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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3年德国部分联邦州修改了高校法，准许高校以公法基金会的形式存在。德国高校的改革中以德国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的模式最具有代表性。下萨克森州的哥廷根大学以校长委员会、基金理事会和评议会的互动为中心，强化了校长委员会的地位;而黑森州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以校长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和评议会的互动为中心，保持了团体大学的管理模式。本文认为，德国的公法基金大学都获得了人事权、财政权和更大的行为能力，从而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德国大学模式。
关键词：德国大学;公法基金;大学改革
传统的德国大学大都是由国家设立和资助的，大学既是国家的一个拥有公法地位的机构，又是继承自中世纪大学的行会式的学者共同体。[1]此处的国家主要不是指中央政府，而是指地方政府，1871-1945年期间办学主体为各个邦国，二战后办学主体为各个省级单位的联邦州。今天的德国除了部分军事院校和教会高校，大部分公立大学都是省级政府主管的大学。虽然历史上有一些大学是捐赠设立的，如1914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但公立大学一直是德国大学和高等教育的主体。
德意志大学受到中世纪行会式大学模式的影响，由教授所组成的学院和大学评议会掌握着大学的权力;校长基本上是一种礼仪式的职位，每年一换。大学没有自己的财源，主要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基于这种财政拨款，教授的任命权同时也保留在教育主管机关手中。
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大学改革中，德国大学的校长任期得到了延长，不再一年一换。如1965年成立的康兹坦茨大学（Universitaet Konstanz）的宋德（Horst Sund）教授从1976到1991年为大学校长，任期长达15年，成为大学的灵魂人物。同时，大学评议会也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学生代表、其他教师代表和大学工作人员代表，但是他们的比例不得超过教授的比例，因此教授的主体地位得以保存。但是在大学的财政权和人事权上，大学仍然是国家的机构，不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2]上个世纪90年代，德国借鉴美国大学治理模式，引入了校务委员会（Hochschulrat），试图扩展大学同经济界和社会的接触，为大学治理注入新的模式。由于德国大学本身缺乏独立行动能力，加上同原有评议会和校长委员会的冲突，因此这一组织虽然得以合法化，但是发挥的作用因校而异，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设立这一组织。[3]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大学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受统一影响德国经济负增长，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高等教育投入减少;欧洲高教区和博洛尼亚进程强制德国大学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同时也对组织模式提出了革新的要求;英美精英大学的成就让辉煌一时的德国大学显得比较落伍，不管是教学还是社会服务都不具备明显的竞争力。因此改革德国高等教育成为大学内部和外部人士的共识。如何让德国大学具备更大的行为能力，改善教学和科研，提高大学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在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成为改革的核心命题。在德国高教改革讨论中，“洪堡已死”“与洪堡告别”“洪堡神话”成为吸人眼球的文章标题。[4]
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教育和文化是各个联邦州的事务;处于中央的联邦政府教育和科研部对于教育的权限有限，只负责教育立法、对科研与教育提供资助、青年科学家的培养、确定重大的科研领域以及国际间的交流。因此，德国教育改革的主体在于各个联邦州的教育主管机关。
1999年，联邦层面的《高校总法》被修订，高校被允许以国家机构之外的形式存在，这为各地修订高校法、改革高教管理提供了一部上位法。2000年，德国黑森州率先修改了州《高校法》。此法律授予法兰克福歌德大学（Johann-Wolfgang-Goethe-Universitaet Frankfurt am Main）以公法法人的地位，同时也准许其他高校经过申请取得同类地位。2009年的修订中又赋予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n Universitaet Darmstadt）独立的法人地位。
德国下萨克森州开展的高教管理改革，同当时的州科研和文化部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奥珀曼（Thomas Oppermann）有关。他于2002年编辑出版了《从国家机构到基金会》一书，指出了德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新的组织形式来解決这些问题。他主张，在高教政策上国家减少自己的角色，用分权来代替集权，用自我管理代替国家调控，用大学自治来代替外部介入。[5]
就目前的法人化改革来看，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的大学法人化组织类型不同。通过对这两个州的两所大学的法人化改革进行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目前德国大学法人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
一、哥廷根大学的交叉管理模式
建校于1734年的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aet Goettingen）以其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在19世纪初成为德意志著名的改革型大学，先是以法学称雄，而后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大放异彩，校友中有4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足以傲视德意志大学。[6]
2000年前后，面对下萨克森州的财政压力，学校领导层试图通过新的组织形式使这一大学重新引领德国大学发展。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在2003年前后，整个学校和医学院系统被改造成为一所公法基金会大学。根据《下萨克森州高校法》而制定的《哥廷根大学章程》第三款规定：哥廷根大学的责任主体是由哥廷根大学公法基金会来承担的，因此学校由国家的教育机构转变为独立的公法意义上的基金法人，所有财政、人事和设备打包成为哥廷根大学公法基金会的内部事物，不再处于州科教部的管辖之下。[7]
在内部组织上，哥廷根大学主要责任主体有三个：基金理事会、校长委员会和评议会。基金理事会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负责校长委员会的任免，享有对学校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校长委员会具备双重职能，既是基金监事会，同时又是高校领导机构。而在传统德国高校处于核心地位的评议会，成为平衡基金理事会和校长委员会的中介。一方面它负责聘用基金理事会的五名校外人士，另一方面，它对校长委员会人选具备建议权。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看，哥廷根大学的领导机构呈现交叉管理的特点。 哥廷根大学因与大学医学院系统既独立又保持联系，因此存在两个基金理事会——大学基金理事会（Stiftungsausschuss Universitaet）和大学医学部基金理事会（Stiftungsausschuss Universitaetsmedizin）。它们共同组成了基金理事會（Stiftungsrat），负责大学和大学医院相关的所有事务，而校长委员会成员、大学和大学医学部人事委员会主席、大学和大学医学部男女平权代表和1名学生代表在基金理事会会议中享有提案权。
就大学与国家关系而言，州科教部从专业监管中撤出，只保留了法律监督和财政责任。大学和州科教部以目标协调条款（Zielvereinbarung）作为财政资助和绩效评价的中介体，州政府继续为大学基金提供资助，但是大学相应地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绩来完成协调的目标。对大学比较合适的条款在于：财政资助结余部分5年内为大学基本储备金，8年后为基金会资产。因此，大学具备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可以进行企业式资产运营，并开展物业租赁等营利活动，以补充自己的金库。
就大学内部权力而言，传统上为学校核心的学院和评议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评议会的权力受制于校长委员会，而且校长委员会成员、各学院院长、校（男女）平权委员、大学医学部平权委员在评议会内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具有提供建议权。
最重要的是人事任免权发生了变化。原先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大学教授和大学职员，不再受到德国公务员法的保护，而成为公法基金会的公职人员，其任免由大学决定;教授任免则无需经过学院和评议会，由校长委员会与基金理事会决定。
哥廷根大学的交叉管理模式的实质是校长委员会权力的扩张和评议会权力的消减。由于校长委员会和基金理事会垄断了人事任免权和财政权，而基金理事会的成员都是兼职，其能力和可奉献时间两大问题会变相地导致大学治理成为校长委员会的独角戏。评议会制约校长委员会的权力有限，因此，校长委员会获得了比较大的行动能力，可以从容地调整学科结构，变革学校组织。
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地位的改变导致许多教授上诉法院控告州政府的侵权行为，导致大学媒体形象的受损和教授归属感的降低。大学试图找到财政资助之外的私人资金，这在基金文化没有英美那么发达的德国显得非常可疑。德国大学试图通过收取学费来改变自身财政状况这一行为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大学学费在下萨克森州只收取了7年，于2013年被废除，2014年起不收学费。德国其他联邦州也相继废除了大学学费。[8]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段里，大学仍然依靠财政资金。
下萨克森高校法规定了高校可以设立校务委员会（Hochschulrat）作为咨询机构。哥廷根大学没有设立这一机构，而同州的奥斯纳布吕克大学（Universitaet Osnabrueck）校务委员会由7名成员组成，其中，5名经评议会同意由州文教部聘用，1名由评议会选举，1名州文教部代表，任期为4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校务委员会为荣誉性机构，不具备同评议会或者校长委员会进行分权的可能。
二、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各司其责模式
德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基金意义的大学是1914年成立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初期，以犹太人为主的资助委员会提供了大学建设和发展的资金。这所于1932年被命名为歌德大学的高校从出生起就具备基金大学的特征，学校不仅有一个理事会（Groer Rat），还有一个监事会（Kuratorium）。[9]纳粹上台后，学校蒙受巨大人力和物力损失，二战后学校因法兰克福学派而闻名于世。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于2008年转制为基金大学。其学校领导机构主要有四个：校务委员会、评议会、校长委员会、基金监事会。
（一）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Hochschulrat）是大学的外部智力核心。其成员大都是企业和学术界的翘楚，目前主要由法兰克福市议员、黑森州文教部国务秘书、德国科学研究会（DFG）主席、教育和学术工会（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领导、莱布尼茨科学院主席（Leibniz-Gemeinschaft）、普鲁士文化基金会（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主席、慕尼黑大学医学麻醉学主任、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校友会司库等人组成。
校务委员会下属的经济和财政委员会（Wirtschafts und Finanzausschuss）由部分校委会成员组成，每年开会四次，其主席由校委会主席担任，负责基础资产的改变、信贷和投资方案的接收、高校在企业中的参与、制定教授津贴的原则和缔结劳资协定。
（二）评议会
评议会是学校内部管理的核心，所有选举、考试、科研、教学等事务相关的规章由其决定。评议会成员不多，具有表决权的为17人。但是它可以向许多人寻求咨询和建议，主要包括所有学院院长、学生代表大会主席、校务委员会主席、基金理事会主席、男女平权代表、人事委员会主席、残疾人代表。校长为评议会主席。
评议会享有对学校经济预算包括投资计划和人员规划的批准权。其在诸多学校事务上有表态权：学科方向的设置和废除、目标协调条款和财政预算、高校学院设置、校属研究机构和技术辅助机构的设立、学院授予荣誉教授和计划外教授（副教授）、妇女促进办法以及平权代表的动议等等。它在以下方面享有协助权：校长委员会成员的招聘和解聘、男女平权代表的招聘和解聘、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组成、校务委员会成员任命、选举校务委员会代表。同时为校长委员会财务报告和校长委员会资源分配方案提供咨询。
（三）校长委员会
校长委员会（Praesidium）对外代表大学，同时其权力主要有：促进校务委员会同其他机构的合作、代表学校同州签订目标协调合同（Zielvereinbarungen）、制定学校预算和经济计划、批准学院的结构计划（需要院长同意）、校长委员会在评议会中享有建议权（学科的设立和废止，学术机构和技术辅助机构的设立）。 由州文教部代表和校外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选举校长。校长行使对外代表权和对内管理权，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校长委员会代表学校，制定学校财政预算。
除了5人组成的校长委员会之外，由各院院长、平权代表、人事委员会主席、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和校长委员会共同组成擴大的校长委员会（Erweitertes Praesidium），决定财务、人事、组织和管理事务。学校设立总务长（Kanzler），负责按照校长委员会指令领导学校行政管理，同时担任学校财务的被委托人。
（四）基金监事会
基金监事会目前由14家基金会和14家企业组成，它一方面是学校的金主，另一方面充当学校的咨询委员会。
三、德国公法基金大学模式分析
德国哥廷根大学选择了基金理事会、校长委员会和评议会权力交叉的管理模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州政府在财政压力下试图短时间内贯彻实施去官僚化和去国有化的大学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大学的校级领导掌握了改革的权力。[10]因此，同传统德国大学相比，评议会权力萎缩，而具备双重角色的校长委员会的权力则明显增大。
2008年实施改革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其改革是基于2000年《黑森州高等教育法补充法》和2004年《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法》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时间上比较充足，而且学校当时的架构已经是三驾“马车”各负其责。因此，该校有可能采取非交叉的管理模式，相对明确地规定了四个机构的各自权限。
德国高校在进入21世纪时，不仅仅面临着博洛尼亚进程对于教学和科研的冲击，而且面临着组织革新的挑战。基金大学或者说法人化改革成为德国部分高校应对环境变革的出路。一方面，大学试图从国家的专业监督中撤离，成为独立的公法人基金大学;另一方面，大学通过赢得人事和财政权尝试成为自负盈亏、自己治理的学术组织。
从组织再造层面，哥廷根大学和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原有的既是国家机构又是学术共同体的双元角色，逐渐转变为比较独立的基金大学，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行动能力。大学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界定比较清楚，但是大学内部治理仍然面对着许多内部的组织挑战，内部机构的协调和分权、学院和学校角色的重新
定位、教授聘任中的矛盾、学科的冲突都有可能造成组织的休克。而其他学术组织对于这一转变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仍然有待观察。
参考文献：
[1]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1.
[2]Du Weihua.Die Universitaet Berlin als Modell und seine Einfluesse in China von 1902 bis 1952[M].Frankfurt，PeterLang，2013：21.
[3]Mayntz R.University Councils：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German Universities[J].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2002，37（1）：21-28.
[4]Ash M G.（Ed.）.Mythos Humboldt：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en[M].Bhlau Verlag Wien，1999：7.
[5]Oppermann Thomas.Vom Staatsbetrieb zur Stiftung-Impulse für die neue Hochschule.In：ebd.（Hrsg.）.Vom Staatsbetrieb zur Stiftung - Moderne Hochschulen für Deutschland[C].Goettingen，2002：10-25.
[6]Rüegg W，Briggs A.（Hg.）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aet in Europa，Bd.3：Vom 19.Jahrhundert zum Zweiten Weltkrieg[M].Muenchen，Beck，2004：230.
[7]张晓玲.以 “目标协商” 为导向的德国高校公法基金会改革——以哥廷根公法基金会大学为例[J].德国研究，2012（4）：59-65.
[8]Kabinett bringt Gesetz zur Abschaffung der Studiengebuehren auf den Weg[DB/OL].[2019-06-05].http：//www.mwk.niedersachsen.de/portal/live.php？navigation_id=6257&article_id=116512&_psmand=19.
[9]Geschichte der Goethe-Universitaet[DB/OL].[2019-06-05].http：//www2.uni-frankfurt.de/38072330/geschichte.
[10]赵凌.德国高等教育绩效拨款制透视[J].高教探索，2012（1）：41-45.
（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0-01-01
作者简介：杜卫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任平，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汉堡大学哲学博士，通讯作者。（广州/510006）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德国民族文化自信及对我国的启示研究”（18BKS062）的成果之一。
关键词：德国大学;公法基金;大学改革
传统的德国大学大都是由国家设立和资助的，大学既是国家的一个拥有公法地位的机构，又是继承自中世纪大学的行会式的学者共同体。[1]此处的国家主要不是指中央政府，而是指地方政府，1871-1945年期间办学主体为各个邦国，二战后办学主体为各个省级单位的联邦州。今天的德国除了部分军事院校和教会高校，大部分公立大学都是省级政府主管的大学。虽然历史上有一些大学是捐赠设立的，如1914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但公立大学一直是德国大学和高等教育的主体。
德意志大学受到中世纪行会式大学模式的影响，由教授所组成的学院和大学评议会掌握着大学的权力;校长基本上是一种礼仪式的职位，每年一换。大学没有自己的财源，主要依靠国家的财政拨款。基于这种财政拨款，教授的任命权同时也保留在教育主管机关手中。
在上个世纪中后叶的大学改革中，德国大学的校长任期得到了延长，不再一年一换。如1965年成立的康兹坦茨大学（Universitaet Konstanz）的宋德（Horst Sund）教授从1976到1991年为大学校长，任期长达15年，成为大学的灵魂人物。同时，大学评议会也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学生代表、其他教师代表和大学工作人员代表，但是他们的比例不得超过教授的比例，因此教授的主体地位得以保存。但是在大学的财政权和人事权上，大学仍然是国家的机构，不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2]上个世纪90年代，德国借鉴美国大学治理模式，引入了校务委员会（Hochschulrat），试图扩展大学同经济界和社会的接触，为大学治理注入新的模式。由于德国大学本身缺乏独立行动能力，加上同原有评议会和校长委员会的冲突，因此这一组织虽然得以合法化，但是发挥的作用因校而异，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设立这一组织。[3]
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大学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受统一影响德国经济负增长，政府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高等教育投入减少;欧洲高教区和博洛尼亚进程强制德国大学改变现有的教学模式，同时也对组织模式提出了革新的要求;英美精英大学的成就让辉煌一时的德国大学显得比较落伍，不管是教学还是社会服务都不具备明显的竞争力。因此改革德国高等教育成为大学内部和外部人士的共识。如何让德国大学具备更大的行为能力，改善教学和科研，提高大学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在世界一流大学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成为改革的核心命题。在德国高教改革讨论中，“洪堡已死”“与洪堡告别”“洪堡神话”成为吸人眼球的文章标题。[4]
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教育和文化是各个联邦州的事务;处于中央的联邦政府教育和科研部对于教育的权限有限，只负责教育立法、对科研与教育提供资助、青年科学家的培养、确定重大的科研领域以及国际间的交流。因此，德国教育改革的主体在于各个联邦州的教育主管机关。
1999年，联邦层面的《高校总法》被修订，高校被允许以国家机构之外的形式存在，这为各地修订高校法、改革高教管理提供了一部上位法。2000年，德国黑森州率先修改了州《高校法》。此法律授予法兰克福歌德大学（Johann-Wolfgang-Goethe-Universitaet Frankfurt am Main）以公法法人的地位，同时也准许其他高校经过申请取得同类地位。2009年的修订中又赋予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Technischen Universitaet Darmstadt）独立的法人地位。
德国下萨克森州开展的高教管理改革，同当时的州科研和文化部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奥珀曼（Thomas Oppermann）有关。他于2002年编辑出版了《从国家机构到基金会》一书，指出了德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并试图通过新的组织形式来解決这些问题。他主张，在高教政策上国家减少自己的角色，用分权来代替集权，用自我管理代替国家调控，用大学自治来代替外部介入。[5]
就目前的法人化改革来看，黑森州和下萨克森州的大学法人化组织类型不同。通过对这两个州的两所大学的法人化改革进行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目前德国大学法人化改革的现状和问题。
一、哥廷根大学的交叉管理模式
建校于1734年的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aet Goettingen）以其科学研究和学术自由在19世纪初成为德意志著名的改革型大学，先是以法学称雄，而后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大放异彩，校友中有4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足以傲视德意志大学。[6]
2000年前后，面对下萨克森州的财政压力，学校领导层试图通过新的组织形式使这一大学重新引领德国大学发展。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在2003年前后，整个学校和医学院系统被改造成为一所公法基金会大学。根据《下萨克森州高校法》而制定的《哥廷根大学章程》第三款规定：哥廷根大学的责任主体是由哥廷根大学公法基金会来承担的，因此学校由国家的教育机构转变为独立的公法意义上的基金法人，所有财政、人事和设备打包成为哥廷根大学公法基金会的内部事物，不再处于州科教部的管辖之下。[7]
在内部组织上，哥廷根大学主要责任主体有三个：基金理事会、校长委员会和评议会。基金理事会主要由校外人士组成，负责校长委员会的任免，享有对学校事务的最终决定权。校长委员会具备双重职能，既是基金监事会，同时又是高校领导机构。而在传统德国高校处于核心地位的评议会，成为平衡基金理事会和校长委员会的中介。一方面它负责聘用基金理事会的五名校外人士，另一方面，它对校长委员会人选具备建议权。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看，哥廷根大学的领导机构呈现交叉管理的特点。 哥廷根大学因与大学医学院系统既独立又保持联系，因此存在两个基金理事会——大学基金理事会（Stiftungsausschuss Universitaet）和大学医学部基金理事会（Stiftungsausschuss Universitaetsmedizin）。它们共同组成了基金理事會（Stiftungsrat），负责大学和大学医院相关的所有事务，而校长委员会成员、大学和大学医学部人事委员会主席、大学和大学医学部男女平权代表和1名学生代表在基金理事会会议中享有提案权。
就大学与国家关系而言，州科教部从专业监管中撤出，只保留了法律监督和财政责任。大学和州科教部以目标协调条款（Zielvereinbarung）作为财政资助和绩效评价的中介体，州政府继续为大学基金提供资助，但是大学相应地需要提供自己的成绩来完成协调的目标。对大学比较合适的条款在于：财政资助结余部分5年内为大学基本储备金，8年后为基金会资产。因此，大学具备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可以进行企业式资产运营，并开展物业租赁等营利活动，以补充自己的金库。
就大学内部权力而言，传统上为学校核心的学院和评议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评议会的权力受制于校长委员会，而且校长委员会成员、各学院院长、校（男女）平权委员、大学医学部平权委员在评议会内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具有提供建议权。
最重要的是人事任免权发生了变化。原先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大学教授和大学职员，不再受到德国公务员法的保护，而成为公法基金会的公职人员，其任免由大学决定;教授任免则无需经过学院和评议会，由校长委员会与基金理事会决定。
哥廷根大学的交叉管理模式的实质是校长委员会权力的扩张和评议会权力的消减。由于校长委员会和基金理事会垄断了人事任免权和财政权，而基金理事会的成员都是兼职，其能力和可奉献时间两大问题会变相地导致大学治理成为校长委员会的独角戏。评议会制约校长委员会的权力有限，因此，校长委员会获得了比较大的行动能力，可以从容地调整学科结构，变革学校组织。
另一方面，大学教授地位的改变导致许多教授上诉法院控告州政府的侵权行为，导致大学媒体形象的受损和教授归属感的降低。大学试图找到财政资助之外的私人资金，这在基金文化没有英美那么发达的德国显得非常可疑。德国大学试图通过收取学费来改变自身财政状况这一行为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大学学费在下萨克森州只收取了7年，于2013年被废除，2014年起不收学费。德国其他联邦州也相继废除了大学学费。[8]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段里，大学仍然依靠财政资金。
下萨克森高校法规定了高校可以设立校务委员会（Hochschulrat）作为咨询机构。哥廷根大学没有设立这一机构，而同州的奥斯纳布吕克大学（Universitaet Osnabrueck）校务委员会由7名成员组成，其中，5名经评议会同意由州文教部聘用，1名由评议会选举，1名州文教部代表，任期为4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校务委员会为荣誉性机构，不具备同评议会或者校长委员会进行分权的可能。
二、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各司其责模式
德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基金意义的大学是1914年成立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初期，以犹太人为主的资助委员会提供了大学建设和发展的资金。这所于1932年被命名为歌德大学的高校从出生起就具备基金大学的特征，学校不仅有一个理事会（Groer Rat），还有一个监事会（Kuratorium）。[9]纳粹上台后，学校蒙受巨大人力和物力损失，二战后学校因法兰克福学派而闻名于世。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于2008年转制为基金大学。其学校领导机构主要有四个：校务委员会、评议会、校长委员会、基金监事会。
（一）校务委员会
校务委员会（Hochschulrat）是大学的外部智力核心。其成员大都是企业和学术界的翘楚，目前主要由法兰克福市议员、黑森州文教部国务秘书、德国科学研究会（DFG）主席、教育和学术工会（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领导、莱布尼茨科学院主席（Leibniz-Gemeinschaft）、普鲁士文化基金会（Stiftung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主席、慕尼黑大学医学麻醉学主任、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校友会司库等人组成。
校务委员会下属的经济和财政委员会（Wirtschafts und Finanzausschuss）由部分校委会成员组成，每年开会四次，其主席由校委会主席担任，负责基础资产的改变、信贷和投资方案的接收、高校在企业中的参与、制定教授津贴的原则和缔结劳资协定。
（二）评议会
评议会是学校内部管理的核心，所有选举、考试、科研、教学等事务相关的规章由其决定。评议会成员不多，具有表决权的为17人。但是它可以向许多人寻求咨询和建议，主要包括所有学院院长、学生代表大会主席、校务委员会主席、基金理事会主席、男女平权代表、人事委员会主席、残疾人代表。校长为评议会主席。
评议会享有对学校经济预算包括投资计划和人员规划的批准权。其在诸多学校事务上有表态权：学科方向的设置和废除、目标协调条款和财政预算、高校学院设置、校属研究机构和技术辅助机构的设立、学院授予荣誉教授和计划外教授（副教授）、妇女促进办法以及平权代表的动议等等。它在以下方面享有协助权：校长委员会成员的招聘和解聘、男女平权代表的招聘和解聘、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组成、校务委员会成员任命、选举校务委员会代表。同时为校长委员会财务报告和校长委员会资源分配方案提供咨询。
（三）校长委员会
校长委员会（Praesidium）对外代表大学，同时其权力主要有：促进校务委员会同其他机构的合作、代表学校同州签订目标协调合同（Zielvereinbarungen）、制定学校预算和经济计划、批准学院的结构计划（需要院长同意）、校长委员会在评议会中享有建议权（学科的设立和废止，学术机构和技术辅助机构的设立）。 由州文教部代表和校外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选举校长。校长行使对外代表权和对内管理权，副校长由校长提名，校长委员会代表学校，制定学校财政预算。
除了5人组成的校长委员会之外，由各院院长、平权代表、人事委员会主席、学生代表大会主席和校长委员会共同组成擴大的校长委员会（Erweitertes Praesidium），决定财务、人事、组织和管理事务。学校设立总务长（Kanzler），负责按照校长委员会指令领导学校行政管理，同时担任学校财务的被委托人。
（四）基金监事会
基金监事会目前由14家基金会和14家企业组成，它一方面是学校的金主，另一方面充当学校的咨询委员会。
三、德国公法基金大学模式分析
德国哥廷根大学选择了基金理事会、校长委员会和评议会权力交叉的管理模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州政府在财政压力下试图短时间内贯彻实施去官僚化和去国有化的大学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大学的校级领导掌握了改革的权力。[10]因此，同传统德国大学相比，评议会权力萎缩，而具备双重角色的校长委员会的权力则明显增大。
2008年实施改革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其改革是基于2000年《黑森州高等教育法补充法》和2004年《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法》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时间上比较充足，而且学校当时的架构已经是三驾“马车”各负其责。因此，该校有可能采取非交叉的管理模式，相对明确地规定了四个机构的各自权限。
德国高校在进入21世纪时，不仅仅面临着博洛尼亚进程对于教学和科研的冲击，而且面临着组织革新的挑战。基金大学或者说法人化改革成为德国部分高校应对环境变革的出路。一方面，大学试图从国家的专业监督中撤离，成为独立的公法人基金大学;另一方面，大学通过赢得人事和财政权尝试成为自负盈亏、自己治理的学术组织。
从组织再造层面，哥廷根大学和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原有的既是国家机构又是学术共同体的双元角色，逐渐转变为比较独立的基金大学，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和行动能力。大学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界定比较清楚，但是大学内部治理仍然面对着许多内部的组织挑战，内部机构的协调和分权、学院和学校角色的重新
定位、教授聘任中的矛盾、学科的冲突都有可能造成组织的休克。而其他学术组织对于这一转变的接受和认可程度仍然有待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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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0-01-01
作者简介：杜卫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德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任平，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汉堡大学哲学博士，通讯作者。（广州/510006）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德国民族文化自信及对我国的启示研究”（18BKS062）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