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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成都穿过都江堰，向西北经汶川进入杂谷脑河大峡谷之中，滔滔岷江从山底流过，阳光暖暖地斜投在峡谷中，又迅速回照到江岸山坡的羌寨上。在专家、学者们冷静而理性的目光中，这片区域的碉楼建筑是羌族人民在高山峡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以最原始的天然石块和黏土等建筑材料，以非凡的智慧，创造出来的独树一帜的建筑防御体系和建筑艺术。这些人类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碉楼建筑，以及由这些建筑群构成的村落，不但丰富了我国和世界的建筑文化，同时也成为人类物质文明遗产中的瑰宝。它们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历史学的内涵，更是承载羌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代替的符号。
“东方古堡”的历史影纹
在民国版的《汶川县志》中，称岷江两岸的“羌土寨居，远视如西式洋楼”，而在1918年，当一位英国传教士托马斯到了岷江和沱江流域，见到羌人的碉楼时，这些在当地汉人眼中离奇的“西式洋楼”，却在他这位西洋人眼里，又变成了离奇的“东方建筑”——“第一印象就是远在高山险要处、石砌平顶房楼楼相连所形成的村寨以及点缀其间的巍巍碉楼。远远望去，对于一个西方的游客，这些村寨好像是摆错了地方的工业城，一座座的碉楼好像烟囱林立一样”。之后，另一位英国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女士，在一路行走抵达汶川县的旅程中，沿途所见的羌族建筑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在山顶上、悬崖顶部坐落着村舍，可以由开凿在岩石里面和悬崖边上的石梯到达那儿，悬崖里面被挖空成为贮藏室；村庄里的房屋有三层、四层高，五层高，甚至七层高，紧贴在陡峭的山腰上，或者紧紧抓住绝壁，悬在汹涌的溪流之上。
为伯德与托马斯所不知的是，他们眼中这些完全由石头垒砌而成的房屋，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邛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载：“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为羌语译音，意指碉楼或石碉。这是羌族人民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见证物，是羌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符号。历史上，为防止外敌入侵，羌人都要在寨子边，用石块修建“邛笼”。碉分别呈四棱、五棱、六棱和八棱，高达数丈。石碉内一般分为7-9层，最高的可达12层；以独木梯上下，对外有枪孔，战时既是战碉，驻扎防御兵士，亦可作烽火台，用于传递信息，平时多用于储存粮食、堆放柴草。
黄泥垒成的古堡世界
“5·12汶川特大地震”使汶川的萝卜寨成为一个让所有人痛心疾首的名词。这座号称“云朵上的街市”的古老羌寨，在那个惨痛的瞬间，一下子就被地震从大地上抹去了。曾经的美丽，只剩下立在风中空荡荡的门框和倒在地上摔成碎块的黄泥墙。鲜为人知的是，在羌族地区，以黄泥垒墙建筑而成的古老寨子，还有许多。而这些寨子也有不少在大地震中幸运地躲过一劫。
站在汶川县的任何一个地方，抬头你便能看见三座大山，汶川县城即被这北面的龙山、南面的羊龙山和东面的围龙山合拥着。在高高的龙山脊架上，耸立着的布瓦寨往往第一时间就会把人的眼球吸引过去。站在汶川县的街道边，向上仰视，村容寨貌总是隐隐约约，点点房棱屋角，立在一大片黄土坡上，仿佛早与土地合二为一。唯有那几座土碉楼，如几柄挺立的宝剑，直指云雾蓝天，充满庄严雄伟的气势。
布瓦寨是汶川县威州镇的一个村庄，位于岷江与杂谷脑河汇合之处的高半山坡台地上。“布瓦”，即羌语“黄泥垒的土峰”之意。寨子的朱支书是个面色黝黑的中年人，他一边领着我爬坡，一边不时与下山的村民打着招呼。走近寨子的土碉，朱支书的两眼愈发有光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布瓦寨的土碉始建于明末清初，近年吸引了不少建筑学家前来考察，他们称这是“中国最后的土碉群落”。
布瓦寨的房屋和碉堡全部就地取材，用黄土筑成。碉楼最为奇特之处是碉楼的顶子两边都有巨大片石做成的“耳朵”，上面的石孔里悬挂有铜铃，既可用来报警，也可用来逃生。一旦情况危急，守碉人就可在“耳朵”的孔里系上绳子开溜。羌人自古生存环境恶劣，在昔日，内争外斗颇多，布瓦的战碉见证了旧时的苦难与硝烟，而现在，风起铃响，布瓦寨子的战碉，只余下山风中摇曳的铃声，述说着曾经沧海桑田的历史。寨中的大多黄土房都紧紧地围绕在土碉周围，互为掎角，从而构建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和大型黄土建筑群落。如今的寨子，鸡鸣桑树巅，依依墟里烟。和平与宁静，就如清晨初生的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深山迷宫桃坪寨
坐落在理县的桃坪寨，是一个典型的羌族村寨。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桃坪羌寨三座著名的古碉楼只有楼尖发生部分垮塌，但主体依然保存完好。
据说，桃坪羌寨子因为村旁溪水中的石头呈红色，也曾叫赤溪寨和赤鸡寨，后来称为桃坪则是因为其先民陶殊遍植桃树的缘故。据史料记载，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远望呈八卦形布局，结构严谨，屋屋相连，户户相通，浑然一体。桃坪羌寨之所以被称为古堡，是由于它留有许多战时的特性：寨子全部由高大的墙体连接而成，寨内遍布明暗巷道还分散于各家各户之间，连接着八个出入口，婉转回旋，形似八卦之阵。整个羌寨浑然一体，有用石头与黄泥砌成的高大的老墙。寨子以三岔巷为中心，众多的明暗道路通向寨子的每一个角落，有的只能容纳一人侧身通过，身在其中就如进入了迷宫一般，往往会被老掉牙的石墙压得透不过气来，如果细看，高达数十米的墙体上还有“十”、“万”等石砌图案及一些太阳形花纹，而其含义却至今未能破解。
与房屋相连在一处的两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碉，各层都有内大外小的射击孔，顶部还有照楼，碉顶墙外安有可系绳子上下的石孔，因两座碉均为菱形，安装有背脊，至今仍坚固无比。在各条巷道的下边，遍布的还有地下水网，这又是桃坪的一大奇景，人们利用寨中地貌特征，引附近增头沟的雪山之水流入寨内作生活和防御外敌以及消防之用：他们用大的青石板砌成许多条暗沟，再在沟上修房，引雪山的清清溪水，通过地下水网流到每家每户，一旦打起仗来，人们不用走出家门便可取水饮用，这样可与敌人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防御战争；地下水网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防火，如果不慎发生火灾，每家每户揭开石板即可取水灭火，确保全寨安全；寨中还修建了不少暗水道，上盖石板，每家每户均可掀开石板取水，十分方便，水既能调节气温，又净化空气，在落差大的地方可安装水磨用来磨面，真是一举多得。 羌族建筑的博物馆
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自古以来就是羌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生活在青片乡的羌人在明代与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他地方的羌人被统称为“白草蕃”，清代时称“青片蕃”。青片乡地处北川西北角，西面紧邻茂县羌族聚居区，羌寨民族传统文化一直保存完好，而在近几十年，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汉文化影响迅速加深，青片羌寨在保留传统文化要素的同时，又增添了浓厚的汉文化色彩。
在北川县青片河流域的26个羌寨中，五龙寨、吊脚楼羌寨、神树林羌寨、西窝羌寨和大寨子等最为有名，它们除了寨子规模不一外，共同拥有着浓厚的羌族文化色彩，能让人通过独特的建筑、传统饮食、宗教信仰、婚丧嫁娶和五彩缤纷的羌族服饰、粗犷豪放的沙朗、悠扬婉转的山歌等，感觉到北川羌族的迷人魅力。
如汉代文献记载的一样，北川的羌人最早也“垒石为室”建造住房，他们历来用当地的片石来砌墙建屋，修建一般为三层，高数丈的碉房后，称为寨房。房屋冬暖夏凉，坚固耐用，但采光较差，居住的舒适度远不及木质房屋。清代后期，经地方官员的引导，青片羌人才开始修建木结构房屋，并经百余年演变，逐渐成了青片羌主要的民居样式。因青片的大山上很少有大块的平地，为了利用不大的屋基修建尽量大的房屋，羌人建木屋时就靠山一方建成一楼一底两层，再向山坡下延伸一间，有木桩下伸，因而被称为“吊脚楼”。吊脚楼最下一层以石头砌成半墙，作为圈养牲畜之用，中层住人，上层堆放杂物。但青片羌人虽然用木屋取代了碉房却仍然保存着对石头的偏爱，其房屋的保顶、隔墙仍用石头砌成，其面平整，其体端直，外观极为别致。房内则一般都设有一个火塘供烧火取暖之用，火塘上面吊一个木头或竹筒做的钩子，用于悬挂茶壶、鼎锅等烧水用具。
青片羌人热爱大自然，喜欢在房前屋后植树种竹，房屋往往掩映在绿树翠竹之中，外形极其美观。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住房不断得到改进，在沿路沿河地带，已出现不少砖混结构的小洋楼。在北川的青片羌寨，既能看到原始碉房，又能看到木质吊脚楼和小洋楼，仿佛到了羌族住房演变史的博物馆。
站在历史的歧路口上
羌族民居不仅是一个区域固有的群体性栖居符号，同时，也是羌族村落生存与文化繁衍的根基。“5·12”汶川大地震后，羌寨建筑的命运成为所有人关注的又一个中心。人们关注羌寨的命运，也就是在关注人的命运和文明的延续。然而那些崇山峻岭间的“东方古堡”，那些在时光轮回中的石块与黄泥，确实充满太多我们无法预知的命数。
2009年4月，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的村民余永清在寨子中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一个人挺身而出，阻拦住了自家亲戚组建的一个建筑队对阿尔村一座百年古碉的拆除工作。按照当地有关部门在此打造“羌人谷”旅游开发区的原有计划，这座古碉将被拆除重建。在寨中老人的记忆中，这座如今已破败不堪的碉楼，是老寨子中唯一一座幸存至今的老碉楼了，原来有9层，高30米左右，一直保存完好，1974年生产队时代，集体的土豆放于此楼，因楼高没顶，怕漏雨，土豆受潮霉坏，就已经派人拆去了五六层。而如今，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碉楼，也险些再度遭劫。在余永清与他约请的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的努力下，碉楼最后通过上级行政命令保存了下来。
阿尔村碉楼的命运，也许只是个案，但在它的背后，折射出羌族传统建筑在新时代面临的各种挑战：一方面，碉楼是羌族历史和文化的见证，与石头羌房一样，同是羌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符号；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经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后轰轰烈烈的灾后重建工作，羌族建筑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歧路口上。传统与重建，继承与更新，这些充满矛盾与困惑的话题，还是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东方古堡”的历史影纹
在民国版的《汶川县志》中，称岷江两岸的“羌土寨居，远视如西式洋楼”，而在1918年，当一位英国传教士托马斯到了岷江和沱江流域，见到羌人的碉楼时，这些在当地汉人眼中离奇的“西式洋楼”，却在他这位西洋人眼里，又变成了离奇的“东方建筑”——“第一印象就是远在高山险要处、石砌平顶房楼楼相连所形成的村寨以及点缀其间的巍巍碉楼。远远望去，对于一个西方的游客，这些村寨好像是摆错了地方的工业城，一座座的碉楼好像烟囱林立一样”。之后，另一位英国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女士，在一路行走抵达汶川县的旅程中，沿途所见的羌族建筑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在山顶上、悬崖顶部坐落着村舍，可以由开凿在岩石里面和悬崖边上的石梯到达那儿，悬崖里面被挖空成为贮藏室；村庄里的房屋有三层、四层高，五层高，甚至七层高，紧贴在陡峭的山腰上，或者紧紧抓住绝壁，悬在汹涌的溪流之上。
为伯德与托马斯所不知的是，他们眼中这些完全由石头垒砌而成的房屋，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邛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载：“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为羌语译音，意指碉楼或石碉。这是羌族人民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见证物，是羌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符号。历史上，为防止外敌入侵，羌人都要在寨子边，用石块修建“邛笼”。碉分别呈四棱、五棱、六棱和八棱，高达数丈。石碉内一般分为7-9层，最高的可达12层；以独木梯上下，对外有枪孔，战时既是战碉，驻扎防御兵士，亦可作烽火台，用于传递信息，平时多用于储存粮食、堆放柴草。
黄泥垒成的古堡世界
“5·12汶川特大地震”使汶川的萝卜寨成为一个让所有人痛心疾首的名词。这座号称“云朵上的街市”的古老羌寨，在那个惨痛的瞬间，一下子就被地震从大地上抹去了。曾经的美丽，只剩下立在风中空荡荡的门框和倒在地上摔成碎块的黄泥墙。鲜为人知的是，在羌族地区，以黄泥垒墙建筑而成的古老寨子，还有许多。而这些寨子也有不少在大地震中幸运地躲过一劫。
站在汶川县的任何一个地方，抬头你便能看见三座大山，汶川县城即被这北面的龙山、南面的羊龙山和东面的围龙山合拥着。在高高的龙山脊架上，耸立着的布瓦寨往往第一时间就会把人的眼球吸引过去。站在汶川县的街道边，向上仰视，村容寨貌总是隐隐约约，点点房棱屋角，立在一大片黄土坡上，仿佛早与土地合二为一。唯有那几座土碉楼，如几柄挺立的宝剑，直指云雾蓝天，充满庄严雄伟的气势。
布瓦寨是汶川县威州镇的一个村庄，位于岷江与杂谷脑河汇合之处的高半山坡台地上。“布瓦”，即羌语“黄泥垒的土峰”之意。寨子的朱支书是个面色黝黑的中年人，他一边领着我爬坡，一边不时与下山的村民打着招呼。走近寨子的土碉，朱支书的两眼愈发有光了，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布瓦寨的土碉始建于明末清初，近年吸引了不少建筑学家前来考察，他们称这是“中国最后的土碉群落”。
布瓦寨的房屋和碉堡全部就地取材，用黄土筑成。碉楼最为奇特之处是碉楼的顶子两边都有巨大片石做成的“耳朵”，上面的石孔里悬挂有铜铃，既可用来报警，也可用来逃生。一旦情况危急，守碉人就可在“耳朵”的孔里系上绳子开溜。羌人自古生存环境恶劣，在昔日，内争外斗颇多，布瓦的战碉见证了旧时的苦难与硝烟，而现在，风起铃响，布瓦寨子的战碉，只余下山风中摇曳的铃声，述说着曾经沧海桑田的历史。寨中的大多黄土房都紧紧地围绕在土碉周围，互为掎角，从而构建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和大型黄土建筑群落。如今的寨子，鸡鸣桑树巅，依依墟里烟。和平与宁静，就如清晨初生的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深山迷宫桃坪寨
坐落在理县的桃坪寨，是一个典型的羌族村寨。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桃坪羌寨三座著名的古碉楼只有楼尖发生部分垮塌，但主体依然保存完好。
据说，桃坪羌寨子因为村旁溪水中的石头呈红色，也曾叫赤溪寨和赤鸡寨，后来称为桃坪则是因为其先民陶殊遍植桃树的缘故。据史料记载，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远望呈八卦形布局，结构严谨，屋屋相连，户户相通，浑然一体。桃坪羌寨之所以被称为古堡，是由于它留有许多战时的特性：寨子全部由高大的墙体连接而成，寨内遍布明暗巷道还分散于各家各户之间，连接着八个出入口，婉转回旋，形似八卦之阵。整个羌寨浑然一体，有用石头与黄泥砌成的高大的老墙。寨子以三岔巷为中心，众多的明暗道路通向寨子的每一个角落，有的只能容纳一人侧身通过，身在其中就如进入了迷宫一般，往往会被老掉牙的石墙压得透不过气来，如果细看，高达数十米的墙体上还有“十”、“万”等石砌图案及一些太阳形花纹，而其含义却至今未能破解。
与房屋相连在一处的两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古碉，各层都有内大外小的射击孔，顶部还有照楼，碉顶墙外安有可系绳子上下的石孔，因两座碉均为菱形，安装有背脊，至今仍坚固无比。在各条巷道的下边，遍布的还有地下水网，这又是桃坪的一大奇景，人们利用寨中地貌特征，引附近增头沟的雪山之水流入寨内作生活和防御外敌以及消防之用：他们用大的青石板砌成许多条暗沟，再在沟上修房，引雪山的清清溪水，通过地下水网流到每家每户，一旦打起仗来，人们不用走出家门便可取水饮用，这样可与敌人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防御战争；地下水网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防火，如果不慎发生火灾，每家每户揭开石板即可取水灭火，确保全寨安全；寨中还修建了不少暗水道，上盖石板，每家每户均可掀开石板取水，十分方便，水既能调节气温，又净化空气，在落差大的地方可安装水磨用来磨面，真是一举多得。 羌族建筑的博物馆
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自古以来就是羌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生活在青片乡的羌人在明代与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他地方的羌人被统称为“白草蕃”，清代时称“青片蕃”。青片乡地处北川西北角，西面紧邻茂县羌族聚居区，羌寨民族传统文化一直保存完好，而在近几十年，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汉文化影响迅速加深，青片羌寨在保留传统文化要素的同时，又增添了浓厚的汉文化色彩。
在北川县青片河流域的26个羌寨中，五龙寨、吊脚楼羌寨、神树林羌寨、西窝羌寨和大寨子等最为有名，它们除了寨子规模不一外，共同拥有着浓厚的羌族文化色彩，能让人通过独特的建筑、传统饮食、宗教信仰、婚丧嫁娶和五彩缤纷的羌族服饰、粗犷豪放的沙朗、悠扬婉转的山歌等，感觉到北川羌族的迷人魅力。
如汉代文献记载的一样，北川的羌人最早也“垒石为室”建造住房，他们历来用当地的片石来砌墙建屋，修建一般为三层，高数丈的碉房后，称为寨房。房屋冬暖夏凉，坚固耐用，但采光较差，居住的舒适度远不及木质房屋。清代后期，经地方官员的引导，青片羌人才开始修建木结构房屋，并经百余年演变，逐渐成了青片羌主要的民居样式。因青片的大山上很少有大块的平地，为了利用不大的屋基修建尽量大的房屋，羌人建木屋时就靠山一方建成一楼一底两层，再向山坡下延伸一间，有木桩下伸，因而被称为“吊脚楼”。吊脚楼最下一层以石头砌成半墙，作为圈养牲畜之用，中层住人，上层堆放杂物。但青片羌人虽然用木屋取代了碉房却仍然保存着对石头的偏爱，其房屋的保顶、隔墙仍用石头砌成，其面平整，其体端直，外观极为别致。房内则一般都设有一个火塘供烧火取暖之用，火塘上面吊一个木头或竹筒做的钩子，用于悬挂茶壶、鼎锅等烧水用具。
青片羌人热爱大自然，喜欢在房前屋后植树种竹，房屋往往掩映在绿树翠竹之中，外形极其美观。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住房不断得到改进，在沿路沿河地带，已出现不少砖混结构的小洋楼。在北川的青片羌寨，既能看到原始碉房，又能看到木质吊脚楼和小洋楼，仿佛到了羌族住房演变史的博物馆。
站在历史的歧路口上
羌族民居不仅是一个区域固有的群体性栖居符号，同时，也是羌族村落生存与文化繁衍的根基。“5·12”汶川大地震后，羌寨建筑的命运成为所有人关注的又一个中心。人们关注羌寨的命运，也就是在关注人的命运和文明的延续。然而那些崇山峻岭间的“东方古堡”，那些在时光轮回中的石块与黄泥，确实充满太多我们无法预知的命数。
2009年4月，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的村民余永清在寨子中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一个人挺身而出，阻拦住了自家亲戚组建的一个建筑队对阿尔村一座百年古碉的拆除工作。按照当地有关部门在此打造“羌人谷”旅游开发区的原有计划，这座古碉将被拆除重建。在寨中老人的记忆中，这座如今已破败不堪的碉楼，是老寨子中唯一一座幸存至今的老碉楼了，原来有9层，高30米左右，一直保存完好，1974年生产队时代，集体的土豆放于此楼，因楼高没顶，怕漏雨，土豆受潮霉坏，就已经派人拆去了五六层。而如今，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碉楼，也险些再度遭劫。在余永清与他约请的多位专家、学者共同的努力下，碉楼最后通过上级行政命令保存了下来。
阿尔村碉楼的命运，也许只是个案，但在它的背后，折射出羌族传统建筑在新时代面临的各种挑战：一方面，碉楼是羌族历史和文化的见证，与石头羌房一样，同是羌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符号；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经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后轰轰烈烈的灾后重建工作，羌族建筑站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歧路口上。传统与重建，继承与更新，这些充满矛盾与困惑的话题，还是非常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