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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一冤案，办案机构工作人员不是能力上出了问题，而是良知出了问题。” 2015年12月25日，在盈科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中国周刊》采访了这位以冷静、理性著称的律师。杨名跨直言，钱仁凤一案从证据到程序都出现了严重问题，两级公安，巧家县公安与昭通市公安，两级法院，昭通市法院与云南省高院，在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冤案都不会发生。麻木不仁、官僚主义、草菅人命，比法律上的无知更可怕。
第二位接受钱仁凤案件的律师杨名跨。
与富有激情、正义感强的杨柱比起来，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杨名跨更重视法理的分析研究，逻辑与理性，在与司法机关的沟通方面，坚持以理服人，往往能打开许多死结。
2011年12月，经律师杨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诉申请被驳回，历时2年多收集的为钱仁凤翻案的证据、材料，并未引起云南省高院的重视，最后连要求阅卷，也变得困难重重。此时杨名跨的加入，让此案的重新启动变得不再那么一筹莫展。
杨名跨说应该感谢媒体朋友的多次呼吁，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批复，使本案有了再次复查、再审的机会。但有关司法部门的遮掩、拖延，使本案的复查困难重重。此前，杨名跨到省检察院去了四五次，每次都带着一个专门的问题去的。在杨名跨及杨柱的再次努力推动下，2013年7月，云南省检察院内部也开始了调查，7月13日，正式立案复查。2015年5月4日，云南省检察院向省高级法院发出再审建议书。杨名跨也在此后，从省高级法院拷贝了全部案卷。
杨名跨探监钱仁凤的会见笔录。
其实，在接触钱仁凤案之前，杨名跨与杨柱就是多年好朋友加搭档，“我与杨柱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曾经做过多起案件的无罪辩护工作，相互之间有很多了解与默契。”
问到为什会协助杨柱受理钱仁凤的冤案，杨名跨认为凭杨柱多年的办案经验，经过前期的大量调查取证之后，认定这是一起冤案，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曾做过多起案件的无罪辩护工作的杨名跨，在看过钱仁凤的伸冤材料后，也燃起了对无辜受害人伸冤的斗志。
杨名跨说，其实，不需要很多的法律知识，仅凭常识，也能看出这是一起冤案。
从犯罪的动机上说，钱仁凤是保姆，也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仅仅与园长有点个人恩怨，就对无辜的孩子下毒手，这是有悖常情常理的。
巧合的是，杨名跨也当过老师，并表示大凡老师都会爱孩子。钱仁凤才17岁，是一个淳朴的乡村姑娘。而且，园长刚刚承诺给她每个月加了50元的工资，在当时这50元可不少。她有什么理由会报复园长而对孩子下手？而冤案恰恰发生了，而且当年负责侦讯的巧家县公安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10天内盖棺论定凶手就是钱仁凤，致使受害人钱仁凤年仅17岁就遭受不白之冤入狱，而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她的冤屈仍未被关注。
钱仁凤出狱后去杨名跨律师事务所与杨律师见面。
在了解了钱仁凤冤案的前前后后，这位以理性善思辨著称的律师，从大量的卷宗、笔录及当年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入手，逐条逐理地分析法理，寻找本案证词及证据中的破绽。
在盈科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杨名跨又简单地罗列起来：
从程序上说，首先，公安机关在取证上就不合法，一开始，就对钱仁凤采取了监视居住，对嫌疑人的讯问不是在法定场所进行。钱仁凤被关押在派出所的一个杂物间内，与许多男女关押在一起。
而且2002年2月22日夜间第一次认罪笔录，持续时间长达20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在钱仁凤交代作案动机、过程的笔录中，有五份笔录是由警察代签，这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非法的无效的证据。而据钱仁凤反映，在讯问期间，警察对她罚跪、将她的手反拷，脱下皮鞋抽打。
对此，杨名跨曾有一次带着一位女助手与钱仁凤会面时，钱仁凤怯生生地小声地告诉他的女助手，当时她来了月经，板凳上都是血。
“可以想见，一个17岁的农村女孩，在完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被关押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环境中，面临投毒的严重指控，遭到警察的长达20个小时的讯问，如果再加上刑讯逼供，她的精神处于巨大的恐惧中，”杨名跨鞭辟入里地分析。
推动案件重审以来，通过杨名跨数次与云南省检查院的沟通，也逐渐获知云南省检察院控申处副处长高洁峰也已着手调查此事。高洁峰凭着多年办案经验认为，这几个受害人的中毒症状，不符合毒鼠强中毒的典型特征。如没有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后来这一证据，在2015年12月21日的钱仁凤案重审法庭上，被作为推翻原判的主要证据之一。
“我们不能过于迷信侦查权”，杨名跨说。
《中国周刊》采访杨名跨律师
回顾钱仁凤案，总结教训，杨名跨认为刑事案件不能以侦查为中心，要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的认定，都应该在法庭。
法院一般倾向于将公安侦查的结果采取为证据，对被告、辩护人的意见，往往不予采纳。现在对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要高于刑事案件，这是不合理的。刑事案件涉及人的生命与人身自由，证据要求要更为严格才对。
证人出庭是必须的。有一俗语，证人不出庭，证据如妖凤。在本案中，对证据的认定出了大问题。警察代签的笔录在证据上起了关键作用，是导致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杨名跨认为，由于办案人员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个17岁少女被无辜判决无期徒刑，如果她不是未满18岁，也许被判死刑，本案也就不可能平反昭雪，所以对有关人员的追责、问责是必须的。否则，类似的冤案还会发生。
与富有激情、正义感强的杨柱比起来，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杨名跨更重视法理的分析研究，逻辑与理性，在与司法机关的沟通方面，坚持以理服人，往往能打开许多死结。
2011年12月，经律师杨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申诉申请被驳回，历时2年多收集的为钱仁凤翻案的证据、材料，并未引起云南省高院的重视，最后连要求阅卷，也变得困难重重。此时杨名跨的加入，让此案的重新启动变得不再那么一筹莫展。
杨名跨说应该感谢媒体朋友的多次呼吁，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批复，使本案有了再次复查、再审的机会。但有关司法部门的遮掩、拖延，使本案的复查困难重重。此前，杨名跨到省检察院去了四五次，每次都带着一个专门的问题去的。在杨名跨及杨柱的再次努力推动下，2013年7月，云南省检察院内部也开始了调查，7月13日，正式立案复查。2015年5月4日，云南省检察院向省高级法院发出再审建议书。杨名跨也在此后，从省高级法院拷贝了全部案卷。
其实，在接触钱仁凤案之前，杨名跨与杨柱就是多年好朋友加搭档，“我与杨柱是多年的合作伙伴，曾经做过多起案件的无罪辩护工作，相互之间有很多了解与默契。”
问到为什会协助杨柱受理钱仁凤的冤案，杨名跨认为凭杨柱多年的办案经验，经过前期的大量调查取证之后，认定这是一起冤案，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曾做过多起案件的无罪辩护工作的杨名跨，在看过钱仁凤的伸冤材料后，也燃起了对无辜受害人伸冤的斗志。
杨名跨说，其实，不需要很多的法律知识，仅凭常识，也能看出这是一起冤案。
从犯罪的动机上说，钱仁凤是保姆，也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仅仅与园长有点个人恩怨，就对无辜的孩子下毒手，这是有悖常情常理的。
巧合的是，杨名跨也当过老师，并表示大凡老师都会爱孩子。钱仁凤才17岁，是一个淳朴的乡村姑娘。而且，园长刚刚承诺给她每个月加了50元的工资，在当时这50元可不少。她有什么理由会报复园长而对孩子下手？而冤案恰恰发生了，而且当年负责侦讯的巧家县公安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10天内盖棺论定凶手就是钱仁凤，致使受害人钱仁凤年仅17岁就遭受不白之冤入狱，而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她的冤屈仍未被关注。
在了解了钱仁凤冤案的前前后后，这位以理性善思辨著称的律师，从大量的卷宗、笔录及当年公诉方提供的证据入手，逐条逐理地分析法理，寻找本案证词及证据中的破绽。
在盈科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杨名跨又简单地罗列起来：
从程序上说，首先，公安机关在取证上就不合法，一开始，就对钱仁凤采取了监视居住，对嫌疑人的讯问不是在法定场所进行。钱仁凤被关押在派出所的一个杂物间内，与许多男女关押在一起。
而且2002年2月22日夜间第一次认罪笔录，持续时间长达20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在钱仁凤交代作案动机、过程的笔录中，有五份笔录是由警察代签，这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非法的无效的证据。而据钱仁凤反映，在讯问期间，警察对她罚跪、将她的手反拷，脱下皮鞋抽打。
对此，杨名跨曾有一次带着一位女助手与钱仁凤会面时，钱仁凤怯生生地小声地告诉他的女助手，当时她来了月经，板凳上都是血。
“可以想见，一个17岁的农村女孩，在完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被关押在一个鱼龙混杂的环境中，面临投毒的严重指控，遭到警察的长达20个小时的讯问，如果再加上刑讯逼供，她的精神处于巨大的恐惧中，”杨名跨鞭辟入里地分析。
推动案件重审以来，通过杨名跨数次与云南省检查院的沟通，也逐渐获知云南省检察院控申处副处长高洁峰也已着手调查此事。高洁峰凭着多年办案经验认为，这几个受害人的中毒症状，不符合毒鼠强中毒的典型特征。如没有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后来这一证据，在2015年12月21日的钱仁凤案重审法庭上，被作为推翻原判的主要证据之一。
“我们不能过于迷信侦查权”，杨名跨说。
回顾钱仁凤案，总结教训，杨名跨认为刑事案件不能以侦查为中心，要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的认定，都应该在法庭。
法院一般倾向于将公安侦查的结果采取为证据，对被告、辩护人的意见，往往不予采纳。现在对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要高于刑事案件，这是不合理的。刑事案件涉及人的生命与人身自由，证据要求要更为严格才对。
证人出庭是必须的。有一俗语，证人不出庭，证据如妖凤。在本案中，对证据的认定出了大问题。警察代签的笔录在证据上起了关键作用，是导致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杨名跨认为，由于办案人员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个17岁少女被无辜判决无期徒刑，如果她不是未满18岁，也许被判死刑，本案也就不可能平反昭雪，所以对有关人员的追责、问责是必须的。否则，类似的冤案还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