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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面对近年的深刻经济危机，现实世界中的欧美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腐朽和垂死的，而且还在生存和发展，民生状况也普遍比我们过得好。为什么？罗尔斯的正义论提供了一种理论指导和解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自己问题的角度
历史和人类思想发展的结晶《正义论》
20世纪上半叶是个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矛盾的总爆发，但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受限制或有限的资本主义（limited capitalism）。这个历史大转折有时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化”，它表明资本主义仍然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再生能力，即能够不断调整和创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化解各种矛盾，促进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促使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与发展。
理论层面看，这种历史转变，是以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逐渐退出主流理论舞台中心，而以强调适当的国家干预为主调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流理论地位，其主要标志是20世纪初，以强调“国家必须促进个人自由能力”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潮的兴起和20世纪3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美国政治哲学大家约翰·罗尔斯（1921—2002年）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正义论》（1971年）一出版就成为了人类思想的经典，书中详加论证的正义理论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获得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响。
两个核心的正义原则
《正义论》博大精深，核心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阐述与论证。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初步表述是：一，“每个人对于与其他人类似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这样安排：（a）它们被合理地期望合乎每个人的利益；（b）它们与职位和公职向所有人开放相挂钩”。通俗地说，第一个原则就是：“每个人对于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拥有同等的权利，其前提条件是他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不得妨碍他人的类似的自由”。第二个原则中的（a）条件的意思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b）条件的意思是，这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能是职位和公职向所有人开放所带来的结果，是在机会公平情况下出现的结果。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最有创意同时也最有争议的是第二个原则的（a）部分，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使每个人都受益，这个原则通常被称为“差别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将一个平等的社会改造为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这种改造必须保证所有人在不平等的社会中都能过上比他们在平等的社会中更好的生活。通常，一个不平等社会的中上层会过上比他们在平等社会中更好的生活，因此，看一种不平等社会是否会使所有人得益，从根本上说，就要看一个不平等社会的底层是否会过上比他们在平等社会中更好的生活。如果连社会的底层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社会的中层和上层更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罗尔斯后来就把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改写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给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
罗尔斯的这个原则实质上在为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平等辩护。因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它有可能使所有人（包括社会的底层）都受益。即使最不幸的社会底层所分享到的社会财富最少，也可能比他们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所分得的要多。因此，他们有可能会赞成这种不平等。至于社会中上层，更是会积极赞成这种不平等，因为他们在这种不平等制度中分享到的，比社会底层所分享到的要多。因此，根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一个不平等制度的公正与否，应由不幸的底层判定，而不由幸运的上层判定。
所谓制度的公正与否由社会的底层来判定，其实质就是在制度的设计时要适当地向社会底层倾斜，也就是要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平竞争的社会中，那些幸运的上层是那些天资高或者出生在富裕家庭因而有条件接受高质量教育者，或二者兼而有之者。但某甲的天资或出身不是其自己可决定的，而是自然的、社会的偶然性造成的。社会制度的公正与否显然不应由这样的偶然因素决定。所以，罗尔斯认为，社会不仅应当通过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教育来克服社会的偶然性，而且应当进一步把人们的自然天赋看作是公共资源：某甲天生聪明而创造的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也不是其私有财产，而是大家可以共享的公共财产；反过来说，某乙天生的残疾，也不完全是其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不幸，因而大家都应该分担。
当然，罗尔斯并没有因为这种“天赋共享论”而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因为尽管一个人的天生的才智应当被看作是公共资源，但这种公共资源毕竟与其他公共资源不同，它只能由占有者本人加以开发利用。为了调动占有天生才智的人充分开发利用其才智的积极性，就有必要让他比别人多享受开发才智带来的成果作为刺激。否则，占有这种才智的人缺乏充分开发才智的积极性，而别人又没有办法加以开发，结果就会造成才智的浪费，这样大家就都不能得益。所以，罗尔斯主张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以能够充分调动占有聪明才智的人的积极性为限。从罗尔斯的这个观点可知，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是必要的，它不是施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有“度”的要求，不能过度，要考虑调动有才能者的积极性问题。
总之，罗尔斯第二个正义原则在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基础上，提出“天赋才能共享论”和“天生不幸分担论”，从而把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进一步向前推进，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为社会政策“保护弱者利益”辩护。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是把传统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有限的经济自由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更连贯，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尽管学界对罗尔斯的理论也有批评，但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总体上适应了时代潮流，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是有价值的。
《正义论》对我们的意义
相比与流行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正义论》对当下的中国更有意义，衮衮诸公何妨一读？往小里和浅里说，《正义论》至少能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两大紧迫问题：
一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近年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掀起了移民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潮流，不但带走了大量经济财富，而且流失了大量战略性人力资本。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能够先富起来的多是官员、企业家等，不管其财富来源是否都完全正当，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多数是精英人士，具有超过多数国民的能力。而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人力资本，是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人为什么要出走？因为他们有相当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来路不正，引起了普通民众“仇富”、“仇官”、“仇体制内”；而党和政府为了政权稳定，亦不能做到牢牢扭住正确政策不动摇。按罗尔斯的理论，国家制度环境要允许一部分人靠正当的方式先富起来，而且能在法律上为其先富提供可靠保障，那么，先富起来的人自然会有安全感和确定性，也多会以其才华和财富继续在中国发展，不做或少做“我走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事情。
二是维护社会稳定。党和政府总在呼吁要扩大内需，可下面的百姓总不敢花钱，就是因为百姓具有相当的不安全感：实在无多少钱可用于消费，消费了之后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呢？压力山大呀。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政府当采取适当的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保障未能先富起来者也能享受发展的成果。尽管还有争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过经济危机，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起了稳定器作用，再没有出现过1929年大萧条那样可怕的衰退和民生问题。欧美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如何改革和完善的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说，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近年确有进步，但远未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在二战后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很快全面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中国现在的财力状况是比较好的，一个宣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和政府，为什么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及其实际运行增加一些公平正义，则显然更加容易实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国民也更加各安其位，各得其乐。
（杨玉成博士，中央党校教授，哲学家、经济学家）
历史和人类思想发展的结晶《正义论》
20世纪上半叶是个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矛盾的总爆发，但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受限制或有限的资本主义（limited capitalism）。这个历史大转折有时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的文明化”，它表明资本主义仍然有很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再生能力，即能够不断调整和创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化解各种矛盾，促进经济稳定与社会和谐，促使资本主义继续生存与发展。
理论层面看，这种历史转变，是以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逐渐退出主流理论舞台中心，而以强调适当的国家干预为主调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主流理论地位，其主要标志是20世纪初，以强调“国家必须促进个人自由能力”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潮的兴起和20世纪30年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美国政治哲学大家约翰·罗尔斯（1921—2002年）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正义论》（1971年）一出版就成为了人类思想的经典，书中详加论证的正义理论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获得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响。
两个核心的正义原则
《正义论》博大精深，核心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阐述与论证。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初步表述是：一，“每个人对于与其他人类似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拥有同等的权利”；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应这样安排：（a）它们被合理地期望合乎每个人的利益；（b）它们与职位和公职向所有人开放相挂钩”。通俗地说，第一个原则就是：“每个人对于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拥有同等的权利，其前提条件是他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不得妨碍他人的类似的自由”。第二个原则中的（a）条件的意思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b）条件的意思是，这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能是职位和公职向所有人开放所带来的结果，是在机会公平情况下出现的结果。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中最有创意同时也最有争议的是第二个原则的（a）部分，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该使每个人都受益，这个原则通常被称为“差别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可以将一个平等的社会改造为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这种改造必须保证所有人在不平等的社会中都能过上比他们在平等的社会中更好的生活。通常，一个不平等社会的中上层会过上比他们在平等社会中更好的生活，因此，看一种不平等社会是否会使所有人得益，从根本上说，就要看一个不平等社会的底层是否会过上比他们在平等社会中更好的生活。如果连社会的底层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社会的中层和上层更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罗尔斯后来就把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改写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给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的利益”。
罗尔斯的这个原则实质上在为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平等辩护。因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它有可能使所有人（包括社会的底层）都受益。即使最不幸的社会底层所分享到的社会财富最少，也可能比他们在一个平等社会中所分得的要多。因此，他们有可能会赞成这种不平等。至于社会中上层，更是会积极赞成这种不平等，因为他们在这种不平等制度中分享到的，比社会底层所分享到的要多。因此，根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一个不平等制度的公正与否，应由不幸的底层判定，而不由幸运的上层判定。
所谓制度的公正与否由社会的底层来判定，其实质就是在制度的设计时要适当地向社会底层倾斜，也就是要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为什么呢？因为，在公平竞争的社会中，那些幸运的上层是那些天资高或者出生在富裕家庭因而有条件接受高质量教育者，或二者兼而有之者。但某甲的天资或出身不是其自己可决定的，而是自然的、社会的偶然性造成的。社会制度的公正与否显然不应由这样的偶然因素决定。所以，罗尔斯认为，社会不仅应当通过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教育来克服社会的偶然性，而且应当进一步把人们的自然天赋看作是公共资源：某甲天生聪明而创造的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也不是其私有财产，而是大家可以共享的公共财产；反过来说，某乙天生的残疾，也不完全是其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不幸，因而大家都应该分担。
当然，罗尔斯并没有因为这种“天赋共享论”而主张绝对的平均主义。因为尽管一个人的天生的才智应当被看作是公共资源，但这种公共资源毕竟与其他公共资源不同，它只能由占有者本人加以开发利用。为了调动占有天生才智的人充分开发利用其才智的积极性，就有必要让他比别人多享受开发才智带来的成果作为刺激。否则，占有这种才智的人缺乏充分开发才智的积极性，而别人又没有办法加以开发，结果就会造成才智的浪费，这样大家就都不能得益。所以，罗尔斯主张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以能够充分调动占有聪明才智的人的积极性为限。从罗尔斯的这个观点可知，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是必要的，它不是施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合作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有“度”的要求，不能过度，要考虑调动有才能者的积极性问题。
总之，罗尔斯第二个正义原则在早期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基础上，提出“天赋才能共享论”和“天生不幸分担论”，从而把自由主义的平等理念进一步向前推进，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为社会政策“保护弱者利益”辩护。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是把传统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有限的经济自由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更连贯，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尽管学界对罗尔斯的理论也有批评，但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总体上适应了时代潮流，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是有价值的。
《正义论》对我们的意义
相比与流行的《沉思录》和《道德情操论》，《正义论》对当下的中国更有意义，衮衮诸公何妨一读？往小里和浅里说，《正义论》至少能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两大紧迫问题：
一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近年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掀起了移民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潮流，不但带走了大量经济财富，而且流失了大量战略性人力资本。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能够先富起来的多是官员、企业家等，不管其财富来源是否都完全正当，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多数是精英人士，具有超过多数国民的能力。而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人力资本，是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人为什么要出走？因为他们有相当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来路不正，引起了普通民众“仇富”、“仇官”、“仇体制内”；而党和政府为了政权稳定，亦不能做到牢牢扭住正确政策不动摇。按罗尔斯的理论，国家制度环境要允许一部分人靠正当的方式先富起来，而且能在法律上为其先富提供可靠保障，那么，先富起来的人自然会有安全感和确定性，也多会以其才华和财富继续在中国发展，不做或少做“我走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事情。
二是维护社会稳定。党和政府总在呼吁要扩大内需，可下面的百姓总不敢花钱，就是因为百姓具有相当的不安全感：实在无多少钱可用于消费，消费了之后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呢？压力山大呀。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政府当采取适当的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保障未能先富起来者也能享受发展的成果。尽管还有争论，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过经济危机，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起了稳定器作用，再没有出现过1929年大萧条那样可怕的衰退和民生问题。欧美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如何改革和完善的问题。对我们中国来说，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近年确有进步，但远未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英国工党艾德礼政府在二战后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很快全面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中国现在的财力状况是比较好的，一个宣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和政府，为什么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及其实际运行增加一些公平正义，则显然更加容易实现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国民也更加各安其位，各得其乐。
（杨玉成博士，中央党校教授，哲学家、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