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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是20世纪三十年代京派小说的领军人物,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内容是为现代文坛贡献了“文学的湘西世界”。本文试图从文化的维度来解读以《边城》为代表的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进而点明“边城”的三重概念:地理、时间和文化。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世界 《边城》 文化
20世纪三十年代京派小说作家群中,沈从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京派小说到了沈从文手里,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尤其是在艺术趣味和审美境界两方面。
在现代文学作家当中,沈从文有着独特的家族历史和个人经历,加之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热爱,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文学风格。大约在1928年后,他摆脱了初涉文坛时的稚嫩,其“湘西系列”小说日渐成熟。他借湘西农村原始的、纯朴的民俗民情来表现对中国都市在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现象的憎恶与不满,同时更进一步思索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而这些,在他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篇《边城》里,达到了高峰。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以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用极富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如诗如梦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外桃源”,字里行间一派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在沈从文其他的作品中(如《长河》、《柏子》、《萧萧》、《三三》等),也同样地表现出了对故乡异乎寻常的眷恋和关注,而由此构建的“文学的湘西世界”,正是他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坛的最大贡献。
这种作家创作和地域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之于鲁镇,哈代之于威塞克斯郡,马尔克斯之于马贡多小镇,等等。也让人进一步联想到以阿城、韩少功为主将的突显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从沈从文的创作思路和写作用意来看,或可将其作品界定为“前寻根小说”。
和其他“京派小说”作家一样,沈从文同样撇弃了单纯的政治、商业或道德的视角,而选取了文化的维度来透视社会的现实形态。他的小说概括起来大致有两套笔墨:一套描绘淳朴原始的湘西农村,一套描写市侩虚诈的都市生活。其实后者是作为前者的反衬而存在的,创作重心还是“湘西”,在他看来,“湘西”虽然闭塞落后,但其中的自然与人性一切皆美,表现在《边城》中,便是小说中风景美与人性美的高度融合,这融合中寄寓了小说家真诚的文化理想。
沈从文“文学的湘西世界”的构述,是通过“湘西人”这一主体来完成的。终其一生,沈从文始终执拗地自称是“乡下人”,20岁的他怀着文学的梦想只身闯荡北京,几乎冻饿而死,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文中就详细地描述过沈从文当年身处绝境的惨状,这样的人生绝境之中,引发乡愁是自然的事,加之故乡的乡情民俗山水草木,使他对尚未完全被物质文明所侵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应该说,湘西的一切已经深深地楔入他的生命里。同样的,作为其抒写生命意识的文学创作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回避“湘西”这一主题。以《边城》为例,为什么小说取名《边城》?其中表达的不仅仅是“茶峒”这样一个地理概念,意义不仅仅限于边地的一个小城,同时更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文化概念。“边城”是大都市的对立面,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但即便是在湘西,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从文即是用昨日之湘西淳古来对照今日湘西的堕落,进而更深层地指喻了整个民族文化的衰落,据此,《边城》结尾处白塔的坍塌完全可以视为一个象征,一种隐喻。因此说,《边城》中所描写的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已几乎不复存在。所以说,《边城》具有浓厚的怀旧色彩和感伤情绪,其温暖的抒情背后隐伏着作者深深的悲剧感。
但对于湘西的描写,沈从文并不囿于对故土风物人情作照相机式的实录,他更沉浸于其中来思索“湘西”的过去和现在,进而将这种思考拓展到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反思当中。沈从文在讴歌赞美湘西农村的风景美和人性美的同时,更以他独特的气质去思考其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去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本,以此来重造国民,改变未来。
他的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系列”小说,无非是要人们有所思考,去“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即对“边城”历史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辩与批判。若以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剖析,《边城》之爱情悲剧结构后隐藏着更深的文化结构——作家企图用民族的“伟大过去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但白塔的坍塌又暗示了这一愿望在现实面前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苦闷。因此《边城》便具有了深层的“文化—象征”意味,这正是其“湘西系列”小说的文本意义所在:一方面,作家呼唤理想,企求人性的复归;另一方面,作家又看到了现实的不可逆转和传统农业文明必然破产的结局。虽然这种文化理想无从实现,但作家的文化信念永存,就象小说结尾的那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我们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依靠沈从文的文化理想能否真正实现国家重造和民族品德重塑,因为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因此其构想不免带有幻想的成分。但沈从文这一思维角度,确有着其独特性,半个世纪后的“文化寻根小说”和沈从文的创作方向不能说没有丝毫的联系。
其实,沈从文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文化理想前景的暗淡,他不无自嘲地说自己这是一种“乡下人的打算”。也正因为如此,《边城》的背后总有一种忧伤,一份悲凉和几许惆怅,而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总也笼罩似烟似雾,挥之不去的愁绪,这是一种典型的诗人气质——执著而易感伤,热烈而又不免时时寂寞。这种清丽的忧郁和凄婉的怅惘,在《边城》和他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体现了出来。
严家炎先生说:“《边城》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沈从文胸中深怀着的民族忧患意识。
總之,以《边城》为代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理想化的现实。归根结底,是一个“梦”,是二十世纪文坛一片美丽的森林。
★作者单位: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世界 《边城》 文化
20世纪三十年代京派小说作家群中,沈从文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京派小说到了沈从文手里,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尤其是在艺术趣味和审美境界两方面。
在现代文学作家当中,沈从文有着独特的家族历史和个人经历,加之他对文学的执著和热爱,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文学风格。大约在1928年后,他摆脱了初涉文坛时的稚嫩,其“湘西系列”小说日渐成熟。他借湘西农村原始的、纯朴的民俗民情来表现对中国都市在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现象的憎恶与不满,同时更进一步思索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而这些,在他1934年出版的代表作中篇《边城》里,达到了高峰。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小说以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用极富抒情的笔调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如诗如梦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外桃源”,字里行间一派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在沈从文其他的作品中(如《长河》、《柏子》、《萧萧》、《三三》等),也同样地表现出了对故乡异乎寻常的眷恋和关注,而由此构建的“文学的湘西世界”,正是他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坛的最大贡献。
这种作家创作和地域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之于鲁镇,哈代之于威塞克斯郡,马尔克斯之于马贡多小镇,等等。也让人进一步联想到以阿城、韩少功为主将的突显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从沈从文的创作思路和写作用意来看,或可将其作品界定为“前寻根小说”。
和其他“京派小说”作家一样,沈从文同样撇弃了单纯的政治、商业或道德的视角,而选取了文化的维度来透视社会的现实形态。他的小说概括起来大致有两套笔墨:一套描绘淳朴原始的湘西农村,一套描写市侩虚诈的都市生活。其实后者是作为前者的反衬而存在的,创作重心还是“湘西”,在他看来,“湘西”虽然闭塞落后,但其中的自然与人性一切皆美,表现在《边城》中,便是小说中风景美与人性美的高度融合,这融合中寄寓了小说家真诚的文化理想。
沈从文“文学的湘西世界”的构述,是通过“湘西人”这一主体来完成的。终其一生,沈从文始终执拗地自称是“乡下人”,20岁的他怀着文学的梦想只身闯荡北京,几乎冻饿而死,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一文中就详细地描述过沈从文当年身处绝境的惨状,这样的人生绝境之中,引发乡愁是自然的事,加之故乡的乡情民俗山水草木,使他对尚未完全被物质文明所侵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应该说,湘西的一切已经深深地楔入他的生命里。同样的,作为其抒写生命意识的文学创作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回避“湘西”这一主题。以《边城》为例,为什么小说取名《边城》?其中表达的不仅仅是“茶峒”这样一个地理概念,意义不仅仅限于边地的一个小城,同时更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文化概念。“边城”是大都市的对立面,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但即便是在湘西,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从文即是用昨日之湘西淳古来对照今日湘西的堕落,进而更深层地指喻了整个民族文化的衰落,据此,《边城》结尾处白塔的坍塌完全可以视为一个象征,一种隐喻。因此说,《边城》中所描写的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已几乎不复存在。所以说,《边城》具有浓厚的怀旧色彩和感伤情绪,其温暖的抒情背后隐伏着作者深深的悲剧感。
但对于湘西的描写,沈从文并不囿于对故土风物人情作照相机式的实录,他更沉浸于其中来思索“湘西”的过去和现在,进而将这种思考拓展到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反思当中。沈从文在讴歌赞美湘西农村的风景美和人性美的同时,更以他独特的气质去思考其间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去寻找民族文化之根本,以此来重造国民,改变未来。
他的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系列”小说,无非是要人们有所思考,去“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即对“边城”历史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辩与批判。若以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剖析,《边城》之爱情悲剧结构后隐藏着更深的文化结构——作家企图用民族的“伟大过去处”来重塑民族形象、重造民族品德的热切愿望,但白塔的坍塌又暗示了这一愿望在现实面前显得无可奈何的孤寂苦闷。因此《边城》便具有了深层的“文化—象征”意味,这正是其“湘西系列”小说的文本意义所在:一方面,作家呼唤理想,企求人性的复归;另一方面,作家又看到了现实的不可逆转和传统农业文明必然破产的结局。虽然这种文化理想无从实现,但作家的文化信念永存,就象小说结尾的那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我们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依靠沈从文的文化理想能否真正实现国家重造和民族品德重塑,因为作家毕竟不是政治家,因此其构想不免带有幻想的成分。但沈从文这一思维角度,确有着其独特性,半个世纪后的“文化寻根小说”和沈从文的创作方向不能说没有丝毫的联系。
其实,沈从文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文化理想前景的暗淡,他不无自嘲地说自己这是一种“乡下人的打算”。也正因为如此,《边城》的背后总有一种忧伤,一份悲凉和几许惆怅,而他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总也笼罩似烟似雾,挥之不去的愁绪,这是一种典型的诗人气质——执著而易感伤,热烈而又不免时时寂寞。这种清丽的忧郁和凄婉的怅惘,在《边城》和他的许多小说作品中都体现了出来。
严家炎先生说:“《边城》蕴蓄着较全书字面远为丰富的更深的意义,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的象征。不但白塔象征着原始、古老的湘西的终结,它的重修意味着重造人际关系的愿望,而且翠翠/傩送的爱情挫折象征着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历史悲剧。”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沈从文胸中深怀着的民族忧患意识。
總之,以《边城》为代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既是现实的,又是浪漫的;既是真实的生活,又是理想化的现实。归根结底,是一个“梦”,是二十世纪文坛一片美丽的森林。
★作者单位: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