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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那个大学，在北京北太平庄附近，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很近，当年，北影厂有什么需要群众演员的活儿，总到学校来招人。我的一位同学在好几个电影里出过镜，《大太监李莲英》里演宫女，《本命年》里演路人甲，都是只露一小脸儿，但都是和姜文配戏啊。还有体育系一位师兄，去食堂打饭，被大胡子导演看中，主演了一部王朔的电影。我在那大学呆了四年，只参演了一部电影，叫《毛泽东和他的儿子》，里面有一场戏，是群众游行，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们去了百八十号人。
拍摄地点在辅仁大学，也就是恭王府附近，先在操场上练习，其实不用练，我们游行示威的经验很多；也不用服装道具，上世纪90年代初的穷学生，和上世纪50年代的穷人穿得差不多；也不用调动情绪，我们喊两嗓子口号可兴奋了。可是，拍电影的艰苦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导演坐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拿着喇叭，让我们在街上走来走去，拍了好多条，中午也没盒饭，我们又累又饿，我看着高高在上的导演，心里那个起急。我从来没有过电影梦，如果有，那天也破灭了——电影导演哪里像一个艺术工作者啊，那完全是体力活儿，就这么一段破戏，就浪费这么多时间，耗费那么多体力。这个电影上映时，我们那段游行戏被剪掉了，当然，即便不剪掉，我们也不会去看。
我当时看着高高在上的导演，心里想，一个人心里得有多大的事儿，他才会拍个电影啊，这东西从准备到干完，怎么也得一两年，认真点儿弄，就要两三年，基本上就是写个长篇小说的意思，你写小说，写到一半儿觉得不对，你可以把稿纸都撕了，从头再来，但你拍个电影，中间忽然觉得不对了，总不能半路停下。我从影那天，听着导演的号令走来走去，看着他高高在上，非常绝望地想，我要停下来，转身就走，谁也不会拦着，他是不是也想停下来，根本就别拍了呢？
后来好多年，我坐在电影院里看了好多电影，经常产生同样的念头——咦，这个导演难道没想过，他这东西根本就不应该拍出来吗？我对大多数电影的好奇，都在这一点上纠缠，都与我那天的从影经历有关，那就是——你明明在弄一个特别傻的事，你一开始可能没觉察，但半道儿上你觉出来了，你怎么就不能停下来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你有勇气坚持把一件这么傻的事情做完呢？
当然了，我也一直在做傻事，有的一做就是十几年，有的也做了好几年，明白过来的时候，惊出一身冷汗，往四下里一看，旁人并未发觉，即便发觉了，也当我是个asshole根本不搭理。但拍电影不一样，你弄完了得拿出去卖，你还不能说，大家都来看看我这个asshole，你得说，我这个作品了不起，还可以。好莱坞有句话，每个人都有两个职业，一个是他的本职工作，另一个是电影评论员。现在我们的电影评论员非常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人家看你的asshole，得对自己的东西特别有信心才行。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始终对自己创作的东西是有怀疑的，我好奇的是，他们是怎么战胜自己的怀疑，然后信心满满地叫卖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还回到我拍电影那天，那是个冬天，本来说好半天拍完，劳务费是13块钱，结果拍了差不多一天，劳务费只给了10块，现在想想，原来是有人克扣了钱财。据说，现在一个导演，克扣各种费用，拍一个电影自己赚个几百万是小意思，有一个大艺术家导演，拍了一个人人说臭的电影，公映之后立刻购进了两套豪宅，我想，要是豁出去让几百万人骂半个月，能换回来两套价值千万的房子，也还说得过去。当年我们拍电影，就为了晚上凑钱去吃个火锅，我们六七个朋友都去拍《毛澤东和他的儿子》了，每人领了10块钱，晚上去学校对面的火锅店里，紧着这70块钱点菜，吃到半截发现情况不对，吃不饱啊，还馋，还想要两盘羊肉，哥几个围着火锅发愁，都没钱。最后，一个内蒙古的同学一拍大腿，说“你们丫吃，敞开了吃，我去女生宿舍借钱去”，他裹着军大衣消失在风雪中，我们惴惴不安地点了两盘肉，盼望他借钱归来。后来好多年，这位兄弟成为一个电影的制片人。而我的从影经历在那个冬夜终结。▲
拍摄地点在辅仁大学，也就是恭王府附近，先在操场上练习，其实不用练，我们游行示威的经验很多；也不用服装道具，上世纪90年代初的穷学生，和上世纪50年代的穷人穿得差不多；也不用调动情绪，我们喊两嗓子口号可兴奋了。可是，拍电影的艰苦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导演坐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拿着喇叭，让我们在街上走来走去，拍了好多条，中午也没盒饭，我们又累又饿，我看着高高在上的导演，心里那个起急。我从来没有过电影梦，如果有，那天也破灭了——电影导演哪里像一个艺术工作者啊，那完全是体力活儿，就这么一段破戏，就浪费这么多时间，耗费那么多体力。这个电影上映时，我们那段游行戏被剪掉了，当然，即便不剪掉，我们也不会去看。
我当时看着高高在上的导演，心里想，一个人心里得有多大的事儿，他才会拍个电影啊，这东西从准备到干完，怎么也得一两年，认真点儿弄，就要两三年，基本上就是写个长篇小说的意思，你写小说，写到一半儿觉得不对，你可以把稿纸都撕了，从头再来，但你拍个电影，中间忽然觉得不对了，总不能半路停下。我从影那天，听着导演的号令走来走去，看着他高高在上，非常绝望地想，我要停下来，转身就走，谁也不会拦着，他是不是也想停下来，根本就别拍了呢？
后来好多年，我坐在电影院里看了好多电影，经常产生同样的念头——咦，这个导演难道没想过，他这东西根本就不应该拍出来吗？我对大多数电影的好奇，都在这一点上纠缠，都与我那天的从影经历有关，那就是——你明明在弄一个特别傻的事，你一开始可能没觉察，但半道儿上你觉出来了，你怎么就不能停下来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你有勇气坚持把一件这么傻的事情做完呢？
当然了，我也一直在做傻事，有的一做就是十几年，有的也做了好几年，明白过来的时候，惊出一身冷汗，往四下里一看，旁人并未发觉，即便发觉了，也当我是个asshole根本不搭理。但拍电影不一样，你弄完了得拿出去卖，你还不能说，大家都来看看我这个asshole，你得说，我这个作品了不起，还可以。好莱坞有句话，每个人都有两个职业，一个是他的本职工作，另一个是电影评论员。现在我们的电影评论员非常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人家看你的asshole，得对自己的东西特别有信心才行。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始终对自己创作的东西是有怀疑的，我好奇的是，他们是怎么战胜自己的怀疑，然后信心满满地叫卖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还回到我拍电影那天，那是个冬天，本来说好半天拍完，劳务费是13块钱，结果拍了差不多一天，劳务费只给了10块，现在想想，原来是有人克扣了钱财。据说，现在一个导演，克扣各种费用，拍一个电影自己赚个几百万是小意思，有一个大艺术家导演，拍了一个人人说臭的电影，公映之后立刻购进了两套豪宅，我想，要是豁出去让几百万人骂半个月，能换回来两套价值千万的房子，也还说得过去。当年我们拍电影，就为了晚上凑钱去吃个火锅，我们六七个朋友都去拍《毛澤东和他的儿子》了，每人领了10块钱，晚上去学校对面的火锅店里，紧着这70块钱点菜，吃到半截发现情况不对，吃不饱啊，还馋，还想要两盘羊肉，哥几个围着火锅发愁，都没钱。最后，一个内蒙古的同学一拍大腿，说“你们丫吃，敞开了吃，我去女生宿舍借钱去”，他裹着军大衣消失在风雪中，我们惴惴不安地点了两盘肉，盼望他借钱归来。后来好多年，这位兄弟成为一个电影的制片人。而我的从影经历在那个冬夜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