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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与童真
想起小时候，刘野印象最深的就是家里书多。父亲刘厚明曾是人艺编剧，“文革”后就只写写儿童文学。刘野经常趁着父母上班，扒出他们藏在床底下的书，那些经典名著在当时并不普及，总让他有种优越感。
他对书最初产生的迷恋源于能给小朋友讲故事，像是某种特权，在清一色的革命故事里，《海的女儿》这种“色情”而梦幻的故事，很让小朋友们着迷。2005年，他有一幅画就叫《安徒生》，画中人戴一顶黑色高顶礼帽，穿一件大毛领风衣，半眯着眼站在一颗颗球状小雪花里。
3岁时，幼儿园的老师都认为刘野是个天才，将来一定会成为画家。他也热爱文学，总有跃跃欲试的心。
“文革”期间，刘厚明被调到北京人艺做专职编剧，与曹禺是同一批。他只被下放到农村，并没有遭到批斗，但什么都不敢写了。刘野记得父亲对他说，“画画挺好的，千万不要搞写作。”
父亲的影响不可能抹去。每次出国，刘野总会先进书店，因为有回家的感觉。在德国留学时，从家里去学校要路过一个艺术书店，在地铁桥底下，地铁就从桥上经过。每天，他路过都会进去看看。有时即使看不懂，也要拿起来翻翻，像是有镇定剂和迷幻药的作用。他也会买下设计漂亮的书，只因为书本身。
记忆再往回拉一拉，1980年代，“弗洛伊德热”在内地兴起，刘野和周围的人并不把弗洛伊德当哲学家看，那可是珍贵的“色情小说”，能读到则是打破禁忌的重大事件，要买弗洛伊德的书都得排队。他看的第一本弗洛伊德的书是父亲向一个从台湾回来的朋友那里借的，《梦的解析》他还手抄了一遍。整本看下来就记住潜意识、力比多两个词，不完全理解，能模糊感觉到说的是什么。
年轻人中间突然产生了哲学热，一下子明白哲学的概念比想象的广阔，这本身就令人震惊。只上过政治课的年轻人得到消息，半夜排队等第一版印刷的哲学书，有时甚至要托关系才能买到这些书。
“我挺迷恋禁书，如果一本书或一部电影被禁的话，我特别感兴趣。”比如，他就收藏了十几个译本的《洛丽塔》。
刘野画过一个系列，画里总有一个女孩和一本书，却无法辨别那本书是什么。刘野觉得那个女孩子只是象征物，也可能是他自己。
“这不是现在意义的禁书，对我来说，是成长里特别重要的东西。”刘野说，“禁忌总在挑战人的理解力。我们小时候的印象，真是被禁止的。”
但在孩子的世界里什么是真实呢？他曾告诉母亲幼儿园的游泳池里有一百多条金鱼，屋檐上有一百多只猫。他说，那些都是他想象的。后来，他把齐白石画进画里，笑眯眯的老人长着天使小翅膀，手里捧着一本蒙德里……这一幕似乎早有预示：父亲第一次带刘野见启蒙老师，他在老师面前画了张素描，老师评价：真不错，敢画。
绘画死了吗
1989年底，刘野去了德国。1990年代初，德国已是新表现主义和抽象派的大本营，有个德国同学跑来跟刘野说，你还画画呢，绘画已经死了。
他惟一的一次行为艺术是在大街上举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个红色物体穿过柏林墙”，一个美国艺术家扛着一个纸质红色大球跟在他后面走。
绘画真的死了吗？刘野一面思考这个问题，一面应付生计。他揣着从国内带出去的一大笔钱，发现自己变成了穷人。他刷过盘子，卖过海报;还给一家艺术电影院画过希腊风景的壁画，在仰头工作了几天后，他得到了一千马克的报酬。
在德国，刘野遇到了北岛。出国前，刘野曾在怀柔山里的一家美术类研究所画画，北岛经常来研究所，和年轻人一起念诗。刘野愿意跟诗人们待在一起，吃羊肉、喝二锅头、念诗。当他与北岛重逢于异国他乡，北岛请他吃饭，那是他出国后第一顿在饭馆吃的饭。
很多年后，刘野回忆起德国的生活，并不觉得美好，也不觉得比他在北京成长的幼年时光更重要。他一直带着小时候的老照片，也会对着照片画画（他的画里出现过合照，画中人无论穿着白衬衣还是卡其布中山装都长着一双天使小翅膀）。他读到北岛的一首诗，只记得诗里的一句话：对着镜子说中文。
崭新的绘画语言也在向他涌来。他为各种展览吃惊，疯狂画画，也在不断拷问自己是谁。有一次，他烧掉了很多张画，被同学抢救出来的一两张在他成名后不知卖给了谁。
“绘画已经死了，我不认同这点，我想证明绘画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打破内容的禁忌不意味着艺术的高成就，打破方法禁忌才是，比内容还难。最难的是挑战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往前推进这种可能性是最难的。”
1992年，刘野的一张小画在展览上被柏林一家画廊的老板克劳斯看中。克劳斯找到他，请他吃了一顿意大利菜，劝他不要再打工了，还邀请他办展。第二年，这个画廊为刘野举办了个人展览，十几张画被销售一空。
即使在德国，童年记忆也总像小猫一样钻进他怀里。比如玩空壳子弹、看《地道战》和《列宁在十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风行的时候，他正为军舰着迷。为此，他画了一系列的“小海军”，他们穿着笔挺的海军服，不是站在军舰上，就是躲在舞台幕布后面看军舰。
“但光靠感性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持续的理性思考，情感才有可能变成形而上的境界。感性相对简单低级，凭感觉上升不到形而上学。感性是出发，但无法使你持续，走向更高级需要理性。” 2007年，瑞士“中国之窗”展览上这样写道：刘野画笔下的美丽世界乍看上去有些孩子气，但在表象之下呈现的却是除了天真以外的任何事物。他那精致的画面常有一种奇异感。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跟童话无关，被贴标签时你需要警惕，外界的标签可能说破了你的特点。你不像想象的有那么大能力去主动否定它，跳出自己，使自己有更宽的定义，实际很难做到，比表现自己更难。每一次我都觉得无能为力。比如童话式的艺术家，我想跳出这个的时候，即使画一本枯燥的书，它还是能传达出这种感觉。这就是一种无能为力，你主观对自由的追求，不像你想象的有那么多可能性，但你要不追求，就更没有了，肯定更糟糕。”
在被说成擅长画小女孩的画家时，刘野也曾感到烦躁，想要画点别的，而不只是美女。别人给的任何标签都可能是限制，而认同就是自我囚禁，他不想这样。“每次夸我对我都是一个提醒，我心里知道没有找到那个真理，有可能你被别人误读了，或者你的东西有问题。”
当被问到作品的人格特质是什么样时，除了“儿童”，刘野补充道，“一颗衰老之心。”
把头探出来
刘野曾形容自己成长的时代是一个被红色覆盖的时代，红太阳、红旗、红领巾，他既画过站在一轮巨大红日前的小海军，也画过红色远山前持着短剑相向的两个小女孩，这幅叫《剑》的作品在201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40周年夜场上，以4268万港元创下了刘野拍卖的新纪录。
这些红色带着朦胧气息，有时像舞台幕布，有时火光冲天，映衬着画中小人那张圆嘟嘟又红扑扑的脸。
“这是气质上的，”刘野说，“这不是自己能控制的，甚至你自己不知道的，这样才有意思。你要知道得太清楚的话，就不想做了。”
他不习惯解读自己画里的含意。“艺术不是你知道什么，或去搞懂它，而是通过做艺术作品才认识到自己。我看了这么多年的作品，才朦朦胧胧感觉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品就像镜子一样，不断地说出我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的，而不是我知道的。”
刘野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儿童心理。有时，他回看过去的作品，恍然觉得当时怎么会有那样的情感，现在完全不可想象。“感性，并不很成熟，”刘野低声、害羞地补充道，“也不是一个恶人。”
艺术家徐累说，刘野身上有一种“小孩子把头探出头来，看到世界上车来车往，被吓坏了的感觉”。
他再把头探出来时，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令人惊异——他不得不面对成名带来的各种不适感。
艺术北京执行总监董梦阳有一次和刘野同坐一个航班，刘野拿着一本印有自己作品的画册，指着其中一幅画说，“我再也画不出这样的画了，真想买回来，但我买不起。”这张当年只值一两万块的画，后来拍卖超过千万。
2005年，刘野的《温柔地杀我》让他跨入百万行列。仅仅两年后，《美人鱼》在纽约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上拍出138.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040万）。2010年，《齐白石知道蒙德里安》拍出了2912万的高价。
他已经是艺术圈里的明星，来买他的画的人越来越多，他渐渐感到恐慌和厌倦，因为他不知道人们到底是喜欢他的画，还是那个价格标签。
刘野认为，艺术都是谎言。朦朦胧胧、复杂、不确定，这些特质越强，对人的吸引力越越持久。相反，浅白易懂，兴奋来得快，去得也很快。
但这个谎言又如此真实。“有人说艺术史记录比历史还真实，历史有理性的控制在里面，艺术是下意识的，你甚至想掩盖，但作品里会带出来。”刘野说，“作品就是内心秘密最真实的写照，艺术家掩盖不了。”
当他知道这点，便在画里埋下很多谜语和符号，有时他想掩盖，又不想完全失去线索，那些只有自己能懂的线索。若有人能看到，他也会挺高兴。
2012年9月的纽约个展上，在一幅叫《匹诺曹》的画背面，刘野写过一段话：大概在40年以前，我读过一本名为《匹诺曹》的童话书，如今，我画了一幅匹诺曹的肖像画，希望在40年以后，我将会创作另外一幅匹诺曹。
艺术家梁远苇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在看到刘野手机壳上的匹诺曹后问他，为什么要画匹诺曹。刘野回答，匹诺曹虽然会说谎，但他还是好孩子。那个小男孩突然就哭了，他告诉刘野，自己就是匹诺曹。
米菲与蒙德里安
1998年，刘野在荷兰第一次见到米菲，那是画家迪克·布鲁纳笔下的一只兔子，两只竖起的长耳朵，穿一件有颜色的罩衫，露出短小的、胖乎乎的四肢。米菲的眼睛是两粒黑点，而嘴巴是一个小叉，看起来面无表情。刘野惊觉画的就是自己。但他看见的米菲其实有无数种表情，气质和状态正是他的肖像。
米菲开始频繁出现在刘野的画里，他甚至把自己画的米菲取名为《自画像》。有时米菲旁边站着一个齐刘海小女孩，有时它也会变成蒙德里安画前的一个小背影。
“你仔细看米菲，它带点狡猾聪明又很善良，混杂的感觉。Hello Kitty我一点感觉没有，我觉得贱吧嗖嗖的，跟我没关系，但米菲就像我自己的肖像放在那里，特别高深莫测。”布鲁纳给米菲设置的性格是害羞、爱幻想、喜欢上学和游乐。
刘野研究过布鲁纳后发现，他出生在一个书商家庭，是书商的后代，跟自己的经历有点像。在刘野的《自画像》里，米菲是灰褐色的。他说，白色单纯，而灰色更神秘、复杂，几乎融到背景里，让人不可捉摸。 米菲有一张圆脸。刘野很多画里的人都长着一张圆脸。比如小海军们都有一张肥嘟嘟的脸，看起来就像幼年的刘野。这些肥嘟嘟的、眼间距稍稍偏宽的脸盘又被他画成了莫扎特、邓丽君、齐刘海的小女孩，甚至连他画笔下眼眶噙着泪的阮玲玉都长着一张圆润而饱满的脸。“方法决定了你的主题。不管是小海军还是女孩，他们都适合我的方法，容易归纳成几何形状。”
在德国读书时，刘野受包豪斯理论影响，认识到不能被世界的表面迷惑，背后实则暗含着几何的构成和归序，进而揭示世界的某种规律和秩序。他的趣味也受到这些理论影响。
比如画竹子，是因为能归纳成圆柱体。他从来没画过乱草，那些难以归纳成几何形体的事物，不会进入他的考虑范围。人也容易归纳，脸是圆的，裙子是梯形的，但他很少画脸瘦的人。
“马三立我就很难表现他。我喜欢脸圆，适合我表现。这些选择与艺术方法有关系，只有适合的，才能选择。塞尚的静物大部分是苹果，他认为世界是由几何形体组成的，他要表现这个必然不能选择香蕉，苹果、盘子、水罐更适合他。”
另一个绕不开的人是蒙德里安，他的代表作以各种形式在刘野的画里闪烁。“抽象艺术更适合表现复杂的情感，它并不明确，不指向一种具体的情感，蒙德里安的纯粹性、秩序感和明确性对我影响最大。”
刘野把时间都花在精准这件事上。比如，一毫米两毫米的区别、为什么宽一点、哪儿需要窄一点等等。收藏家魏翔曾在刘野画画时突然听到他自言自语，“这条线再细1毫米就好了。”
“一条线从哪儿到哪儿多宽，对蒙德里安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形状、比例到底多大，我可以错，但不能模糊，不能糊弄糊弄就完了。这个形状怎样，边界在哪儿，从哪儿开始在哪儿结束，为什么不结束，要想清楚。清晰、明确对我来讲意味着真实和诚实。真实不意味着写实，你不能含糊，这是一种品质，不光在艺术里，所有事情都是。”
尽管每天都画，但这几年，他越画越少，最少时一年只画了4张。他对数量没有要求，也不觉得越少越好。但复杂的世道的确让他更谨慎、严苛。价格刚涨起来那会儿，他几乎没受什么影响，后来价格一路飙升，连他也有点恐慌，感觉总被人盯着，忍不住困惑：画一张上千万，这东西得画成什么样？
糖里有什么
刘野被公认为好相处、幽默、朴素，即使已是大众眼里成功的艺术家，却还是会因为紧张从颁奖礼上临阵脱逃。尽管私下里喜欢库布里克、博尔赫斯，画画时放巴赫的音乐，真向他求证时，他也只是害羞地不置可否，却会直率地说，最近看了一部文艺片，但在电影院睡着了。
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是，他的画就跟他的性格一样讨人喜欢。因为忘记密码，他已经半年没上微博，也不用微信。他的微博风格被总结为：只发作品。他的粉丝会在底下热情洋溢地给他留言、表达赞美。
“讨人喜欢有好的有不好的，不好的一面容易俗，成万金油了，但我真不是让人喜欢我，我就这人，平常也不会直接跟人冲突，就这性格，也是没办法的。”
刘野认为，艺术家的某种命运就是被误读。“我画这些画的时候，想的都不是这些事，我包装了一层糖衣，也许里面是颗药。但我希望理性思考不要过于枯燥，让人觉得太没有魅力，或高深莫测。这种误读必然存在，解读过于单一反而说明艺术作品有问题，宽泛一点可能更接近好作品的特质。”
“但赚便宜有时也挺危险的，如果你犯懒了，会忽略艺术里的严肃判断……”刘野说，“招人喜欢并不意味着艺术成就多高，不意味着你的艺术真是那么优秀。我老觉得自己画得不够好，应该能画出更好的东西，还没有达到更高。你的眼界也不一样了，更开阔了，看到世界更多的好东西，但难度也越来越大，跟登山似的，越往上越难，我现在在半山腰，每走一步都很难。”
他也早意识到，力比多在下降，已经不能完全靠热情、能量和身体去工作，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考。“好的艺术家在理解力上非常强大，理性思维能力是高级艺术的必要条件，光凭感觉不容易做得高级。”
对他来说，艺术就像在寻找一个东西。“它老在你眼前，你总感觉它在那里。但最终不可能找到，死后才有所谓的找到。我也认识到，你可能一生都找不到。一旦你认为找到了方法，你的艺术就停止了，你就不用思考。方法是永远找不到的，它每天都在变化，真正找到就觉得无聊了。”
他曾怀疑绘画还有没有可能性，现在他觉得，一定还有，就看艺术家能不能发现。“你进了绘画的门，发现这个屋子就这么大，没有可能性了，但你发现里面有无数房间、无数门，其实你无法穷尽，打开了某道门，就会有可能性。”
“这点跟年轻时不太一样，年轻时我也困惑，凭着热情想证明绘画是有意义的、有可能性的。过去我一直在怀疑，绘画作为艺术表现形式是否太狭隘、太有限了，其实，你看它越有限的时候，它越无限。这几年，我终于比较肯定这一点。所有新的媒介和形式出现对绘画都有改变，或者说是一种解放。照片解放了一次，电影解放一次，互联网解放一次，你认为它不好，每一次都是毁灭，如果你认为它是好的，每一次都是解放。绘画是艺术最原始的方法，到今天仍然是最永恒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