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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文论，文论与文学家的创作关键、人生理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和孔子弟子的言行，其中蕴含着儒家思想深远的文论内容。而《诗经》也是孔子整理出的文学名著之一，所以以上二者势必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便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刻论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代表，其中，《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的言行，是孔子思想关键、文学定位的主要蓝本，可见，孔子的大量文学思想、观念定位都融入其中。《诗经》是孔子整理的诗文集，其中，准入原则、诗文内容都与孔子的看法和理念具有深远的关联性，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够一探究竟。
一、《论语》文论的立论基础
（一）关注现实人生
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滥觞便是《诗经》，其中的绝大多数诗歌都展示出了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现象。在《论语》中，这种创作内容也有很多，例如：“务民之义。”在《论语》中，孔子对前世今生之说敬而远之，将绝大多数的研究重心都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学习、修身中，将这种生活理念传递给学生。
根据文献研究能够看出，孔子在文学领域内已经逐渐转变了传统意义上“往生”的思想，认为生而为人，应当关注自身的生活和学习，将重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自身发展中。往生是虚无缥缈的，而个人的品质和学识是能够后天养成的，孔子在教学中力求能够提升学生的品质和风骨，这些都需要努力刻苦地学习，并不是一味敬仰往生。与其敬畏这些若有似无的“神仙”，还不如关注民生，解决生活中直观的问题。由此能够看出，《诗经》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十分浓烈，对民生疾苦的关注程度十分鲜明。
（二）未体现人的天性与自然规律
物候诗在《诗经》中的比重也很高，这类诗文详细描述了自然规律的变化和形式，但是讨论的重点却不单单局限在这一方面，将自然现象作为农耕生活中的“基础”，强调的是人们通过的后天努力，获得丰厚的成果。“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见，每一个人出生之后的天赋是不同的，通过后天培养能够获得良好效果，这也是孔子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他并不在意人出生时的能力，而是竭尽所能对其进行培养和教育，也是关注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见，只有在付出了全部努力之后，才能够将自身的成长和未来“听信天命”，在付出全部努力之后，没有任何遗憾的同时也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结果。
（三）避谈人的来世
《诗经》中的作品对于人们前世、死后的内容研究较少，最“大尺度”的言论则是涉及死亡的论述，强调人们应当珍惜和享受现在的时光，例如《论语》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指的是，你对现在的生活都不甚了解，那么又怎么能够奢求知道死后的生活呢？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人们应当关注生活本身，而不是费尽心思探究死后会面对怎样的境地。一旦过于执着某一时间段的情况，就会忽视当下面临的生活。可见，孔子对生活的态度是谨慎中带有积极因素，不执着、不武断，以饱满的热情面对生活中的点滴，而对于来生，也仅仅是沉默。
二、《论语》中的文论
（一）“兴观群怨”说
《论语》中的文论有二，其一是“兴观群怨”说。这个文论主要关注诗歌对现实的作用。“兴于诗”指的是，正统的诗歌应当有指引人们前行的作用，在写作、学习诗歌的过程中需要从中学习端正的观念和知识。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认为，不学习诗歌礼乐就不能讲话，也不会讲话，诗歌和礼乐在人们成长过程中具有教化、指引的重要作用。诗是“群”的基础，使人能够融入社会群体中。由此也能够看出先秦时期对诗书、礼乐的重视程度，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生活的需求、性情的养成、价值观念的塑造。在《论语》中，对人性、品格的最高标准便是“君子”，只有成为了君子，才能够明理、儒雅、大气，成为社会中的表率。《诗经》中也有大量对礼乐的定位和追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便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述。
（二）“思无邪”
对“兴观群怨”說作补充的是“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语出《駉》：“思无邪，思马斯徂。”其中，“思无邪”的意思是思虑但没有邪魅。孔子利用这首诗来展现出《诗经》的正统和纯粹，也成为后世长久以来对《诗经》的评价之一。“思无邪”的评价标准是基于诗文的社会意义产生的，要求诗文中能够展现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但是却没有邪魅、歪曲的理念，即便文章中的整体基调呈现出思念、困顿，但总体的情感也是积极向上的，能够给予读者激励、引导。通过对《论语》的研究能够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引导人们积极入世、努力学习的，关注社会个体对时代、国家的作用，二者的思想理念一脉相承。
三、《诗经·小雅》对《论语》文论的体现
（一）《诗经·小雅》与“思无邪”
《诗经》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成为后世儒生作诗的典范，并作为固定教材流传于世，其雅正的思想得到了古来儒生的一致认同，成为诗歌思想性的要求。《诗经》中选录的大量内容都能够看出“思无邪”的理念，即便是对战争的反对、对亲人的思念，其中也能够寻得哀而不伤的韵味。在《采薇》诗文中，详细描述了戍边战士的辛苦，但是这种苦痛的来源却被作者定义为“玁狁之故”，诗文整体的风格和表现十分正统，其中暗含着的情感也是绝大多数百姓的真实感受，能够充分展现出“思无邪”的特点。
《南山有台》中的表现形式略显风尘，但是此时的君主统治的确可圈可点，社会局势安定，百姓生活较为富足。其中，从“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中能够看出，当时的文人认为，稳定的国家是百姓生活的基石，统治者需要将“法制”和“人文”观念联合使用，才能够治理好国家。而儒家思想中对于优秀君主的定位也是如此，二者观念趋同。
根据上文能够看出，《诗经·小雅》中的内容与孔子强调的“仁”“礼”不谋而合，既能够展现出社会背景，也能够体现出人生追求，展现出文论与《诗经》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出孔子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别样基调。
（二）《诗经·小雅》与“兴观群怨”
《诗经》中的诗文主要表现形式是“兴”，主要表现效果则是“观”，最终的表现目标则是“群”。而“怨”主要体现在怨刺诗中。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也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除了写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以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赋、比、兴是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四、结论
孔子在先秦诗歌中甄选出“诗三百”，也是自身文学理念、哲学研究方向的展现。在《诗经·小雅》中能够看出与《论语》文论的相通之处，从《诗经》中能够看到孔子的文学态度，从《论语》中也能窥探出孔子的文学思想。这一论题将是众多文学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需要不断挖掘、逐渐拓展，为我国传统文学研究填补空白。
一、《论语》文论的立论基础
（一）关注现实人生
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滥觞便是《诗经》，其中的绝大多数诗歌都展示出了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现象。在《论语》中，这种创作内容也有很多，例如：“务民之义。”在《论语》中，孔子对前世今生之说敬而远之，将绝大多数的研究重心都放在现实生活中的学习、修身中，将这种生活理念传递给学生。
根据文献研究能够看出，孔子在文学领域内已经逐渐转变了传统意义上“往生”的思想，认为生而为人，应当关注自身的生活和学习，将重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自身发展中。往生是虚无缥缈的，而个人的品质和学识是能够后天养成的，孔子在教学中力求能够提升学生的品质和风骨，这些都需要努力刻苦地学习，并不是一味敬仰往生。与其敬畏这些若有似无的“神仙”，还不如关注民生，解决生活中直观的问题。由此能够看出，《诗经》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十分浓烈，对民生疾苦的关注程度十分鲜明。
（二）未体现人的天性与自然规律
物候诗在《诗经》中的比重也很高，这类诗文详细描述了自然规律的变化和形式，但是讨论的重点却不单单局限在这一方面，将自然现象作为农耕生活中的“基础”，强调的是人们通过的后天努力，获得丰厚的成果。“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可见，每一个人出生之后的天赋是不同的，通过后天培养能够获得良好效果，这也是孔子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他并不在意人出生时的能力，而是竭尽所能对其进行培养和教育，也是关注人们现实生活的重要表现之一。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见，只有在付出了全部努力之后，才能够将自身的成长和未来“听信天命”，在付出全部努力之后，没有任何遗憾的同时也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结果。
（三）避谈人的来世
《诗经》中的作品对于人们前世、死后的内容研究较少，最“大尺度”的言论则是涉及死亡的论述，强调人们应当珍惜和享受现在的时光，例如《论语》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指的是，你对现在的生活都不甚了解，那么又怎么能够奢求知道死后的生活呢？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人们应当关注生活本身，而不是费尽心思探究死后会面对怎样的境地。一旦过于执着某一时间段的情况，就会忽视当下面临的生活。可见，孔子对生活的态度是谨慎中带有积极因素，不执着、不武断，以饱满的热情面对生活中的点滴，而对于来生，也仅仅是沉默。
二、《论语》中的文论
（一）“兴观群怨”说
《论语》中的文论有二，其一是“兴观群怨”说。这个文论主要关注诗歌对现实的作用。“兴于诗”指的是，正统的诗歌应当有指引人们前行的作用，在写作、学习诗歌的过程中需要从中学习端正的观念和知识。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认为，不学习诗歌礼乐就不能讲话，也不会讲话，诗歌和礼乐在人们成长过程中具有教化、指引的重要作用。诗是“群”的基础，使人能够融入社会群体中。由此也能够看出先秦时期对诗书、礼乐的重视程度，人们关注的重点是生活的需求、性情的养成、价值观念的塑造。在《论语》中，对人性、品格的最高标准便是“君子”，只有成为了君子，才能够明理、儒雅、大气，成为社会中的表率。《诗经》中也有大量对礼乐的定位和追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便是具有代表性的论述。
（二）“思无邪”
对“兴观群怨”說作补充的是“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语出《駉》：“思无邪，思马斯徂。”其中，“思无邪”的意思是思虑但没有邪魅。孔子利用这首诗来展现出《诗经》的正统和纯粹，也成为后世长久以来对《诗经》的评价之一。“思无邪”的评价标准是基于诗文的社会意义产生的，要求诗文中能够展现出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但是却没有邪魅、歪曲的理念，即便文章中的整体基调呈现出思念、困顿，但总体的情感也是积极向上的，能够给予读者激励、引导。通过对《论语》的研究能够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引导人们积极入世、努力学习的，关注社会个体对时代、国家的作用，二者的思想理念一脉相承。
三、《诗经·小雅》对《论语》文论的体现
（一）《诗经·小雅》与“思无邪”
《诗经》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成为后世儒生作诗的典范，并作为固定教材流传于世，其雅正的思想得到了古来儒生的一致认同，成为诗歌思想性的要求。《诗经》中选录的大量内容都能够看出“思无邪”的理念，即便是对战争的反对、对亲人的思念，其中也能够寻得哀而不伤的韵味。在《采薇》诗文中，详细描述了戍边战士的辛苦，但是这种苦痛的来源却被作者定义为“玁狁之故”，诗文整体的风格和表现十分正统，其中暗含着的情感也是绝大多数百姓的真实感受，能够充分展现出“思无邪”的特点。
《南山有台》中的表现形式略显风尘，但是此时的君主统治的确可圈可点，社会局势安定，百姓生活较为富足。其中，从“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中能够看出，当时的文人认为，稳定的国家是百姓生活的基石，统治者需要将“法制”和“人文”观念联合使用，才能够治理好国家。而儒家思想中对于优秀君主的定位也是如此，二者观念趋同。
根据上文能够看出，《诗经·小雅》中的内容与孔子强调的“仁”“礼”不谋而合，既能够展现出社会背景，也能够体现出人生追求，展现出文论与《诗经》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出孔子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别样基调。
（二）《诗经·小雅》与“兴观群怨”
《诗经》中的诗文主要表现形式是“兴”，主要表现效果则是“观”，最终的表现目标则是“群”。而“怨”主要体现在怨刺诗中。
《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也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除了写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以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赋、比、兴是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四、结论
孔子在先秦诗歌中甄选出“诗三百”，也是自身文学理念、哲学研究方向的展现。在《诗经·小雅》中能够看出与《论语》文论的相通之处，从《诗经》中能够看到孔子的文学态度，从《论语》中也能窥探出孔子的文学思想。这一论题将是众多文学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需要不断挖掘、逐渐拓展，为我国传统文学研究填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