属价值存在，只为维持罗敷德行符合男性视角评判标准。至于罗敷的其他技能如采桑养蚕，更体现出中原传统主流文化要求女性为家庭奉献、认为女性劳动价值应该无偿为男性服务这一倾向。
《格萨尔》史诗在千年的传唱过程中赞美着珠牡的优点，但并未回避其缺点。这说明藏民族对珠牡的喜爱和认同首先建立在对珠牡其人认可基础之上，而非借珠牡宣扬某种观念或者刻意树立某种规范标准。藏族文化传统对美好的女性形象有偏好和期待，但不因此对女性提出道德绑架或者苛求。相较而言，《陌上桑》当中秦氏好女罗敷则几乎没有体现出任何缺点，完全成为女性道德楷模。
由此可见，游牧文明体系审美观更接近自然物种，以“人”为审美主体进行美学选择。因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对自然有极强的依赖，且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生存环境相对艰难，藏民族审美偏好更加原始，较少附加社会性内容，具有诗性智慧特性。农耕文明体系是一种相对较为成熟和实用主义化的文明形态，往往体现出极其强烈社会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男性掌握强势话语权，因此农耕文明体系审美主体不是“人”而是“男人”，完全以男性利益和喜好作为评判标准对女性进行审美判断。女性价值被粗暴等同于女性能够奉献给男性的价值，而女性群体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意义不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被无视和践踏，在审美层面也同样遭受不公平苛待。
游牧文明体系本身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社会组织构象，这种松散的社会构象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构建，而社会话语权掌握者被期望凭借智慧做出正确决策。因此社会话语权不同于特权，反而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正因如此，在《格萨尔》史诗所代表文化语境下，藏族对女性评判以女性自身为基准，将女性当做独立性别。不同性别之间或有区别，但并无尊卑。
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形态固然还未完全形成宋元时期对女性的束缚乃至打压的传统，但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女性群体社会地位已开始急转直下。随着金字塔式等级社会构象确立和成熟，家庭内部基于年龄、辈分和性别形成的金字塔式等级模式也逐渐固化，而除个别辈分很高的女性之外，女性群体普遍处于金字塔最底层。
综上，在美学视野下对森姜珠牡和秦罗敷的角色形象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折射出藏民族和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语境下审美偏好异同。但这种不同文化语境下审美偏好当中的差异，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文明形态和文化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降边嘉措，吴伟.格萨尔王[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
[2]吴伟.《格萨尔》人物研究[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3]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王沂暖，华甲.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5]杜贵晨.《陌上桑》三重主题及其在美女题材文学史上的意义[J].河北学刊，2014，34（3）：70-76.
[6]朱琼娅.汉乐府风俗文化及其美学阐释[D].广西师范大学，2008.
[7]王海燕.男权话语下的女性爱情试炼——《陌上桑》新解[J].东方论坛，2002（1）：70-76.
作者简介：王巳龙（1989-），吉林长春人，研究生在读，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格萨尔》；《陌上桑》；森姜珠牡；秦罗敷；审美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无论是藏族的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还是汉族的汉乐府诗歌，其主要内容都是来源于民间，反映了民间的风俗习惯、生活状态以及审美取向等。森姜珠牡和秦罗敷的形象塑造，有一定的共性，如外貌出众、勤劳能干等。但与此同时，因为属于游牧文明体系的藏族和属于农耕文明体系的汉族在其文化传统、审美取向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其对女性文学形象的审美视角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珠牡与罗敷性格形象塑造以及后世对角色形象的接受与评价等方面。
从美学角度对珠牡和罗敷的角色形象进行比较，也能够折射出藏汉文化审美取向的异同。而从《格萨尔》史诗或汉乐府诗当中体现出的美学偏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藏民族或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折射出游牧文明体系和农耕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
一、珠牡与罗敷
作为各自所属文化体系中的典型女性角色形象，嘉洛·森姜珠牡与秦罗敷的形象塑造及其角色接受与评价，都是根植于各自文化土壤的。珠牡的形象出自藏族传统民间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而秦罗敷则是汉乐府诗《陌上桑》当中塑造的一位“好女”。
格萨尔王的王后嘉洛·森姜珠牡，是《格萨尔》史诗中最为重要且受到人们喜爱与称颂的女性角色之一。在较早期的贵德分章本当中，森姜珠牡是嘉洛草原上的巨富嘎嘉洛家族长女。而在分部本当中，嘉洛家族被描述为部落的头人家族，珠牡的身份也随之提升，有些译本甚至称珠牡为公主。不仅如此，森姜珠牡还被认为是随天神推巴噶瓦共同下界斩妖除魔的女神，是白度母的化身。珠牡虽有过人容貌和财富，其自身仍有劳动女性的一面。据《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叙述，珠牡与化装成乞丐的少年觉如相遇正是在珠牡三姐妹去采蕨麻的路上。这一情节充分说明，森姜珠牡虽身份尊贵，但并未因此养尊处优，而是也和“采桑城南隅”的秦罗敷一样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因为自身极为突出美貌和不凡家世，史诗中珠牡一亮相，就以许多国王、勇士追逐和仰慕的对象身份出现。在岭国赛马会结束后，神子觉如赢得赛马成为格萨尔王，并迎娶珠牡为岭国王后。然而珠牡的美貌并未因婚姻而被雪藏。在格萨尔王出征北方魔国时，霍尔白帐王派出寻访美人的乌鸦将珠牡的消息带给白帐王，白帐王渴慕珠牡的美色，经典的霍岭大战即因此而起。
汉乐府诗《陌上桑》当中浓墨重彩塑造的秦罗敷，是一位同时具有美艳照人的外表和谨守礼教之内心的“模范”女性。关于罗敷的身份，诗中并没有完全确切的描述，只说“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至于秦罗敷的身份地位、家庭状况、身家财产等只能通过诗文内容进行推测。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陌上桑》的故事原型应该是生活于战国时期的一位女子。西晋时期崔豹所著《古今注》写道：“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由此可见，若此确为乐府诗中罗敷原型，则秦罗敷至少婚后地位相当显赫。从古人婚姻“门当户对”传统逆向推断，罗敷娘家虽书中无载，但若无意外情况，至少属于上流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罗敷都被学术界误解为平民女子。但实际上诗中特别对罗敷采桑的桑笼进行了描写，强调了桑笼的精致，完全能显示出采桑者具有尊贵身份；而罗敷衣物和首饰之华丽，也非普通平民女子能够负担。
对于未在诗中直接体现出的信息，通过文本也可以探得蛛丝马迹。譬如罗敷所梳的“倭堕髻”为古代妇女发型的一种，是堕马髻的变形，而堕马髻则多为已婚妇女的发式。因此秦罗敷确有相当大可能已婚。综上，罗敷身份当为有一定社会地位且较富裕家庭的主妇。
二、珠牡与罗敷之“美”
在民间流传的史诗故事或诗歌传说当中，森姜珠牡和秦罗敷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即她们都被赋予了“美人”的标签。然而珠牡和罗敷毕竟民族不同、所处社会背景不同、时代也不同，因此她们的“美”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通过对作品不难看出，珠牡之美主要来自于其美丽、聪慧、勇敢、坚定，而罗敷之美则被强调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在《格萨尔》史诗当中，岭国王后森姜珠牡被描绘为岭国最美的女子。尤其在《霍岭大战》一部当中，史诗借霍尔王放出的黑乌鸦之口，集中地对珠牡的美貌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赞颂：
冬天她比太阳暖，
夏天她比柳荫凉；
遍身芳香赛花朵，
蜜蜂成群绕身旁。
然而珠牡之美并不仅在于外表的出众。在史诗的描述中，森姜珠牡同样也是具有文韬武略的一位女性。在格萨尔王率军出征的时候，珠牡要代替格萨尔管理岭国国政；在格萨尔外出降魔、霍尔王趁机发兵攻打岭国的时候，珠牡能够披挂起格萨尔的盔甲，用箭射死许多霍尔兵，保卫岭国。因此，珠牡并非一个仅有美貌和良好出身的花瓶式角色，而是同时还具有智慧与才干。
森姜珠牡能够成为《格萨尔》史诗中最尊贵女子不仅因为美貌，还因其聪敏才干及勇敢魄力。在捉天马时，身为“九群骏马的主人”的珠牡最懂得马的优劣，能够说出最美好的赞语，也唯有珠牡的赞语能够将宝马留在人间。而在《嘉地妖尸》一部当中，只有珠牡能够看懂嘉地公主写来的信并为格萨尔翻译出来，这一语言特长甚至连格萨尔王本人也不具备。尤为可贵的是，珠牡并不是一个处处依靠他人的、徒有其表的柔弱女子。在面对霍尔白帐王的威胁时，她还表现出了坚韧不屈的性格和几乎不输男性的勇武魄力。 当然，史诗中的珠牡是一个丰满而立体的角色，也有其性格上的缺陷，如善妒，自负等，曾因嫉妒次妃梅萨绷吉而使格萨尔饮下健忘的酒，导致格萨尔闭关修行期间，梅萨被北方魔王鲁赞掠走。而在穆雅国之时，珠牡不顾梅萨的小心掩饰，自负地暴露身份，导致岭国七姐妹被俘，也体现了森姜珠牡性格中不够成熟的一面。
在《陌上桑》当中，对秦氏“好女”秦罗敷的塑造也是多方面的。《陌上桑》当中的罗敷，出场便是“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在汉族的古代神话当中，桑蚕之业是由黄帝之妻嫘祖所开创，因此桑蚕往往与女性相联系。”《孟子·滕文公下》有言称“夫人蚕缫，以为衣服。”这表明在中原文化传统当中，采桑养蚕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一项技能，并作为衡量女性是否贤惠能干的标准之一。
在勤劳贤惠的优点之后，诗歌才关注罗敷出众的外貌：“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一段正面描写主要通过时尚的发型和艳丽的衣饰写出罗敷的光彩照人。随后诗中又以侧面描写进一步烘托了罗敷的美貌：“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梢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通过行人对罗敷的围观入神，更显出罗敷之美。
和珠牡一样，罗敷也不是徒有其表的花瓶式角色。她不仅勤劳贤惠，亲自采桑养蚕，还符合中原传统文化体系对女性要求的“贞节”。当 “使君”为罗敷容貌吸引，询问罗敷“宁可共载否”时，罗敷不仅严辞拒绝，还以“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对使君加以谴责和劝诫。并且她在拒绝使君同时，十分巧妙夸赞自己“夫婿”风度、地位及身份，言谈间不乏崇敬与自豪，这一点恰恰符合中原文化传统“夫为妻纲”言论。联系两汉时期“独尊儒术”导向及士大夫阶层在乐府诗收集整理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不难判断出秦罗敷的“好女”形象，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原汉族文化传统对女性角色乃至女性群体的审美要求。
三、角色塑造之审美偏好
显而易见，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尤其民间文学作品对主要正面女性角色塑造的倾向，代表的实际上是该民族对女性群体的审美取向。因此，作品在角色塑造过程中体现出的美学偏好，实际折射出的是整个民族乃至其所根植整个文化土壤、文明体系的美学偏好。
藏民族对珠牡的称赞首先是对她容貌的肯定。藏族人民将珠牡称为岭国最美的女子，且以积极和磊落的态度欣赏、赞扬这种美，将之视为珠牡的一种美好天赋。相比之下，中原汉族文化主流一边宣称“好德不好色”，将女性的美貌视为“祸水”，同时又无法正视自身对美丽女性的欣赏和爱慕，于是就塑造美女角色时加入“德行”“操守”作为遮羞布，否则便将美女斥为“祸国殃民”。由此可见，在对女性外貌的欣赏方面，实际上无论藏族还是汉族都更偏好于美人。只是因为文化和观念差异，表现出了态度差异。
对女性能力的审美取向差异也明显存在。珠牡以其聪慧勇敢辅佐格萨尔王治理岭国，在格萨尔出征期间还要管理岭国政事，这说明珠牡的能力受到承认。而藏民族对珠牡能力的认可，并无基于性别的双重标准，她的能力是为岭国百姓造福的。相对而言，汉民族传统文化主流尤其士大夫阶层对秦罗敷能力评判和期待以当代进步眼光看来，无疑是不公平的。《陌上桑》并未否认罗敷的智慧，然而这种智慧仅作为“妇德”附属价值存在，只为维持罗敷德行符合男性视角评判标准。至于罗敷的其他技能如采桑养蚕，更体现出中原传统主流文化要求女性为家庭奉献、认为女性劳动价值应该无偿为男性服务这一倾向。
《格萨尔》史诗在千年的传唱过程中赞美着珠牡的优点，但并未回避其缺点。这说明藏民族对珠牡的喜爱和认同首先建立在对珠牡其人认可基础之上，而非借珠牡宣扬某种观念或者刻意树立某种规范标准。藏族文化传统对美好的女性形象有偏好和期待，但不因此对女性提出道德绑架或者苛求。相较而言，《陌上桑》当中秦氏好女罗敷则几乎没有体现出任何缺点，完全成为女性道德楷模。
由此可见，游牧文明体系审美观更接近自然物种，以“人”为审美主体进行美学选择。因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对自然有极强的依赖，且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生存环境相对艰难，藏民族审美偏好更加原始，较少附加社会性内容，具有诗性智慧特性。农耕文明体系是一种相对较为成熟和实用主义化的文明形态，往往体现出极其强烈社会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男性掌握强势话语权，因此农耕文明体系审美主体不是“人”而是“男人”，完全以男性利益和喜好作为评判标准对女性进行审美判断。女性价值被粗暴等同于女性能够奉献给男性的价值，而女性群体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意义不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被无视和践踏，在审美层面也同样遭受不公平苛待。
游牧文明体系本身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社会组织构象，这种松散的社会构象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构建，而社会话语权掌握者被期望凭借智慧做出正确决策。因此社会话语权不同于特权，反而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正因如此，在《格萨尔》史诗所代表文化语境下，藏族对女性评判以女性自身为基准，将女性当做独立性别。不同性别之间或有区别，但并无尊卑。
两汉时期中原文化形态固然还未完全形成宋元时期对女性的束缚乃至打压的传统，但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女性群体社会地位已开始急转直下。随着金字塔式等级社会构象确立和成熟，家庭内部基于年龄、辈分和性别形成的金字塔式等级模式也逐渐固化，而除个别辈分很高的女性之外，女性群体普遍处于金字塔最底层。
综上，在美学视野下对森姜珠牡和秦罗敷的角色形象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折射出藏民族和汉民族的文化传统语境下审美偏好异同。但这种不同文化语境下审美偏好当中的差异，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文明形态和文化发展历程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降边嘉措，吴伟.格萨尔王[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
[2]吴伟.《格萨尔》人物研究[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
[3]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王沂暖，华甲.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5]杜贵晨.《陌上桑》三重主题及其在美女题材文学史上的意义[J].河北学刊，2014，34（3）：70-76.
[6]朱琼娅.汉乐府风俗文化及其美学阐释[D].广西师范大学，2008.
[7]王海燕.男权话语下的女性爱情试炼——《陌上桑》新解[J].东方论坛，2002（1）：70-76.
作者简介：王巳龙（1989-），吉林长春人，研究生在读，西藏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