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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形态的变迁不以个人、团体意志为转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三个主体性结构，法治化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其实质就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为实现这个社会形态的转变，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必然涉及到执政理念中的法治价值，法治信仰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社会形态；法制化；法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4—0043—03
一
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一般是由经济基础这个主导性的经济结构因素发生变革作为发端，同时相伴随的是社会意识结构和政治结构多元化探索并最终归一的变革过程。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运动所实行的并不是如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的那种在不同的政治实体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变革的局面，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变革运动所呈现出的特点是分阶段的单一模式。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实质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探索过程中的正确的方向性选择。笔者不同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作为一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的观点，作为社会形态系统中的主体性结构，其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相匹配，同时它自身也会要求和影响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那就是与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民主的政治结构。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国家整体法制化的基础上。法治社会实际上是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制度安排、运行机制与模式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受制于各种具体的因素，可能会有反复或者波动。但是，如果站在一个跨越千年的历史高度，中国社会整体向前的趋势是不会变的，中国社会要经历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性进程也不会变的。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未来中国社会可能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模样，但是如果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如果考虑到与封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因素相对应，未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体现出的必然是开放式、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在政治结构方面必然体现出的是对各种权力进行限制的民主政治，在社会意识结构方面体现出来的应当是以“正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法治观念和文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市场经济体制是有其自身逻辑体系和运行规律的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中，平等法律地位的市场竞争主体、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市场主体财产所有权这三个要素形成了对于法治的内生性的需求，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法治。法治要求在经济社会领域确立具有独立意志和经济地位的公民社会，在国家层面上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本身是包含 了从价值层面到具体制度安排的统一体，是与人治社会相对立的现代社会的概括性总称。我们不能将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仅仅看作是社会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客观必然。同时，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完善同时也是在维护和促进其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基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本身也意味着社会形态内部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观念、法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结构要素。
今天在探讨执政党理论建设和创新的各项工作时，实际上都不能脱离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形态历史性变迁过程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基于中国共产党法定的执政地位，党的理论建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建构中的理论要素的建设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会影响到政治结构整体变革的方向、战略、步骤进行选择和安排的实践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执政能力，如果站在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角度，其实质是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整体适应性变革的能力，是将中国社会实现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变革的能力，是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结构变革的能力，是在经济结构方面维护、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结构方面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在社会意识结构方面宣扬和构造法治文化的能力。从法制的角度分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概括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贯彻和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能力。当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需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队伍建设，需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但是，其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是将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结构统一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个大的社会形态转变的目标上来的能力。
二
在实现向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转变的进程中，法制化视野下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中法治价值的建构与完善的问题。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分析，近现代中国从晚清开始的社会变革属于后生外发式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政府与政治机构对于改革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政府作用发挥的是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是消极的阻碍作用．政府作用发挥得是大还是小，却取决于在政府中居领导地位的领导集团的行为方式，而领导集团的行为方式又受制于其是否具有改革的动机和符合改革目标的价值信仰。现代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明的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以一些基本价值基础上的制度、体制、观念、行为方式的综合体，其蕴涵的“正义、自由、秩序、平等、民主”等基本价值与共产党员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信仰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正义、主体自由的实现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向法治社会进行整体变革的领导者，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把全党的价值信仰和动机统一到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改革目标上来，在执政理念中应大力加强对于现代法治价值观念的普及和宣传，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中，根本不具备法治价值观念形成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代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也缺乏生存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了全党的法制观念不是太强，一度还形成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氛围。直到党的十五大，才改变了传统的法律1：具主义的观念，认识到 法治本身是包含了价值、制度及运行方式的综合体，进而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但是这个过程毕竟很短，加上传统观念、制度的惯性冲击，党的执政理念中对于法治价值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充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性经济结构的社会中，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各种参与主体对于现代法治社会所蕴涵的“秩序、正义、自由”等价值的渴求，在现代法治社会基本价值层面下所形成的“主体地位平等、自愿公平的竞争、有限政府、权利本位”等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质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在政治及社会意识方面的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自己信仰和追求法治，才能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信仰和动机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与社会中的各类参与主体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才能够有能力领导和自觉地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其次是执政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与法治社会的价值要求和制度安排的对接能力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成果之一，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在政治体制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在参照了前苏联的经验下形成了一整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政治组织及运行机制，这些政治架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同时，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执政党的一些具体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与法治社会自身的价值追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价值和制度的转型对接的过程。比如，“秩序”作为法律的价值之一，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在封建社会，为实现秩序价值，国家往往采取加强皇权、重农抑商、思想钳制、限制迁移的户籍管理等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制度安排实现了一种静态的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经济结构的现代社会中，为实现秩序价值，国家往往通过法律确立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人身、社会等方面基本权利，形成了如选举、结社、新闻自由等政治参与、表达制度、司法最终的矛盾解决等制度，同时通过货币金融等政策工具加强政府对经济的间接控制能力，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经济运行模式，其首要价值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竞争的直接后果会带来社会的贫富差异拉大，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为解决这个问题，现代法治社会确立了以“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一种限制和修正。由于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确立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在政策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客观的结果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深入，我们国家在效率与公平两个问题平衡方面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执政党必然会面临价值取向的改变，价值取向重心的转移必然要求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变化，比如通过提高所得税税率、开征遗产税等税收制度，可以“削高就低”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其对吸引外资、鼓励投资却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另外，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经济人假说”，其哲学基础实质是人性本恶的利己主义，法治国家的分权、控权理论与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本质是共通的，而我们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宣扬的是强调奉献，其理论基础包含了人心向善的利他主义哲学的倾向，理论基础不同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及制度安排的差异是明显的，比如我们国家的宪法及党的有关规章，其程序性的规定明显比西方社会相关制度规定程序要弱一些，这也会给执政党在价值目标的确定及相关制度的安排方面带来两难的选择，这种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的转变和平衡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统一显得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执政党具有高超的对接艺术。
最后是执政党按照法治国家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对自身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能力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难度可能会出乎我们的预期。世界各国法制化进程的历史表明，对于政府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中首先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是如何制约领导集团自身权力的问题，因为现代法治国家民主宪政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的自由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作为执政党，如何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应当是未来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上所要解决的最为重大的课题。因为党进行执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而立法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权力和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在我们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代表党要统管一切，党的权力适用范围和运行方式要根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进行适当的调整。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9月就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从过去已经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看，我们党已经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如初步实行了“党政分开”和部分权力的下放。西方有句法谚叫“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人很难做到客观、理性地看待自身的问题。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制订面临对自身权力进行调整以符合法治国家要求的宪法及法律时，我们能否客观地看待自己，能否自觉地按照法治国家的运行规律和要求对自己所掌握权力的范围、运行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直接影响到“依法执政”所依“法”的质量，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能否顺利地进行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之所以提出社会形态历史变迁过程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是想从一个更加长远和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行进中的中国、中华民族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社会形态的变迁具有不以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意志转变的历史性规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历史性转变的伟大时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整体性变革的主导力量，必须主动适应历史变迁的规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历史仅仅代表过去，人民的意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的，如果要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归根到底要解决我们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要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我党对于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当今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党，这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就社会形态的转轨过程而言，也同样如此。
[责任编辑：钱国华]
关键词：社会形态；法制化；法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5)04—0043—03
一
每一次社会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一般是由经济基础这个主导性的经济结构因素发生变革作为发端，同时相伴随的是社会意识结构和政治结构多元化探索并最终归一的变革过程。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运动所实行的并不是如春秋战国时期呈现出的那种在不同的政治实体进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变革的局面，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变革运动所呈现出的特点是分阶段的单一模式。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实质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探索过程中的正确的方向性选择。笔者不同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作为一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的观点，作为社会形态系统中的主体性结构，其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相匹配，同时它自身也会要求和影响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那就是与市场经济的经济结构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民主的政治结构。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国家整体法制化的基础上。法治社会实际上是民主政治、法治国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制度安排、运行机制与模式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受制于各种具体的因素，可能会有反复或者波动。但是，如果站在一个跨越千年的历史高度，中国社会整体向前的趋势是不会变的，中国社会要经历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性进程也不会变的。在不同的人的眼里，未来中国社会可能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模样，但是如果从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如果考虑到与封建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因素相对应，未来中国社会在经济结构方面体现出的必然是开放式、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在政治结构方面必然体现出的是对各种权力进行限制的民主政治，在社会意识结构方面体现出来的应当是以“正义、自由”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法治观念和文化，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
市场经济体制是有其自身逻辑体系和运行规律的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中，平等法律地位的市场竞争主体、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市场主体财产所有权这三个要素形成了对于法治的内生性的需求，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必然是法治。法治要求在经济社会领域确立具有独立意志和经济地位的公民社会，在国家层面上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本身是包含 了从价值层面到具体制度安排的统一体，是与人治社会相对立的现代社会的概括性总称。我们不能将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立仅仅看作是社会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客观必然。同时，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完善同时也是在维护和促进其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基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本身也意味着社会形态内部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观念、法治文化三位一体的结构要素。
今天在探讨执政党理论建设和创新的各项工作时，实际上都不能脱离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形态历史性变迁过程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基于中国共产党法定的执政地位，党的理论建设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建构中的理论要素的建设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会影响到政治结构整体变革的方向、战略、步骤进行选择和安排的实践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执政能力，如果站在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角度，其实质是党带领全国人民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整体适应性变革的能力，是将中国社会实现从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的法治社会、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变革的能力，是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进行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结构变革的能力，是在经济结构方面维护、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结构方面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在社会意识结构方面宣扬和构造法治文化的能力。从法制的角度分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概括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贯彻和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能力。当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党需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队伍建设，需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但是，其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是将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意识结构统一到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这个大的社会形态转变的目标上来的能力。
二
在实现向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转变的进程中，法制化视野下的执政能力建设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中法治价值的建构与完善的问题。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分析，近现代中国从晚清开始的社会变革属于后生外发式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政府与政治机构对于改革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政府作用发挥的是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是消极的阻碍作用．政府作用发挥得是大还是小，却取决于在政府中居领导地位的领导集团的行为方式，而领导集团的行为方式又受制于其是否具有改革的动机和符合改革目标的价值信仰。现代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明的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以一些基本价值基础上的制度、体制、观念、行为方式的综合体，其蕴涵的“正义、自由、秩序、平等、民主”等基本价值与共产党员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信仰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正义、主体自由的实现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向法治社会进行整体变革的领导者，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把全党的价值信仰和动机统一到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改革目标上来，在执政理念中应大力加强对于现代法治价值观念的普及和宣传，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中，根本不具备法治价值观念形成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现代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也缺乏生存的经济基础，从而导致了全党的法制观念不是太强，一度还形成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想氛围。直到党的十五大，才改变了传统的法律1：具主义的观念，认识到 法治本身是包含了价值、制度及运行方式的综合体，进而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但是这个过程毕竟很短，加上传统观念、制度的惯性冲击，党的执政理念中对于法治价值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充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性经济结构的社会中，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规律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各种参与主体对于现代法治社会所蕴涵的“秩序、正义、自由”等价值的渴求，在现代法治社会基本价值层面下所形成的“主体地位平等、自愿公平的竞争、有限政府、权利本位”等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质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在政治及社会意识方面的客观反映。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自己信仰和追求法治，才能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信仰和动机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与社会中的各类参与主体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才能够有能力领导和自觉地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其次是执政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与法治社会的价值要求和制度安排的对接能力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成果之一，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要求在政治体制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在参照了前苏联的经验下形成了一整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政治组织及运行机制，这些政治架构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同时，由于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执政党的一些具体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与法治社会自身的价值追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社会转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价值和制度的转型对接的过程。比如，“秩序”作为法律的价值之一，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在封建社会，为实现秩序价值，国家往往采取加强皇权、重农抑商、思想钳制、限制迁移的户籍管理等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制度安排实现了一种静态的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而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经济结构的现代社会中，为实现秩序价值，国家往往通过法律确立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人身、社会等方面基本权利，形成了如选举、结社、新闻自由等政治参与、表达制度、司法最终的矛盾解决等制度，同时通过货币金融等政策工具加强政府对经济的间接控制能力，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动态稳定。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竞争性的经济运行模式，其首要价值表现为对“效率”的追求，竞争的直接后果会带来社会的贫富差异拉大，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为解决这个问题，现代法治社会确立了以“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一种限制和修正。由于我们国家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确立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在政策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客观的结果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随着民主法制化进程的深入，我们国家在效率与公平两个问题平衡方面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执政党必然会面临价值取向的改变，价值取向重心的转移必然要求制度安排的调整和变化，比如通过提高所得税税率、开征遗产税等税收制度，可以“削高就低”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但是其对吸引外资、鼓励投资却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另外，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是“经济人假说”，其哲学基础实质是人性本恶的利己主义，法治国家的分权、控权理论与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本质是共通的，而我们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宣扬的是强调奉献，其理论基础包含了人心向善的利他主义哲学的倾向，理论基础不同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及制度安排的差异是明显的，比如我们国家的宪法及党的有关规章，其程序性的规定明显比西方社会相关制度规定程序要弱一些，这也会给执政党在价值目标的确定及相关制度的安排方面带来两难的选择，这种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的转变和平衡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统一显得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执政党具有高超的对接艺术。
最后是执政党按照法治国家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对自身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能力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难度可能会出乎我们的预期。世界各国法制化进程的历史表明，对于政府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中首先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是如何制约领导集团自身权力的问题，因为现代法治国家民主宪政的本质精神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的自由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作为执政党，如何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应当是未来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上所要解决的最为重大的课题。因为党进行执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而立法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权力和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在我们国家，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代表党要统管一切，党的权力适用范围和运行方式要根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进行适当的调整。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9月就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从过去已经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看，我们党已经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如初步实行了“党政分开”和部分权力的下放。西方有句法谚叫“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句话反映了一个人很难做到客观、理性地看待自身的问题。在未来的日子里，在制订面临对自身权力进行调整以符合法治国家要求的宪法及法律时，我们能否客观地看待自己，能否自觉地按照法治国家的运行规律和要求对自己所掌握权力的范围、运行模式进行改革和完善，直接影响到“依法执政”所依“法”的质量，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能否顺利地进行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之所以提出社会形态历史变迁过程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是想从一个更加长远和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行进中的中国、中华民族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社会形态的变迁具有不以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意志转变的历史性规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历史性转变的伟大时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整体性变革的主导力量，必须主动适应历史变迁的规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历史仅仅代表过去，人民的意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的，如果要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归根到底要解决我们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同时要加强自身能力的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我党对于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中国社会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当今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党，这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就社会形态的转轨过程而言，也同样如此。
[责任编辑：钱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