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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电影史上关于费穆的专题研究早已琳琅满目，站在整体中国影史发展脉络下对其诗性的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却仍然有待被书写。本文首先在民族视域下，将中国电影的早期美学形态按照费穆的诗电影和蔡楚生的影戏观进行分野，并探讨其二者的现实主义美学根基，在这种探索中完成对中国早期诗性电影的再认识。同时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将费穆与塔可夫斯基置于诗电影的范围下加以比较，并从“道”和“儒”的哲学根源上加以分析，进而考察出二者之间诗性运用的不同以及某些“家”、“国”情怀的共性。
关键词：费穆;蔡楚生;诗电影;塔可夫斯基
一、民族视域下费穆的诗电影与蔡楚生的影戏观
站在中国电影史整体架构的宏观层面来看，费穆的诗电影与蔡楚生的影戏观共同构筑了中国民族电影早期的美学形态。中国民族电影的美学形态基本形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遵循民族叙事的大前提之下，以费穆和蔡楚生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人的创作分别代表了两大不同的美学方向，但两种不同的美学形态都统一在现实主义这一内地美学根基之下。
蔡楚生是是由郑正秋开创的社会伦理剧的接班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导演之一。其在1935年创作的《渔光曲》在当时的影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当时中国影片票房的最高纪录，同时疑问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郑正秋——蔡楚生，从这一以贯之的代际脉络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电影的美学主线，蔡楚生在“影戏”传统的基本方向下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开创了社会伦理情节剧，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趣味与责任相合，“探索出一种‘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相融合的电影传统，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奇化叙事方式，将家与国、政治与伦理相结合，以一个个悲欢离合的家庭故事，关注中国现实又提供某种精神抚慰”【1】，受他们的共同影响，中国初期电影形成“影戏”的创作风格。
费穆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一种与蔡楚生截然不同的文人气质，他称为是“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1935年创作第一部影片《城市之夜》暴露旧社会问题的黑暗。之后创作《天伦》《香雪海》，社会政治色彩很淡，风格平实含蓄。1936年拍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对国防电影的开展起到促进作用。1948年《小城之春》是费穆艺术创作的巅峰作品，是近代电影史上探索东方美学风格的一座丰碑。之后拍摄戏曲片《生死恨》，是我国摄制彩色影片的第一次尝试。费穆的诗电影和蔡楚生的影戏电影都殊途同归地代表着中国早期电影的民族风格，将其二人并置来考察，可以窥见民族影像发展中的脉络。关于“民族风格”，费穆在《风格漫谈》提出了 三个观念：“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家的民族风格; 中国电影在使用现代创作技巧之下，把握民族风格; 出于现代的中国，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怎样把握中国 电影的民族风格。”【2】他的创作即是遵从这种观念的， 将诗性精神熔铸进其影片的整体结构和内容中，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隐匿在国人内心的精神品格阐释出来。
二、中西比较视域下费穆与塔可夫斯基电影中的诗性主题
将费穆与塔可夫斯基置于诗电影的范围下加以比较，进而考察出二者之间诗性运用的不同以及某些“家”、“国”情怀的共性。而这些主题也一直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出现，也正如他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我所有的影片里，根的主题一直都极为重要： 这一主题联系了家庭房舍、童年、国家、大地。”【3】这种“根”的线索贯穿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创作中;而费穆所要书写的家国情怀则以一种更为隐匿的方式呈现在影像和人物性格的构建中，这种书写方式与塔可夫斯基不同，更具有本土性和在地性的特点。电影用影像表意，那么诗电影就是将中国传统诗词中的气质和意境以一种“浸透”的方式铺垫在影像之中，其中传达着华夏美学中的某些历史根源，而费穆电影中的诗性精神将这种独具东方气质和中国本土在地性的文化内涵以及其巧妙的方式呈现出来。作为中国诗电影的先驱，费穆的诗性观念影响到了两岸三地诸多著名导演的电影创作。例如侯孝贤从新电影时期的眷恋乡土到成熟时期的历史文化阐释再到后期对于形式的探索，都渗透着“侯式”的诗性精神，其对于人物心理的细微刻画都受到了费穆的影响，其电影中流露出的高贵的诗性气质都赋予了其影片永恒的艺术魅力。
费穆的诗性电影的哲学基础则是来源于传统的儒家精神，因此它应当是“非酒神性的禁欲主义，强调节制狂暴的感性，强调感性中的理性，自然性中的社会性。”【4】 “发乎情止乎禮”这一构成后世儒家美学传统的根源一直是费穆电影中的主题精神，费穆的文人气质也是在对这种儒家精神的阐释中逐渐明晰、定型。
三、结语
费穆电影中渗透着中华传统美学的非酒神性特征，“克己复礼”的书写中，将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交融贯通，书写出一部部不朽的影像篇章。刘鳃在《情采篇》中提出了“为 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的创作主张。这是对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对朴素真实之风的肯定，也是对庄子“朴素淡然”美学命题的进一步发展。【5】费穆在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根基下，独辟蹊径地将这种诗性以朴素淡然的方式书写在影像之中，也可谓是千古绝唱。
随着中国这个电影大国的崛起，国产电影面临由数量升级到质量升级的转型期，虽然近年来优秀电影作品层不出穷，但在创作完成度较高的类型电影时，如何使中国故事更具中国精神，希望在重读费穆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某些启发。
参考文献：
[1]尹鸿. 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费穆：《风格漫谈》，《大公报（香港）·电影圈》1950年5月6日.
[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张晓东. 雕刻时光[J]. 收藏与投资， 2016（6）.
[4]李泽厚. 华夏美学[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5]程俊“朴素淡然”—中华美学命题论释之四.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
关键词：费穆;蔡楚生;诗电影;塔可夫斯基
一、民族视域下费穆的诗电影与蔡楚生的影戏观
站在中国电影史整体架构的宏观层面来看，费穆的诗电影与蔡楚生的影戏观共同构筑了中国民族电影早期的美学形态。中国民族电影的美学形态基本形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在遵循民族叙事的大前提之下，以费穆和蔡楚生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影人的创作分别代表了两大不同的美学方向，但两种不同的美学形态都统一在现实主义这一内地美学根基之下。
蔡楚生是是由郑正秋开创的社会伦理剧的接班人。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电影导演之一。其在1935年创作的《渔光曲》在当时的影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成为当时中国影片票房的最高纪录，同时疑问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郑正秋——蔡楚生，从这一以贯之的代际脉络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电影的美学主线，蔡楚生在“影戏”传统的基本方向下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开创了社会伦理情节剧，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趣味与责任相合，“探索出一种‘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相融合的电影传统，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奇化叙事方式，将家与国、政治与伦理相结合，以一个个悲欢离合的家庭故事，关注中国现实又提供某种精神抚慰”【1】，受他们的共同影响，中国初期电影形成“影戏”的创作风格。
费穆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一种与蔡楚生截然不同的文人气质，他称为是“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1935年创作第一部影片《城市之夜》暴露旧社会问题的黑暗。之后创作《天伦》《香雪海》，社会政治色彩很淡，风格平实含蓄。1936年拍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对国防电影的开展起到促进作用。1948年《小城之春》是费穆艺术创作的巅峰作品，是近代电影史上探索东方美学风格的一座丰碑。之后拍摄戏曲片《生死恨》，是我国摄制彩色影片的第一次尝试。费穆的诗电影和蔡楚生的影戏电影都殊途同归地代表着中国早期电影的民族风格，将其二人并置来考察，可以窥见民族影像发展中的脉络。关于“民族风格”，费穆在《风格漫谈》提出了 三个观念：“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家的民族风格; 中国电影在使用现代创作技巧之下，把握民族风格; 出于现代的中国，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怎样把握中国 电影的民族风格。”【2】他的创作即是遵从这种观念的， 将诗性精神熔铸进其影片的整体结构和内容中，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隐匿在国人内心的精神品格阐释出来。
二、中西比较视域下费穆与塔可夫斯基电影中的诗性主题
将费穆与塔可夫斯基置于诗电影的范围下加以比较，进而考察出二者之间诗性运用的不同以及某些“家”、“国”情怀的共性。而这些主题也一直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中出现，也正如他书中所写的那样：“在我所有的影片里，根的主题一直都极为重要： 这一主题联系了家庭房舍、童年、国家、大地。”【3】这种“根”的线索贯穿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创作中;而费穆所要书写的家国情怀则以一种更为隐匿的方式呈现在影像和人物性格的构建中，这种书写方式与塔可夫斯基不同，更具有本土性和在地性的特点。电影用影像表意，那么诗电影就是将中国传统诗词中的气质和意境以一种“浸透”的方式铺垫在影像之中，其中传达着华夏美学中的某些历史根源，而费穆电影中的诗性精神将这种独具东方气质和中国本土在地性的文化内涵以及其巧妙的方式呈现出来。作为中国诗电影的先驱，费穆的诗性观念影响到了两岸三地诸多著名导演的电影创作。例如侯孝贤从新电影时期的眷恋乡土到成熟时期的历史文化阐释再到后期对于形式的探索，都渗透着“侯式”的诗性精神，其对于人物心理的细微刻画都受到了费穆的影响，其电影中流露出的高贵的诗性气质都赋予了其影片永恒的艺术魅力。
费穆的诗性电影的哲学基础则是来源于传统的儒家精神，因此它应当是“非酒神性的禁欲主义，强调节制狂暴的感性，强调感性中的理性，自然性中的社会性。”【4】 “发乎情止乎禮”这一构成后世儒家美学传统的根源一直是费穆电影中的主题精神，费穆的文人气质也是在对这种儒家精神的阐释中逐渐明晰、定型。
三、结语
费穆电影中渗透着中华传统美学的非酒神性特征，“克己复礼”的书写中，将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交融贯通，书写出一部部不朽的影像篇章。刘鳃在《情采篇》中提出了“为 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的创作主张。这是对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是对朴素真实之风的肯定，也是对庄子“朴素淡然”美学命题的进一步发展。【5】费穆在遵循现实主义的美学根基下，独辟蹊径地将这种诗性以朴素淡然的方式书写在影像之中，也可谓是千古绝唱。
随着中国这个电影大国的崛起，国产电影面临由数量升级到质量升级的转型期，虽然近年来优秀电影作品层不出穷，但在创作完成度较高的类型电影时，如何使中国故事更具中国精神，希望在重读费穆的过程中，可以得到某些启发。
参考文献：
[1]尹鸿. 当代电影艺术导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费穆：《风格漫谈》，《大公报（香港）·电影圈》1950年5月6日.
[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张晓东. 雕刻时光[J]. 收藏与投资， 2016（6）.
[4]李泽厚. 华夏美学[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5]程俊“朴素淡然”—中华美学命题论释之四.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