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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国内外因素的叠加下，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的风险。这一问题能否得以化解，将决定中国能否迈过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关口，决定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竞争中的底气和资本。我们须迫切聚焦一些真问题，不能在众说纷纭、犹豫迟延中乱了章法，错失时机。否则，就会减少回旋的余地和从容，将经济逼上“死角”。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诸多现象和问题伴随着种种争议，诸多措施和建议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我们必须弄清楚至关重要和最为紧迫的经济问题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解决。否则，我们就会偏离解决真问题的方向。自2016年三季度以来的经济回升，面临反转和再次下行的压力，并且有可能产生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
从国内来看，虽然中国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局势，国内生产总值、CPI、PPI、PMI、城镇调查失业率等等一些经济指标都处于合理区间，但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矛盾尚未解决，并且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占据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宏观杠杆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运动式”降杠杆带来了资金紧张、抬升融资成本等问题，恶化了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征管的强化冲销了减税降费的部分效果，削弱了企业的获得感;“成本抑制”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企业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受到制约;房价上升、股指下跌等因素，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等等。
上述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给企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压力。相当一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利润下降、经营困难、发展无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亦不在少数，尤其是自今年7月以来，实体经济逐渐呈现加速下滑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7月，具有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意义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消费也逐渐呈现疲软和萎缩的不良趋势。广东省8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落0.9个百分点下降至49.3%，这是自2016年3月后第一次回落至荣枯线50%以下。此外，社保征管变革、房地产税的推行等因素，都可能加剧经济困难，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全球经济来看，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因素也在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税收竞争、全球金融风险等因素，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可能削弱中国发展动力。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中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一个反映。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否在这场“赛跑”中胜出，关键在于能够通过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国内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解决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中美“赛跑”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今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加大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
总体看，在上述内外因素叠加的影响下，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将进入一个异常艰难期，国民经济活力和企业创新力将受到抑制，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水平提升的难度加大。加之中小企业的投资、经营下滑，可能对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中国经济动能面临萎缩与衰减的风险。因此，我们亟须把目光聚焦到如何防止经济动能面临萎缩与衰减上来。如果只在细枝末节中争执，就可能延误这一问题解决的时机，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
经济动能面临萎缩与衰减的风险，加上外部环境变化，中国宏观政策“闪转腾挪”的空间受到压制，货币政策难以解决动能萎缩与衰减中的深层问题。一旦选择采取货币“放水”的形式应对当前局面，或者依靠房地产刺激经济，就可能起到饮鸩止渴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扭曲当前经济结构，将经济逼上“死角”。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迫切聚焦一些真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其实，中国经济仍具有保持健康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诸多优势。中国迫切需要将这些优势激发、利用起来。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的风险，主要由于金融环境、企业税费负担、国有资源配置等领域的问题造成，阻碍了优势发挥，抑制了经济活力和发展动力。如果以调整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为重心，打好“三张牌”，完全可以激活中国经济全局。
第一张牌：削减地方债存量——解决高杠杆、金融环境和地方压力问题。地方债是当前财政金融问题的“集中症结点”。地方债存量不仅成为压制地方发展的一座“大山”，而且产生了“杠杆率错觉”。财政部公布的16.47万亿元显性债务，按年利率3.5%计算，地方政府一年承担的显性债务利息约0.57万亿元。但如果算上隐性债务，地方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就会剧增。综合各方判断，以地方融资平台企业为主的隐性债务保守估计不低于30万亿元，按年利率5%-10%计算，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企业一年需要承担的隐性债务利息成本就高达1.5万亿-3万亿元。有的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连债务利息都承担不了。从杠杆率上来看，如果把保守估计的30万亿元的地方隐性债务从企业债中剥离出来，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就由36.2%上升到72.5%，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由159%下降至122.7%。中国企业杠杆率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融资平台等引起的地方隐性债务。地方债，不仅挤压了其他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而且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扭曲，挤压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一旦地方债存量得以实质性削减，不仅可以在不给企业造成資金紧张的局面下，实现降杠杆的目的，而且可以释放出大量的金融资源，减轻金融环节和地方政府的压力，解决了金融环境问题。 第二张牌：系统综合性减税降费——解决经济活力和动能问题。第一张牌解决了金融环境和地方压力，但是解决不了经济动能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要减税降费。当前，实体经济不赚钱，资金就有可能流向房地产领域。因此需要落到改善营商环境、运行成本以及企业的利润上，解决资金收益率的问题。虽然近几年来中国确实降低了一些企业的税费负担，但这种零敲碎打、挤牙膏式减税降费暴露出诸多缺陷。一方面，减负的力度不够，降低的数量不足以激活经济;另一方面，受征管强化、传导机制不畅等原因影响，降低了企业的获得感，特别是中小企业大都难以享受减税红利。此外，这一减税方式，不利于引导市场预期，甚至导致“出力不讨好”的状况。防范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必须以综合、系统性的方式，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否则，应付不了目前的经济状况。只有把这张牌打出去，带动实体企业收益率好转，才能引导资金流到实体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稳定资本市场。
第三张牌：盘活、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解决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问题。使资源向效率高的部门流动、配置，是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的根本途径。一些国有企业非主业务扩展过度，“僵尸企业”、特困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占据了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降低了国有资源使用效率，削弱了中长期经济增长动能。同时，不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国有企业的主导力、控制力和全球竞争力，要靠提升核心竞争力来实现。只要这“三张牌”打下去，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就能得以有效调整、优化，企业和居民都会得利，经济也就活了，再辅之“保障民生”这张牌，逐渐消除社会焦虑情绪，增强经济韧性和社会稳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不足为惧。
有人可能认为，受制于一些条件和约束，无法打好这“三张牌”。例如，收支矛盾尖锐、支出压力加大，没有减税降费空间;受制于地方财力约束、资产变现和流动性弱等因素，地方债存量无法削减等。的确，打这“三张牌”面临减支、利益调整、盘活资源等一些难点和障碍，但并非不可为。制约发展的深层矛盾不会自动消除，高质量发展也不会自动实现。因此，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破除桎梏，通过这“三张牌”，实现经济“主动调整”和政府“自我革命”，化解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的风险，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其一，依据债务产生的性质，分类治理地方债。由于各地资源状况差异很大，各地债务形成的资产也并不相同，所以处理地方债存量必须坚持一地一策，灵活选择资产出售、资产置换、股权转换、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
一是按照债务形成资产的性质，对于有现金流的、市场属性较强的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正常地削减资产和债务。二是对于投向交通运输设施和市政建设形成的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可根据情况，或者将这些资产与负债“装进”各省公共事业类上市公司，或者盘活城市资产、配置土地等方式化解。三是对于无现金流的公益项目以及“纯吃饭”形成的消耗，则盘活资源、出售资产、财政偿还的形式处理。同时，加快整合、改革融资平台企业，降低市场对其融资及相应债券的疑虑，在提高其融资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消化整合前的债务存量。
其二，实施综合、系统性减税降费。统筹税费关系，完善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消除抑制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税收因素。一是下调增值税税率，将16%的税率降至14%左右，取消11%的税率档次，形成14%和6%两档税率结构;二是将企业所得税降至20%左右;三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的税率和级距，将现行的税率级距由七级简化为四级，并适当降低各级税率;四是降低社保费率，将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和企业缴纳的费率分别下调至13%、5%，并下调基本医疗保险费率。
其三，精兵简政，统筹资源，调整支出结构。减税降费的深层意义是倒逼政府部门“自我革命”，通过“减税——缩减支出——调整职能和事权——退出部分竞争性领域、强化市场监管”这一逻辑，形成倒逼机制，优化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和界限。为此，一是精兵简政，加快政府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削减行政运行的一般性公共支出;二是坚持有为有不为，优化并适当减少经济建设支出;三是打造完整、统一的“大预算”，优化完善土地出让收入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益和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完善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加快实施部分国有产权划归社保，充实社保实力，减轻财政压力;六是优化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财政补贴，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其四，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采取资产处置、产业间整合等方式，削减、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业，使其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产能过剩、发展潜力不大的非主业，可通过市场化的资产处置方式予以解决;对于具有一定优势或发展潜力的非主业，则通过产业间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产品品牌价值和企业竞争力。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而又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应通过破产重组、资产处置等方式，将其占据的财政、信贷等资源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或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提供資源支持，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编辑：苏琦）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诸多现象和问题伴随着种种争议，诸多措施和建议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我们必须弄清楚至关重要和最为紧迫的经济问题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解决。否则，我们就会偏离解决真问题的方向。自2016年三季度以来的经济回升，面临反转和再次下行的压力，并且有可能产生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
从国内来看，虽然中国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局势，国内生产总值、CPI、PPI、PMI、城镇调查失业率等等一些经济指标都处于合理区间，但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矛盾尚未解决，并且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占据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宏观杠杆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运动式”降杠杆带来了资金紧张、抬升融资成本等问题，恶化了中小企业的金融环境;征管的强化冲销了减税降费的部分效果，削弱了企业的获得感;“成本抑制”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企业发展能力和竞争力受到制约;房价上升、股指下跌等因素，削弱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等等。
上述问题和矛盾相互交织，给企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很大压力。相当一部分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利润下降、经营困难、发展无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亦不在少数，尤其是自今年7月以来，实体经济逐渐呈现加速下滑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1月-7月，具有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意义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消费也逐渐呈现疲软和萎缩的不良趋势。广东省8月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回落0.9个百分点下降至49.3%，这是自2016年3月后第一次回落至荣枯线50%以下。此外，社保征管变革、房地产税的推行等因素，都可能加剧经济困难，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从全球经济来看，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因素也在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税收竞争、全球金融风险等因素，对中国的制造业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可能削弱中国发展动力。中美贸易摩擦实际上是中美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一个反映。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能否在这场“赛跑”中胜出，关键在于能够通过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国内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要解决制约产业结构升级和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中美“赛跑”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今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加大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
总体看，在上述内外因素叠加的影响下，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将进入一个异常艰难期，国民经济活力和企业创新力将受到抑制，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水平提升的难度加大。加之中小企业的投资、经营下滑，可能对就业和居民生活水平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中国经济动能面临萎缩与衰减的风险。因此，我们亟须把目光聚焦到如何防止经济动能面临萎缩与衰减上来。如果只在细枝末节中争执，就可能延误这一问题解决的时机，给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
“三张牌”：防范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的逻辑
经济动能面临萎缩与衰减的风险，加上外部环境变化，中国宏观政策“闪转腾挪”的空间受到压制，货币政策难以解决动能萎缩与衰减中的深层问题。一旦选择采取货币“放水”的形式应对当前局面，或者依靠房地产刺激经济，就可能起到饮鸩止渴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扭曲当前经济结构，将经济逼上“死角”。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迫切聚焦一些真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其实，中国经济仍具有保持健康发展和中高速增长的诸多优势。中国迫切需要将这些优势激发、利用起来。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的风险，主要由于金融环境、企业税费负担、国有资源配置等领域的问题造成，阻碍了优势发挥，抑制了经济活力和发展动力。如果以调整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为重心，打好“三张牌”，完全可以激活中国经济全局。
第一张牌：削减地方债存量——解决高杠杆、金融环境和地方压力问题。地方债是当前财政金融问题的“集中症结点”。地方债存量不仅成为压制地方发展的一座“大山”，而且产生了“杠杆率错觉”。财政部公布的16.47万亿元显性债务，按年利率3.5%计算，地方政府一年承担的显性债务利息约0.57万亿元。但如果算上隐性债务，地方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就会剧增。综合各方判断，以地方融资平台企业为主的隐性债务保守估计不低于30万亿元，按年利率5%-10%计算，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企业一年需要承担的隐性债务利息成本就高达1.5万亿-3万亿元。有的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连债务利息都承担不了。从杠杆率上来看，如果把保守估计的30万亿元的地方隐性债务从企业债中剥离出来，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就由36.2%上升到72.5%，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由159%下降至122.7%。中国企业杠杆率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融资平台等引起的地方隐性债务。地方债，不仅挤压了其他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制约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而且造成了财政资源的扭曲，挤压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一旦地方债存量得以实质性削减，不仅可以在不给企业造成資金紧张的局面下，实现降杠杆的目的，而且可以释放出大量的金融资源，减轻金融环节和地方政府的压力，解决了金融环境问题。 第二张牌：系统综合性减税降费——解决经济活力和动能问题。第一张牌解决了金融环境和地方压力，但是解决不了经济动能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还是要减税降费。当前，实体经济不赚钱，资金就有可能流向房地产领域。因此需要落到改善营商环境、运行成本以及企业的利润上，解决资金收益率的问题。虽然近几年来中国确实降低了一些企业的税费负担，但这种零敲碎打、挤牙膏式减税降费暴露出诸多缺陷。一方面，减负的力度不够，降低的数量不足以激活经济;另一方面，受征管强化、传导机制不畅等原因影响，降低了企业的获得感，特别是中小企业大都难以享受减税红利。此外，这一减税方式，不利于引导市场预期，甚至导致“出力不讨好”的状况。防范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必须以综合、系统性的方式，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否则，应付不了目前的经济状况。只有把这张牌打出去，带动实体企业收益率好转，才能引导资金流到实体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稳定资本市场。
第三张牌：盘活、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解决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问题。使资源向效率高的部门流动、配置，是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的根本途径。一些国有企业非主业务扩展过度，“僵尸企业”、特困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占据了大量的国有经济资源，降低了国有资源使用效率，削弱了中长期经济增长动能。同时，不利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国有企业的主导力、控制力和全球竞争力，要靠提升核心竞争力来实现。只要这“三张牌”打下去，资源和利益分配格局就能得以有效调整、优化，企业和居民都会得利，经济也就活了，再辅之“保障民生”这张牌，逐渐消除社会焦虑情绪，增强经济韧性和社会稳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不足为惧。
破除经济发展桎梏，激发经济活力和发展动能
有人可能认为，受制于一些条件和约束，无法打好这“三张牌”。例如，收支矛盾尖锐、支出压力加大，没有减税降费空间;受制于地方财力约束、资产变现和流动性弱等因素，地方债存量无法削减等。的确，打这“三张牌”面临减支、利益调整、盘活资源等一些难点和障碍，但并非不可为。制约发展的深层矛盾不会自动消除，高质量发展也不会自动实现。因此，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破除桎梏，通过这“三张牌”，实现经济“主动调整”和政府“自我革命”，化解经济动能萎缩与衰减的风险，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其一，依据债务产生的性质，分类治理地方债。由于各地资源状况差异很大，各地债务形成的资产也并不相同，所以处理地方债存量必须坚持一地一策，灵活选择资产出售、资产置换、股权转换、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消化存量债务。
一是按照债务形成资产的性质，对于有现金流的、市场属性较强的项目，按照市场化原则，正常地削减资产和债务。二是对于投向交通运输设施和市政建设形成的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可根据情况，或者将这些资产与负债“装进”各省公共事业类上市公司，或者盘活城市资产、配置土地等方式化解。三是对于无现金流的公益项目以及“纯吃饭”形成的消耗，则盘活资源、出售资产、财政偿还的形式处理。同时，加快整合、改革融资平台企业，降低市场对其融资及相应债券的疑虑，在提高其融资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消化整合前的债务存量。
其二，实施综合、系统性减税降费。统筹税费关系，完善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消除抑制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税收因素。一是下调增值税税率，将16%的税率降至14%左右，取消11%的税率档次，形成14%和6%两档税率结构;二是将企业所得税降至20%左右;三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的税率和级距，将现行的税率级距由七级简化为四级，并适当降低各级税率;四是降低社保费率，将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和企业缴纳的费率分别下调至13%、5%，并下调基本医疗保险费率。
其三，精兵简政，统筹资源，调整支出结构。减税降费的深层意义是倒逼政府部门“自我革命”，通过“减税——缩减支出——调整职能和事权——退出部分竞争性领域、强化市场监管”这一逻辑，形成倒逼机制，优化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和界限。为此，一是精兵简政，加快政府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削减行政运行的一般性公共支出;二是坚持有为有不为，优化并适当减少经济建设支出;三是打造完整、统一的“大预算”，优化完善土地出让收入等资金的使用，提高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益和财政保障能力;四是完善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快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加快实施部分国有产权划归社保，充实社保实力，减轻财政压力;六是优化专项转移支付，减少财政补贴，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其四，优化国有经济资源配置。采取资产处置、产业间整合等方式，削减、收缩国有企业的非主业，使其聚焦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产能过剩、发展潜力不大的非主业，可通过市场化的资产处置方式予以解决;对于具有一定优势或发展潜力的非主业，则通过产业间整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产品品牌价值和企业竞争力。对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而又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应通过破产重组、资产处置等方式，将其占据的财政、信贷等资源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或具有创新潜力的企业提供資源支持，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