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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用“白玉为堂金作马”形容大清朝贵族的奢华生活，让象征玉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象征金的女主人公薛宝钗，结成“金玉良缘”的一对，让这自古的中国便“金玉满堂”。
中国第一位哲人老子，用四个字形容物质财富积累的峰巅状态，叫“金玉满堂”。可见，金玉之组合在华夏文明中所蕴内涵的，既代表顶级的物质财富，又能体现无比高贵的精神价值。如果说要探究金玉组合的由来，可以按照物的叙事原则，上溯到老子时代以前很久，甚至是前文明的史前期社会。按照古汉语的用例，“金”原用来泛指金属，可以包括金银铜等各种贵金属在内，所以铜器铭文就叫“金文”，青铜又称“美金”。铁的颜色不艳丽，获得“恶金”之名。银叫做“白金”，真金叫“黄金”。《山海经》一书记录着熊山等八座山出产白金；云山等二十九座山出产黄金；同时还记载有一百多座山，出产金银铜，有一百四十多座山出产玉，其中有十四处山或水出产白玉。
先秦时代的奢侈品
若疑惑古代，究竟是金、银、铜更贵重，还是玉石价更高？有《管子》一书提供的重要线索：《管子·轻重乙》假托武王与癸度的问答，说到贵重物资贸易的轻重等级问题。癸度曰：“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途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在癸度的这个排序中，珠与玉并列首位，金列第二位，刀布列第三位。因为前二者的出产地距离周王朝距离十分遥远。对照以下《尚书·顾命》中叙述的西周初年国家重宝，则基本上皆为各地出产的玉石之类，包括越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金属，好像周初时期以玉独尊的情况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就华夏文明而言，后起的贵重金属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攀附上更古老的美玉的呢？对此，文献中难以找到合适的解答。
解读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已经成为重新进入我们所未知的远古华夏文明世界的不二法门。其知识创新意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摧枯拉朽，别开生面。特别是在对汉字产生的早期和古文字时期的文化传统了解后，物的叙事正在充当正宗的主导性叙事范式。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范式，擅长在文字记录之外去寻找对象，这对国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有积极作用。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信息获得方式的多样化；其次是阐释与证明方法的多样化。笔者从国学方法范式革新的立场，将考古学和博物学研究融合进来，提出“四重证据法”，并尝试运用到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若要说明金玉组合的发生之谜，目前比较有利的实物证据是铜镶玉石或镶绿松石的史前文物，堪称“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原型标本。
国学传统是以传世文献和经典解释为绝对核心而展开的，器物之学虽然自宋代就有萌芽，但是直到今日也还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根本不能和经史子集四类文献相提并论。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以实物发掘为主的新式研究传统的人，是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地质学家，是当年北洋政府外聘的地矿顾问。安特生（仰韶文化之父）能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址的初始发现者，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就很好地说明了器物和文物研究的意义，为什么不可能在国学自身传统中脱颖而出，必须要借助于西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登场，才得以在现代中国学术中扎根、开花、结果。
华夏文明 二里头文化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号称“华夏第一王都”，那里发掘出距今3700年的宫殿遗址，一般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所在。二里头文化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一种镶嵌绿松石铜牌，应是金玉组合在华夏文明发生期的雏形。早在1942年，此类型的青铜牌饰就已被盗掘并经过文物商转卖到海外文物市场。其制作年代和出土地点则不明确。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编号M4墓葬中发掘出第一个镶嵌绿松石铜牌，世界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同类牌共9件才得以弄清其由来的真面目。至1987年，共发掘出完整的铜牌饰3件，损坏1件。在发掘简报中笼统称之为“兽面铜牌饰”，未做具体的图像学分析考释。后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甘肃天水也报告说有出土的夏商之际的铜牌饰4件，被解释为二里头文化向远方传播的产物。目前世界各博物馆共存有同类出土铜牌15件。而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少量藏品，不同层次的仿制赝品则见于各地文物市场上。
李学勤在《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中说：“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小件的工具和饰物，而且还有较大的礼器和兵器，都是用合范法铸造的。这开启了中国青铜器长期普遍使用这种铸造方法的传统。”又说：“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工艺水准，还表现在其装饰技巧上。这时已经有很精湛的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艺。其代表是一种束腰的长圆形牌饰，已见有十件，其表面都满嵌绿松石，构成美观的饕餮纹。这评语点明了铜牌饰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上的标志意义，却未能仔细辨析三个铜牌饰的形象差异，未能辨识“饕餮纹”的多元动物原型。综合已经发表的观点看，有学者建议将“饕餮纹”说改为“兽面纹”说，理由是文献所称饕餮的特征是“有首无身”的，与二里头出土的铜牌饰形象有首有身不符。学者陈国梁曾提出：“龙纹或者说是龙纹头部的特写”的说法，也有学者尝试对三个铜牌饰进行分别辨识，提出一种是虎龙牌，另一种牌为虬龙牌。
1981年出土的兽面纹铜牌饰，现存洛阳博物馆的“鸮形神徽”镶嵌绿松石铜牌，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是该时期唯一的铜牌；二里头文化二期铜牌也仅有一件。其余的约十件铜牌，包括1984和1987年的2件发掘品，和海内外博物馆藏品7件，都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甘肃天水出土的一件，若属于齐家文化的话，其年代应比二里头文化更早。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年代为商代末期，大大晚于二里头文化。
疑问重重 探源解密
综合各种考古信息后，除了金和玉之外，现代人也开始越来越熟悉绿松石器物，自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2000年传承，以镶嵌玉石的工艺起源与史前文化传播为线索：是西北的齐家文化东进影响到中原，还是中原文明的金镶玉模式西进影响西北地区？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读，是源起二里头一期文化没有铜器也没有玉器出土，金镶玉技术的工艺品不可能出现。二期文化的铜牌制作已经十分精美，不像是本地工艺技术传统突然发生的结果，和二里头出土玉礼器体系的情况一样，不排除接受外来影响的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金镶玉虽然尚未发现，但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雕技术中，已经有镶绿松石玉器的出土证物；山西陶寺文化则出土 绿松石，而西北齐家文化出土有镶嵌或粘贴绿松石的陶器。单独的绿松石雕刻艺术，以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小饰品为最早，距今约八千年。以距今6000年的东北红山文化绿松石鸮鸟最为精美。
周之先祖夏人的佩饰，居然以金属玉器相结合的华美形式，从二里头遗址的黄土层下重现天日。殷商的兽类造型中最常见的面部特征表现模式——臣字眼，就来源于二里头铜牌兽面形象。二里头文化所开启的时代正是特色鲜明的中国青铜时代。用铜器和玉器来体现当时宗教与政治不分的神圣王权观，给商周以下的中国社会留下深远影响。先于青铜鼎而在铜牌上出现的镶嵌动物造型，有理由视为夏族的“神徽”，而在十多件铜牌饰中数量最多的熊形神徽，可称为夏朝的国徽一类标志物。
从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绿松石鸮算起，到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年代（公元前17世纪），用绿松石制作鸮神偶像的造型传统在史前中国已有两千年传承。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绿松石鸮（鸟）形佩，应该是二里头鸮神形象的最直接继承者。
为什么“熊神图腾”能够在当时独超众类，成为首屈一指的神圣符号呢？
华夏共祖黄帝名轩辕号有熊的符号现象，提示出解答的思路，那就是史前“神熊信仰和“熊图腾”崇拜的大传统，遗留给后代文明的语言文字编码程序。直到《周礼》中有关“熊虎为旗”的国家礼制规则，依然延续着大传统所遗留的表现模式。
铜镶绿松石器物在已挖掘的二里头文化400座墓葬中仅有几件，显得十分稀有。这和青铜礼器初始阶段较为稀有的情况是对应的。“个别墓葬中出现了铜铃和绿松石器的组合，有铜铃的墓葬必有绿松石器，或为铜牌饰或为其他绿松石器；玉礼器的主体地位呈下降趋势，逐渐被新兴的铜礼器取代。”需要说明的是，在迄今看到的10余件二里头型兽形铜牌饰中，除去没有动物形象的三星堆的三件，还剩12件。其中除了1981年出土的一件“鸮形牌饰”和1987年出土的一件虎形牌饰，其他近10件都是“熊形牌饰”。这个数量上的比例是很有意义的。赵殿增先生已经做出推测：“根据有准确出土情况的铜牌可知，此式铜牌盛行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其特点是在典型的兽面纹上增加了装饰性的单线云纹图案，绿松石竖排，满嵌。从数量和形态看，此式可能是铜牌最流行时期的一种标准式样。”增加甘肃天水所发现的一件，可确认“熊牌”为夏代晚期神话图像的标准式样。
那么，金（金属）玉石组合的史前宗教观念意义如何？对金与玉组合出现的宗教观念，我想即是最古老的物神崇拜，玉石崇拜之上，又增添和派生出新的物神崇拜，即金属材料及其冶炼工艺是神话化和神圣化。金镶玉的工艺传统，始于更早的玉镶绿松石，属于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陶镶绿松石工艺装饰，是属于齐家文化的传统。由于镶嵌组合的材料，伴随青铜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新旧交替，遂导致华夏文明中金玉并重的价值观念，还衍生出“金声玉振说”和“金玉良缘说”，历4000载而承袭不变。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
中国第一位哲人老子，用四个字形容物质财富积累的峰巅状态，叫“金玉满堂”。可见，金玉之组合在华夏文明中所蕴内涵的，既代表顶级的物质财富，又能体现无比高贵的精神价值。如果说要探究金玉组合的由来，可以按照物的叙事原则，上溯到老子时代以前很久，甚至是前文明的史前期社会。按照古汉语的用例，“金”原用来泛指金属，可以包括金银铜等各种贵金属在内，所以铜器铭文就叫“金文”，青铜又称“美金”。铁的颜色不艳丽，获得“恶金”之名。银叫做“白金”，真金叫“黄金”。《山海经》一书记录着熊山等八座山出产白金；云山等二十九座山出产黄金；同时还记载有一百多座山，出产金银铜，有一百四十多座山出产玉，其中有十四处山或水出产白玉。
先秦时代的奢侈品
若疑惑古代，究竟是金、银、铜更贵重，还是玉石价更高？有《管子》一书提供的重要线索：《管子·轻重乙》假托武王与癸度的问答，说到贵重物资贸易的轻重等级问题。癸度曰：“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途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在癸度的这个排序中，珠与玉并列首位，金列第二位，刀布列第三位。因为前二者的出产地距离周王朝距离十分遥远。对照以下《尚书·顾命》中叙述的西周初年国家重宝，则基本上皆为各地出产的玉石之类，包括越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金属，好像周初时期以玉独尊的情况还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就华夏文明而言，后起的贵重金属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攀附上更古老的美玉的呢？对此，文献中难以找到合适的解答。
解读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已经成为重新进入我们所未知的远古华夏文明世界的不二法门。其知识创新意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摧枯拉朽，别开生面。特别是在对汉字产生的早期和古文字时期的文化传统了解后，物的叙事正在充当正宗的主导性叙事范式。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范式，擅长在文字记录之外去寻找对象，这对国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有积极作用。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信息获得方式的多样化；其次是阐释与证明方法的多样化。笔者从国学方法范式革新的立场，将考古学和博物学研究融合进来，提出“四重证据法”，并尝试运用到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若要说明金玉组合的发生之谜，目前比较有利的实物证据是铜镶玉石或镶绿松石的史前文物，堪称“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原型标本。
国学传统是以传世文献和经典解释为绝对核心而展开的，器物之学虽然自宋代就有萌芽，但是直到今日也还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根本不能和经史子集四类文献相提并论。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以实物发掘为主的新式研究传统的人，是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地质学家，是当年北洋政府外聘的地矿顾问。安特生（仰韶文化之父）能够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系列重要文化遗址的初始发现者，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就很好地说明了器物和文物研究的意义，为什么不可能在国学自身传统中脱颖而出，必须要借助于西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登场，才得以在现代中国学术中扎根、开花、结果。
华夏文明 二里头文化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号称“华夏第一王都”，那里发掘出距今3700年的宫殿遗址，一般认为是夏代晚期都城所在。二里头文化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一种镶嵌绿松石铜牌，应是金玉组合在华夏文明发生期的雏形。早在1942年，此类型的青铜牌饰就已被盗掘并经过文物商转卖到海外文物市场。其制作年代和出土地点则不明确。直到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编号M4墓葬中发掘出第一个镶嵌绿松石铜牌，世界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的同类牌共9件才得以弄清其由来的真面目。至1987年，共发掘出完整的铜牌饰3件，损坏1件。在发掘简报中笼统称之为“兽面铜牌饰”，未做具体的图像学分析考释。后来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甘肃天水也报告说有出土的夏商之际的铜牌饰4件，被解释为二里头文化向远方传播的产物。目前世界各博物馆共存有同类出土铜牌15件。而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少量藏品，不同层次的仿制赝品则见于各地文物市场上。
李学勤在《中国青铜器及其最新发现》中说：“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不仅有小件的工具和饰物，而且还有较大的礼器和兵器，都是用合范法铸造的。这开启了中国青铜器长期普遍使用这种铸造方法的传统。”又说：“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工艺水准，还表现在其装饰技巧上。这时已经有很精湛的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艺。其代表是一种束腰的长圆形牌饰，已见有十件，其表面都满嵌绿松石，构成美观的饕餮纹。这评语点明了铜牌饰在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上的标志意义，却未能仔细辨析三个铜牌饰的形象差异，未能辨识“饕餮纹”的多元动物原型。综合已经发表的观点看，有学者建议将“饕餮纹”说改为“兽面纹”说，理由是文献所称饕餮的特征是“有首无身”的，与二里头出土的铜牌饰形象有首有身不符。学者陈国梁曾提出：“龙纹或者说是龙纹头部的特写”的说法，也有学者尝试对三个铜牌饰进行分别辨识，提出一种是虎龙牌，另一种牌为虬龙牌。
1981年出土的兽面纹铜牌饰，现存洛阳博物馆的“鸮形神徽”镶嵌绿松石铜牌，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是该时期唯一的铜牌；二里头文化二期铜牌也仅有一件。其余的约十件铜牌，包括1984和1987年的2件发掘品，和海内外博物馆藏品7件，都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甘肃天水出土的一件，若属于齐家文化的话，其年代应比二里头文化更早。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年代为商代末期，大大晚于二里头文化。
疑问重重 探源解密
综合各种考古信息后，除了金和玉之外，现代人也开始越来越熟悉绿松石器物，自仰韶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2000年传承，以镶嵌玉石的工艺起源与史前文化传播为线索：是西北的齐家文化东进影响到中原，还是中原文明的金镶玉模式西进影响西北地区？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读，是源起二里头一期文化没有铜器也没有玉器出土，金镶玉技术的工艺品不可能出现。二期文化的铜牌制作已经十分精美，不像是本地工艺技术传统突然发生的结果，和二里头出土玉礼器体系的情况一样，不排除接受外来影响的可能。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金镶玉虽然尚未发现，但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雕技术中，已经有镶绿松石玉器的出土证物；山西陶寺文化则出土 绿松石，而西北齐家文化出土有镶嵌或粘贴绿松石的陶器。单独的绿松石雕刻艺术，以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小饰品为最早，距今约八千年。以距今6000年的东北红山文化绿松石鸮鸟最为精美。
周之先祖夏人的佩饰，居然以金属玉器相结合的华美形式，从二里头遗址的黄土层下重现天日。殷商的兽类造型中最常见的面部特征表现模式——臣字眼，就来源于二里头铜牌兽面形象。二里头文化所开启的时代正是特色鲜明的中国青铜时代。用铜器和玉器来体现当时宗教与政治不分的神圣王权观，给商周以下的中国社会留下深远影响。先于青铜鼎而在铜牌上出现的镶嵌动物造型，有理由视为夏族的“神徽”，而在十多件铜牌饰中数量最多的熊形神徽，可称为夏朝的国徽一类标志物。
从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绿松石鸮算起，到二里头二期文化的年代（公元前17世纪），用绿松石制作鸮神偶像的造型传统在史前中国已有两千年传承。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绿松石鸮（鸟）形佩，应该是二里头鸮神形象的最直接继承者。
为什么“熊神图腾”能够在当时独超众类，成为首屈一指的神圣符号呢？
华夏共祖黄帝名轩辕号有熊的符号现象，提示出解答的思路，那就是史前“神熊信仰和“熊图腾”崇拜的大传统，遗留给后代文明的语言文字编码程序。直到《周礼》中有关“熊虎为旗”的国家礼制规则，依然延续着大传统所遗留的表现模式。
铜镶绿松石器物在已挖掘的二里头文化400座墓葬中仅有几件，显得十分稀有。这和青铜礼器初始阶段较为稀有的情况是对应的。“个别墓葬中出现了铜铃和绿松石器的组合，有铜铃的墓葬必有绿松石器，或为铜牌饰或为其他绿松石器；玉礼器的主体地位呈下降趋势，逐渐被新兴的铜礼器取代。”需要说明的是，在迄今看到的10余件二里头型兽形铜牌饰中，除去没有动物形象的三星堆的三件，还剩12件。其中除了1981年出土的一件“鸮形牌饰”和1987年出土的一件虎形牌饰，其他近10件都是“熊形牌饰”。这个数量上的比例是很有意义的。赵殿增先生已经做出推测：“根据有准确出土情况的铜牌可知，此式铜牌盛行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其特点是在典型的兽面纹上增加了装饰性的单线云纹图案，绿松石竖排，满嵌。从数量和形态看，此式可能是铜牌最流行时期的一种标准式样。”增加甘肃天水所发现的一件，可确认“熊牌”为夏代晚期神话图像的标准式样。
那么，金（金属）玉石组合的史前宗教观念意义如何？对金与玉组合出现的宗教观念，我想即是最古老的物神崇拜，玉石崇拜之上，又增添和派生出新的物神崇拜，即金属材料及其冶炼工艺是神话化和神圣化。金镶玉的工艺传统，始于更早的玉镶绿松石，属于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陶镶绿松石工艺装饰，是属于齐家文化的传统。由于镶嵌组合的材料，伴随青铜时代的到来而发生新旧交替，遂导致华夏文明中金玉并重的价值观念，还衍生出“金声玉振说”和“金玉良缘说”，历4000载而承袭不变。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