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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人称“白宫里的一只鹰”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被特朗普“解职”。对此，华盛顿的建制派都称“大快人心”，而共和党保守派、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却表示，这是“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胜利。
此前，特朗普曾多次谴责白宫和国务院肆无忌惮的泄密活动源于“深层国家”。那么，“深层国家”是什么？美国政治体制中真的存在反对特朗普的“深层国家”吗？
学界认为，所谓“深层国家”最早指的是1923年由土耳其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组建的秘密网络，目标在于通过政变、暗杀等行动维持世俗政府的统治。后来，“深层国家”又被用作指代运作于民选政府背后的“影子政府”，而且往往与国家的强力部门，如情治机关和执法部门等密切相关。因此，早期美国媒体一般用“深层国家”描绘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强权政府。
美国民主党对特朗普总统启动的弹劾调查被认为是“深层国家”的又一杰作。图为2019年10月23日，20多名共和党议员冲进听证室，抗议弹劾调查特朗普总统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曾通过中情局秘密扶植外国代理人，或通过暗杀等行动实现外国政府更迭，从而产生亲美的政府。上述行动往往不为人所知，而且幕后策划都和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有关。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爆出的“伊朗门事件”，被认为是“深层国家”的典型行动。其间，中情局在白宫国安会的准许下，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以换取伊朗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质。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部分自由派媒体越来越倾向于用“深层国家”描述美国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不断强化对普通民众通讯的监控，从而侵犯公民的自由。
2013年，掌握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项目的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揭露“棱镜”项目，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外界对“深层国家”的想象，即政府对民众秘密展开大规模且无处不在的非法监控，这在美国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
2014年，斯诺登对美国《国民》杂志言之凿凿地说：“相信我，‘深层国家’的确存在，我就曾经身处其中。”
尽管美国司法部对国安局百般庇护，声称监控行动始终处于对外情报监视法院监管的范围之内，但正如美国媒体所披露的，该法院的作为实在不能让人恭维。从1979年至2012年，美国情报机构向对外情报监视法院提交的3万件秘密监控或搜查活动申请，仅11份被否决。对外情报监视法院与情报机构沆瀣一气，难怪民众不信任他们所说的监控行动“合法”“透明”，而对“深层国家”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担任参议员时曾是国安局监听项目的强烈反对者，但当上总统后，奥巴马用起中情局的种种秘密手段来却得心应手。一方面，已经在监听项目中尝到甜头的奥巴马无意停止监控，只希望提高项目透明度，重树美国人对情报机构的信心。另一方面，奥巴马还乐于在反恐行动中使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实施“定点清除”，从而避免外界对其穷兵黩武的指责。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深层国家”有了新变化。用极右翼媒体“布赖特巴特”网站的定义，“深层国家”既包括反对特朗普的实体，也包括反特朗普的行为。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深层国家”是一个松散的反特朗普网络，其中既包括政府内部的建制派，也包括体制外的反特朗普势力。他们多数本来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但由于对特朗普上台后破坏美国宪政体制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因而开始在体制内外抵抗特朗普的执政。
在体制内，白宫和政府部门内部不断发生的泄密事件，不仅打击了特朗普的声誉，而且破坏了其内外政策的实施。这些事件被认为是“深层国家的杰作”。
美国建制派公开呼吁对抗特朗普争议性政策的做法，也被极右翼和亲特朗普人士称为“深层国家”的“阴谋”和“政变”。
2017年7月，奥巴马时期的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公开表示，行政部门官员“有责任拒绝执行”特朗普“粗暴和反民主的命令”。对此，极右翼脱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博反击称，布伦南实际上在呼吁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等“深层国家”对特朗普政府实施“政变”。
此外，据《纽约时报》披露，白宫内部的建制派一直在竭力阻止特朗普的任意妄为，避免他更大程度地损害美国利益。曾因报道“水门事件”荣获“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其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中披露，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在任时，为避免特朗普签署废除《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经从椭圆形办公室把有关文件“偷走”，而特朗普对此则毫不知情。
而在体制外，美国自由派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特朗普“不称职”，掰着手指头计算他还有多久会被弹劾。
2018年9月，美国一匿名官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政府内部有内阁级官员曾讨论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罢免特朗普。对此，特朗普在推特上愤怒地说：“‘深层国家’势力和自由派，还有他们的工具，假新闻媒体，真的是发疯了——而且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总体看，由于反特朗普“深层国家”的存在，特朗普内外施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官僚机构乃至舆论的掣肘，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受“通俄门”调查的影响，特朗普未能实现美俄关系的转圜。
在“通俄门”问题上，由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雇，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此案，同时调查特朗普在解雇科米时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等行为。塞申斯由于曾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在“通俄门”调查开始后主动回避，不再过问调查的相关事宜。穆勒在调查中尽管受到舆论和特朗普的诸多压力，仍作出相对中立的结论，将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交由国会判定。
上述人士的种种表现，均体现出他们刻意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因而被亲特朗普的极右翼势力称为“深层国家”的工具，被用于对特朗普进行“政治迫害”。
美俄关系未能如特朗普所愿实现转圜，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统建制派对特朗普政策的抵制。事实上，在当选之前，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溢美之词，并有意改善美俄关系。然而，司法部开启“通俄门”调查对特朗普不啻当头一棒，缓和对俄关系的步伐不得不慢下来。
201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强化对俄制裁的法案，并要求总统在作出对俄外交的“重大改变”时，需向国会提交报告，再次压缩了特朗普对俄外交政策的权力。8月，特朗普被迫签署该制裁法案。
2018年1月和4月，美国财政部再次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为由，两次扩大制裁名单，将众多俄罗斯政要和富商列入，导致美俄关系降入谷底。
实际上，美国官僚体系内部对特朗普相对极端、偏激政策的抵制，很难说是“深层国家”的阴谋，然而，它卻在美国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对特朗普构成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特朗普政府的“离经叛道”不至于太出格。
〔摘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当代世界》〕
此前，特朗普曾多次谴责白宫和国务院肆无忌惮的泄密活动源于“深层国家”。那么，“深层国家”是什么？美国政治体制中真的存在反对特朗普的“深层国家”吗？
“深层国家”的前世
学界认为，所谓“深层国家”最早指的是1923年由土耳其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组建的秘密网络，目标在于通过政变、暗杀等行动维持世俗政府的统治。后来，“深层国家”又被用作指代运作于民选政府背后的“影子政府”，而且往往与国家的强力部门，如情治机关和执法部门等密切相关。因此，早期美国媒体一般用“深层国家”描绘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强权政府。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曾通过中情局秘密扶植外国代理人，或通过暗杀等行动实现外国政府更迭，从而产生亲美的政府。上述行动往往不为人所知，而且幕后策划都和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有关。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时期爆出的“伊朗门事件”，被认为是“深层国家”的典型行动。其间，中情局在白宫国安会的准许下，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以换取伊朗释放被扣押的美国人质。
自由派的推波助澜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部分自由派媒体越来越倾向于用“深层国家”描述美国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政府以反恐为名，不断强化对普通民众通讯的监控，从而侵犯公民的自由。
2013年，掌握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项目的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揭露“棱镜”项目，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外界对“深层国家”的想象，即政府对民众秘密展开大规模且无处不在的非法监控，这在美国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
2014年，斯诺登对美国《国民》杂志言之凿凿地说：“相信我，‘深层国家’的确存在，我就曾经身处其中。”
尽管美国司法部对国安局百般庇护，声称监控行动始终处于对外情报监视法院监管的范围之内，但正如美国媒体所披露的，该法院的作为实在不能让人恭维。从1979年至2012年，美国情报机构向对外情报监视法院提交的3万件秘密监控或搜查活动申请，仅11份被否决。对外情报监视法院与情报机构沆瀣一气，难怪民众不信任他们所说的监控行动“合法”“透明”，而对“深层国家”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担任参议员时曾是国安局监听项目的强烈反对者，但当上总统后，奥巴马用起中情局的种种秘密手段来却得心应手。一方面，已经在监听项目中尝到甜头的奥巴马无意停止监控，只希望提高项目透明度，重树美国人对情报机构的信心。另一方面，奥巴马还乐于在反恐行动中使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实施“定点清除”，从而避免外界对其穷兵黩武的指责。
“深层国家”有了新变化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深层国家”有了新变化。用极右翼媒体“布赖特巴特”网站的定义，“深层国家”既包括反对特朗普的实体，也包括反特朗普的行为。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深层国家”是一个松散的反特朗普网络，其中既包括政府内部的建制派，也包括体制外的反特朗普势力。他们多数本来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但由于对特朗普上台后破坏美国宪政体制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因而开始在体制内外抵抗特朗普的执政。
在体制内，白宫和政府部门内部不断发生的泄密事件，不仅打击了特朗普的声誉，而且破坏了其内外政策的实施。这些事件被认为是“深层国家的杰作”。
美国建制派公开呼吁对抗特朗普争议性政策的做法，也被极右翼和亲特朗普人士称为“深层国家”的“阴谋”和“政变”。
2017年7月，奥巴马时期的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公开表示，行政部门官员“有责任拒绝执行”特朗普“粗暴和反民主的命令”。对此，极右翼脱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博反击称，布伦南实际上在呼吁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机构等“深层国家”对特朗普政府实施“政变”。
此外，据《纽约时报》披露，白宫内部的建制派一直在竭力阻止特朗普的任意妄为，避免他更大程度地损害美国利益。曾因报道“水门事件”荣获“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其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中披露，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在任时，为避免特朗普签署废除《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曾经从椭圆形办公室把有关文件“偷走”，而特朗普对此则毫不知情。
而在体制外，美国自由派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特朗普“不称职”，掰着手指头计算他还有多久会被弹劾。
2018年9月，美国一匿名官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政府内部有内阁级官员曾讨论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罢免特朗普。对此，特朗普在推特上愤怒地说：“‘深层国家’势力和自由派，还有他们的工具，假新闻媒体，真的是发疯了——而且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特朗普执政的影响
总体看，由于反特朗普“深层国家”的存在，特朗普内外施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官僚机构乃至舆论的掣肘，其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受“通俄门”调查的影响，特朗普未能实现美俄关系的转圜。
在“通俄门”问题上，由于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雇，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任命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此案，同时调查特朗普在解雇科米时是否存在“妨碍司法”等行为。塞申斯由于曾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在“通俄门”调查开始后主动回避，不再过问调查的相关事宜。穆勒在调查中尽管受到舆论和特朗普的诸多压力，仍作出相对中立的结论，将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交由国会判定。
上述人士的种种表现，均体现出他们刻意与特朗普保持距离，因而被亲特朗普的极右翼势力称为“深层国家”的工具，被用于对特朗普进行“政治迫害”。
美俄关系未能如特朗普所愿实现转圜，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统建制派对特朗普政策的抵制。事实上，在当选之前，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过溢美之词，并有意改善美俄关系。然而，司法部开启“通俄门”调查对特朗普不啻当头一棒，缓和对俄关系的步伐不得不慢下来。
2017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强化对俄制裁的法案，并要求总统在作出对俄外交的“重大改变”时，需向国会提交报告，再次压缩了特朗普对俄外交政策的权力。8月，特朗普被迫签署该制裁法案。
2018年1月和4月，美国财政部再次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为由，两次扩大制裁名单，将众多俄罗斯政要和富商列入，导致美俄关系降入谷底。
实际上，美国官僚体系内部对特朗普相对极端、偏激政策的抵制，很难说是“深层国家”的阴谋，然而，它卻在美国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对特朗普构成制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特朗普政府的“离经叛道”不至于太出格。
〔摘自七一网（七一客户端）/《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