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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8年4月1日在孔夫子旧书网购买第一本书，至今已十二年。古代十二年是为一纪，算是一个周期。十二年之于千年的纸寿，不过是个小周期；但于百年的人寿，实在不算短，该是小结一下的时候了。我在孔网淘书十二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突破阅读的限制：阅读，不应受限于现时代权力的封锁与商业的营销；不应受限于现时代的古籍整理与外籍译介水平；不应受限于建国以来乃至民国以来的出版范围。
01.入坑
孔网近来调整了之前的购书记录。不过好在，我的第一次购书记录还清晰地存于脑海。2008年考研结束，我百无聊赖，壮胆闯入校图书馆的港台书室，在那里发现一册三民书局的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首载《中国法制史》1934年序，其对“法制史”的定义，对当时读惯了教科书的我之意义，堪称振聋发聩。但遍搜校图书馆，却没有陈顾远的这部《中国法制史》。无奈之下，我只好尝试在网络上检索，最终发现唯独孔夫子旧书网有卖，价格依稀记得是15元左右。当时我很少网购，支付、邮寄也均没有现在便利。会不会被骗？会不会寄丢？带着这些疑虑，我仍然买下了这本书。等待邮寄的时间，我每天去港台书室抄读《中国法制史概要》，聊以销永日。
4月1日愚人节，书寄到了。这是一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的翻印本。陈顾远当时在台湾担任要职，正式出版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那段时间，两岸均有不少类似的翻印行为，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方式。书的扉页盖着“中国科学院中南数学计算技术及自动化研究所保卫科”的橡皮红章。扉页、版权页和封底都有“内部参考用”的字样，版权页还有一则大意是“批判使用”的说明，这是当时惯用的“免责声明”。
书的初版时间是1934年，第二年就召开了全国司法会议，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的口号，所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此书动议翻印的时间是1958年，原因大概是当时正在讨论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与教学问题，遗憾的是当年就掀起了批判旧法观点的运动，此书也只能束之高阁，辗转流出，直到2008年被我买到；2011年，中国法制史早已是法学核心课程，“制度自信”要求寻找传统资源，我当年抄读的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终于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在大陆出版。一波三折，反映的是时代的风向。
02.读书人的投资与捡漏
玩收藏的，讲究投资和捡漏。读书人没有收藏家的眼光，但也有投资和捡漏的乐趣。先说投资。
何谓投资？预见到未来价值会上升，趁着价格还贱的时候收了，是谓投资。读书人的投资，则有异于是：我买的时候，此书还无人知晓；我买了以后，此书居然大火，甚至推出新版。虽然我分文无赚，但是眼光得到验证，亦是无上的乐趣。
2010年，我在孔网买了本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北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8元。李定一是重庆铜梁人，鼎革之际远渡台湾。这本书用的材料，以《通鉴》、廿四史、三通為主，没有什么新鲜。但是叙事流畅，把政治史、军事史的大关节讲得明白好看。我觉得是中国通史入门的上佳读物，但从来没见人推荐过。果然，2012年、2019年，两家大陆出版社先后推出此书新版，并且在营销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我现在逛新书店，常能在畅销书架上见到此书。虽然与我无关，但仍有“先见之明”的快感。
又如张煦侯的《通鉴学》。2010年12月，我在孔网买书，为了减免运费凑单，在同一家店选了一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的《通鉴学》，5元。一口气读完，惊为天人。果然，去年“低音”系列隆重推出此书的新版，力邀邓小南、陈尚君、辛德勇作序跋推荐，一时洛阳纸贵，豆瓣友邻纷纷标记“想读”。看到我所崇敬的辛德勇先生在《重版附言》中说：“我知道张煦侯先生这部《通鉴学》的时间很晚，是在修订拙作《制造汉武帝》的过程中，（应该在2016年以后）蒙友人相告，才知晓这部著作的存在。”心下未免泛起一阵猥琐的窃喜。这就是读书人的乐趣，不值钱，亦与钱无关。
再说捡漏。孔网淘旧书，照理是不大容易有奇遇，更难得捡漏的。我去年十月在孔网花200元买了一本书。卖家不知道我捡了漏，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今年5月，才知道。
这本书叫《中国法制史论集》，谢冠生、查良鑑主编，布面精装烫金字，自然旧，近全品。1968年8月初版，定价100元新台币。根据谢冠生的序，“最近大半年来，大陆上发生几件非常胡闹的事情”，所以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们约了陈顾远、史尚宽、林咏荣、戴炎辉、滋贺秀三等十几位法律史学者，开了一个会，出了这本论文集。
书买回来时，套着一个透明的塑料书皮。年深月久，难以取下，也就随它去了。昨晚百无聊赖，我随手取出此书，细细玩赏，忽然发现封二贴着数条牛皮纸的胶带。胶带之下，隐隐有字迹。
以前读《倚天屠龙记》，看到张三丰从《楞伽经》夹缝中读出一部《九阳真经》，十分羡慕，屡屡妄图有此奇遇。当即撕去塑料书皮，小心翼翼揭开胶带。
胶带之下，隐藏着数行洋文。我对洋文实在不懂，也难以辨认手写体。但依稀看出落款是Liang-chien Cha，想来便是主编者之一的查良鑑。看名字不难想到，此公与查良镛、查良铮应该是同族。查阅之后，果然，查良鑑是查良镛的堂兄，曾任台湾的司法行政部长、最高院院长、中华法学协会会长等。
受赠人名叫Robert·Sto？ rey，是1952-1953美国律师协会会长，更多信息百度上搜不到。查良鑑称之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律师、老朋友”。
至于这个手迹为什么要粘贴起来，此书又为什么没有送到美国，而流落于安徽一家旧书肆，最后通过孔网送抵寒斋，其间的秘辛便不得而知了。此书签赠于1969年，也许与特殊年代有关？ 03.书中的书
比捡漏更好玩的，莫过于真的从书中读出另一本书来。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例：《商君书》《庄子》与朱宝昌、阳海洲。
2011年，读《商君书》。此时，豆瓣的书籍搜索（只能提供建国后大陆出版图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了。我习惯性上孔网检索，看到有一册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印数2000册。这本是自然旧，唯独封面上染了一大块污渍，浸透了前20页。好在不影响阅读，遂以20元的价格买了。当时还检索到一本题目近似的阳海洲《商君书解诂译本》，价6元，遂一起拿下。到手一看，竟还是个签赠本。阳海洲先生任教于贵阳学院，当时我有一位师兄也在那儿教书，遂央他又求了个签名，成为寒斋罕有的复签本。原以为这本书的故事到此结束。
2017年，我研读《庄子》，发现《庄子三篇疏解》中的《齐物论疏解》非常精彩，作者是朱宝昌。后来了解到，朱宝昌是熊十力的高足，除《齐物论疏解》外，还有一些诗文作品，在他身后汇录为《朱宝昌诗文选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仅印1000册，遂于孔网搜得购入，价格不菲。
沒想到，此书扉页竟有一位先生的赠语：“海洲先生留念”云云。翻阅时，又从书中掉出两页信札，抬头是“尊敬的阳先生”。大意是说：阳海洲先生当时主持一种刊物，录用发表了寄信人的一篇论文。寄信人出于感激，遂购买此书寄赠。查阅该刊物可以确定，此阳海洲即彼阳海洲。《庄子》《商君书》、朱宝昌、阳海洲，竟通过这样一封信联系到了一起，令人慨叹书缘之神奇，亦感叹当时编辑与作者的君子之交。海洲先生今年应有83岁了，敬祈安康！
第二例：《国故谈苑》里藏着《中国法系论》。
2018年5月，我在孔网发现一套程树德的《国故谈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程树德是法史名家，亦著有《论语集释》为学界所重。但这套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遂购入。书到手后，我才发现：此书共六卷，以笔记体收录了程氏早年的作品。但其中第五、六卷，收录了程树德晚年欲全力以赴的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法系论》。最后，程树德自忖风痹在床，没有脑力完成这部体大思精之作，遂决意注释《论语》，而将《中国法系论》的大纲及初步搜集的材料附于此书。可以说，《中国法系论》也是一部学术史上失踪的著作。我已经另外撰写了《程树德年谱》及一篇论文，并对《中国法系论》进行了点校，不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套书近80年来的经历。
除了版权页的定价外，此书还印着或贴着四处售价。下册的扉页，还有一处赠语，题赠对象是程树德先生的长女、文史学家程俊英先生。又据书商云，此书是从上海收得。根据这些信息来推测：此书1940年出版，解放前因通货膨胀，被贴上新的价签售卖。解放后，因货币体系的变化，或者流入旧书肆，又被贴上价签售卖数次。1980年代，林先生在上海福州路旧书肆购得此书（价格应该是最新的4元），转赠程俊英先生。1993年程先生在上海病逝后，此书自程府流出，又辗转于书商之手，最后为我购得。
书之聚散，譬如人事。今日架上之盛，转瞬已入他人彀中。书之存亡，亦犹人事。纸寿虽号千年，能无大限？善藏书者，善藏其本；善读书者，善继其志。生今之世，志古之道，购书满架，偃仰啸歌于其中，曾不知老之将至，可谓极乐也已矣。
责编：何建娇
01.入坑
孔网近来调整了之前的购书记录。不过好在，我的第一次购书记录还清晰地存于脑海。2008年考研结束，我百无聊赖，壮胆闯入校图书馆的港台书室，在那里发现一册三民书局的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首载《中国法制史》1934年序，其对“法制史”的定义，对当时读惯了教科书的我之意义，堪称振聋发聩。但遍搜校图书馆，却没有陈顾远的这部《中国法制史》。无奈之下，我只好尝试在网络上检索，最终发现唯独孔夫子旧书网有卖，价格依稀记得是15元左右。当时我很少网购，支付、邮寄也均没有现在便利。会不会被骗？会不会寄丢？带着这些疑虑，我仍然买下了这本书。等待邮寄的时间，我每天去港台书室抄读《中国法制史概要》，聊以销永日。
4月1日愚人节，书寄到了。这是一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的翻印本。陈顾远当时在台湾担任要职，正式出版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那段时间，两岸均有不少类似的翻印行为，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方式。书的扉页盖着“中国科学院中南数学计算技术及自动化研究所保卫科”的橡皮红章。扉页、版权页和封底都有“内部参考用”的字样，版权页还有一则大意是“批判使用”的说明，这是当时惯用的“免责声明”。
书的初版时间是1934年，第二年就召开了全国司法会议，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的口号，所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一度成为热门；此书动议翻印的时间是1958年，原因大概是当时正在讨论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与教学问题，遗憾的是当年就掀起了批判旧法观点的运动，此书也只能束之高阁，辗转流出，直到2008年被我买到；2011年，中国法制史早已是法学核心课程，“制度自信”要求寻找传统资源，我当年抄读的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终于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在大陆出版。一波三折，反映的是时代的风向。
02.读书人的投资与捡漏
玩收藏的，讲究投资和捡漏。读书人没有收藏家的眼光，但也有投资和捡漏的乐趣。先说投资。
何谓投资？预见到未来价值会上升，趁着价格还贱的时候收了，是谓投资。读书人的投资，则有异于是：我买的时候，此书还无人知晓；我买了以后，此书居然大火，甚至推出新版。虽然我分文无赚，但是眼光得到验证，亦是无上的乐趣。
2010年，我在孔网买了本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北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8元。李定一是重庆铜梁人，鼎革之际远渡台湾。这本书用的材料，以《通鉴》、廿四史、三通為主，没有什么新鲜。但是叙事流畅，把政治史、军事史的大关节讲得明白好看。我觉得是中国通史入门的上佳读物，但从来没见人推荐过。果然，2012年、2019年，两家大陆出版社先后推出此书新版，并且在营销方面下了不小的功夫。我现在逛新书店，常能在畅销书架上见到此书。虽然与我无关，但仍有“先见之明”的快感。
又如张煦侯的《通鉴学》。2010年12月，我在孔网买书，为了减免运费凑单，在同一家店选了一本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的《通鉴学》，5元。一口气读完，惊为天人。果然，去年“低音”系列隆重推出此书的新版，力邀邓小南、陈尚君、辛德勇作序跋推荐，一时洛阳纸贵，豆瓣友邻纷纷标记“想读”。看到我所崇敬的辛德勇先生在《重版附言》中说：“我知道张煦侯先生这部《通鉴学》的时间很晚，是在修订拙作《制造汉武帝》的过程中，（应该在2016年以后）蒙友人相告，才知晓这部著作的存在。”心下未免泛起一阵猥琐的窃喜。这就是读书人的乐趣，不值钱，亦与钱无关。
再说捡漏。孔网淘旧书，照理是不大容易有奇遇，更难得捡漏的。我去年十月在孔网花200元买了一本书。卖家不知道我捡了漏，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今年5月，才知道。
这本书叫《中国法制史论集》，谢冠生、查良鑑主编，布面精装烫金字，自然旧，近全品。1968年8月初版，定价100元新台币。根据谢冠生的序，“最近大半年来，大陆上发生几件非常胡闹的事情”，所以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们约了陈顾远、史尚宽、林咏荣、戴炎辉、滋贺秀三等十几位法律史学者，开了一个会，出了这本论文集。
书买回来时，套着一个透明的塑料书皮。年深月久，难以取下，也就随它去了。昨晚百无聊赖，我随手取出此书，细细玩赏，忽然发现封二贴着数条牛皮纸的胶带。胶带之下，隐隐有字迹。
以前读《倚天屠龙记》，看到张三丰从《楞伽经》夹缝中读出一部《九阳真经》，十分羡慕，屡屡妄图有此奇遇。当即撕去塑料书皮，小心翼翼揭开胶带。
胶带之下，隐藏着数行洋文。我对洋文实在不懂，也难以辨认手写体。但依稀看出落款是Liang-chien Cha，想来便是主编者之一的查良鑑。看名字不难想到，此公与查良镛、查良铮应该是同族。查阅之后，果然，查良鑑是查良镛的堂兄，曾任台湾的司法行政部长、最高院院长、中华法学协会会长等。
受赠人名叫Robert·Sto？ rey，是1952-1953美国律师协会会长，更多信息百度上搜不到。查良鑑称之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律师、老朋友”。
至于这个手迹为什么要粘贴起来，此书又为什么没有送到美国，而流落于安徽一家旧书肆，最后通过孔网送抵寒斋，其间的秘辛便不得而知了。此书签赠于1969年，也许与特殊年代有关？ 03.书中的书
比捡漏更好玩的，莫过于真的从书中读出另一本书来。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例：《商君书》《庄子》与朱宝昌、阳海洲。
2011年，读《商君书》。此时，豆瓣的书籍搜索（只能提供建国后大陆出版图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了。我习惯性上孔网检索，看到有一册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印数2000册。这本是自然旧，唯独封面上染了一大块污渍，浸透了前20页。好在不影响阅读，遂以20元的价格买了。当时还检索到一本题目近似的阳海洲《商君书解诂译本》，价6元，遂一起拿下。到手一看，竟还是个签赠本。阳海洲先生任教于贵阳学院，当时我有一位师兄也在那儿教书，遂央他又求了个签名，成为寒斋罕有的复签本。原以为这本书的故事到此结束。
2017年，我研读《庄子》，发现《庄子三篇疏解》中的《齐物论疏解》非常精彩，作者是朱宝昌。后来了解到，朱宝昌是熊十力的高足，除《齐物论疏解》外，还有一些诗文作品，在他身后汇录为《朱宝昌诗文选集》，陕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仅印1000册，遂于孔网搜得购入，价格不菲。
沒想到，此书扉页竟有一位先生的赠语：“海洲先生留念”云云。翻阅时，又从书中掉出两页信札，抬头是“尊敬的阳先生”。大意是说：阳海洲先生当时主持一种刊物，录用发表了寄信人的一篇论文。寄信人出于感激，遂购买此书寄赠。查阅该刊物可以确定，此阳海洲即彼阳海洲。《庄子》《商君书》、朱宝昌、阳海洲，竟通过这样一封信联系到了一起，令人慨叹书缘之神奇，亦感叹当时编辑与作者的君子之交。海洲先生今年应有83岁了，敬祈安康！
第二例：《国故谈苑》里藏着《中国法系论》。
2018年5月，我在孔网发现一套程树德的《国故谈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程树德是法史名家，亦著有《论语集释》为学界所重。但这套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遂购入。书到手后，我才发现：此书共六卷，以笔记体收录了程氏早年的作品。但其中第五、六卷，收录了程树德晚年欲全力以赴的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法系论》。最后，程树德自忖风痹在床，没有脑力完成这部体大思精之作，遂决意注释《论语》，而将《中国法系论》的大纲及初步搜集的材料附于此书。可以说，《中国法系论》也是一部学术史上失踪的著作。我已经另外撰写了《程树德年谱》及一篇论文，并对《中国法系论》进行了点校，不赘。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套书近80年来的经历。
除了版权页的定价外，此书还印着或贴着四处售价。下册的扉页，还有一处赠语，题赠对象是程树德先生的长女、文史学家程俊英先生。又据书商云，此书是从上海收得。根据这些信息来推测：此书1940年出版，解放前因通货膨胀，被贴上新的价签售卖。解放后，因货币体系的变化，或者流入旧书肆，又被贴上价签售卖数次。1980年代，林先生在上海福州路旧书肆购得此书（价格应该是最新的4元），转赠程俊英先生。1993年程先生在上海病逝后，此书自程府流出，又辗转于书商之手，最后为我购得。
书之聚散，譬如人事。今日架上之盛，转瞬已入他人彀中。书之存亡，亦犹人事。纸寿虽号千年，能无大限？善藏书者，善藏其本；善读书者，善继其志。生今之世，志古之道，购书满架，偃仰啸歌于其中，曾不知老之将至，可谓极乐也已矣。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