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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芝浩的经典著作《伦巴第街》，是现代货币银行理论的奠基之作，尤其它对英格兰银行在单一银行储备体系的基础上所发挥的作为“银行的银行”和“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的描述，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分析，更被奉为中央银行研究的圭臬。
但是正如白芝浩本人在书中一再强调的，日后时过境迁，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当初的做法，至于在不明白当初做出选择的原因的情况下，就不明就里地盲目加以效仿，那更加不可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想从《伦巴第街》一书中找到足以应对这个时代的金融危机的具体法则，那注定要失望。
特别是对于中央银行，许多人只知道重复地念叨，这是一个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控制通货膨胀的市场干预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却不知道作为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其实是自由贸易和货币市场结出的一个果实。
事实上在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世界，我们能够从《伦巴第街》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是白芝浩对银行业采取的生物学思维。
白芝浩在前言中说，他之所以将这部作品命名为《伦巴第街》，而不是《金融市场》，或者任何体现金融专业性的名字，就是因为希望将现实表达得更加真实和具体，因为……金融市场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既具体又真实的。因而，在白芝浩的笔下，伦巴第街的产生、英国货币市场及单一银行储备制度的形成，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向中央银行的转变，都是自然生长的结果。
与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历史上先出现的银行业务不是储蓄，而是货币发行和汇款。英国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资金需求，要求各银行发行可流通银行券。位于伦巴第街的各家银行通过发行银行券和办理汇款业务，积累了信用，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银行券的流通，最后引导全国的储蓄都聚集到了伦巴第街的各家银行，形成了基于借贷资金的货币市场。
这里的一个关键节点是英格兰银行成为货币发行银行。在光荣革命之前，伦敦的金匠曾经将储备存于英国国库，但是查理二世关闭了国库，令金匠们损失惨重，英国政府的信誉也随之破产。1694年，英国需要大量军费，威廉三世政府以8%的利率向商界借款120万英镑，条件是特许贷款人组建英格兰银行，而且授予它三个特权：英格兰地区唯一被允许发行货币的股份银行;排他性地获得政府存款;在英国享有银行业当时唯一的有限责任地位。这个至关重要的贷款行动，使英国政府建立了信誉，因为贷款给政府后，商界就不可能去支持复辟，而只能支持政府了。而享有发行特权，使英格兰银行获得了无可比拟的积累信用和存款的优势，它成了伦巴第街最有实力的银行。此后，其他银行纷纷围绕英格兰银行展开业务，将自己的存款准备金都存放在英格兰银行，英国的单一银行储备体系由此形成，英格兰银行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当英格兰银行成了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英国的银行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复杂。在那之前，伦巴第街的银行已经取得了贷款人的贷款人的地位，因为英国各地乃至其他国家的银行，在吸收存款后都会将钱汇到伦敦存入伦巴第的银行或票据经纪商。现在，其他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银行、私人银行、票据经纪商等，又进一步都把准备金存入了英格兰银行。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级联效应，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指数增长。对于这个过程，白芝浩给出了非常精彩的描述。
伦敦当时拥有的存款余额为1.2亿英镑，相当于巴黎的9倍、纽约的3倍、德国的15倍，帮助伦巴第街变成了全世界最高效的货币市场，使得英国商人随时都可以获得大量商业资本，特别是那些本身不拥有资本但却拥有商业头脑的人由此得到了非常大的机会。从而伦巴第街的货币市场就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贸易和生产。白芝浩说，在英国的每个地区，都有不少小贸易商崛起，他们通过“大规模贴现票据”来获取资金，在贸易竞争中占据了巨大的优势。他举例说，如果一位商人拥有5万英镑的资本，那么如果想赚得10%的利润，就必须每年赚得5000英镑，从而他必须以此为基础为商品定价。假设另外一位商人只有1万英镑资本，但是他通过贴现的方式借到了4万英镑，这样他也同样有5万英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利润率，他的商品价格可以定得非常低。如果贷款利率为5%，那么他每年要支付2000英镑利息。如果与前面那个商人_样一年可以赚到5000英镑，那么在支付了利息之后，他一年还可以赚到3000英镑，这相对于1万英镑的本金来说就有了30%的利润。因此这类新商人有很大的降价空间，可以将那些旧商人（完全依靠自有资金从事贸易的商人）彻底逐出市场。因此，伦巴第街的存在，使得英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机制，可以让满足于较低售价的财力不高的新商人参与贸易，这种机制确保了英国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其他国家很难在短期内与之匹敌。
第二个层次的级联效应产生于英国的银行体系。除了英格兰银行之外，股份制银行、私人银行和票据经纪商都不持有准备金。特别是票据经纪商，它们直接贴现票据，且银行在转贴现时则依赖票据经纪商的财富和判断。票据经纪商要支付利息，因而不能大量持有不使用的资金;但是一旦发生了恐慌，由于其存款大多是其他银行的准备金，所以在它需要准备金的时候却要被取走资金，从而會陷入无法偿债的困境。
英格兰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则构成了第三个层次的级联。由于英格兰银行信誉卓著、管理谨慎，英国准备金与银行存款的比例非常低，这意味着很高的杠杆，同时也意味着挤兑的风险很大。
多层次的级联效应使得金融体系变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在现实世界的运行过程中，有时会进入“临界状态”，小小的扰动就可以导致从均衡状态到危机状态的“相变”。对此，白芝浩非常清楚，他指出，由于英国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保持在了一个前所未有且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低水平，因此随着金融系统的不断扩大，其脆弱性也不断加剧……即便是在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整个体系架构也是非常单薄脆弱的。他说，这个金融体系的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空前高的信任水平，如果这种信任机制因任何原因受损，那么一次很小的意外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若是出现大的事故，那几乎肯定可以使之毁于—旦。
在恐慌时期，所有银行机构都不得不依靠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才能渡过难关，因此白芝浩认为，英格兰银行应该全力救助这些机构，为它们提供贷款，以此来抑制恐慌蔓延，而这就对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管理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事实上，白芝浩希望建立的是这样一种金融体系，每一个银行机构都有应急准备金，以便从容应对不时之需。他这个思想非常符合生物学思维。
按照物理学思维，要想规避风险，必须做到非常精确，非常“紧致”。但是生物学思维则要求通过冗余来规避风险。现代社会中，飞机有一台发动机就可以平稳飞行，但是起飞时还是要装四台。也许这显得有些浪费。但是对于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来说，这种浪费其实是节约成本的有效方法。
那么，实践中如何确定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呢？白芝浩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必须—直保留大量的准备金。同时他也强调，准备金的规模不应根据某个规则来确定，即不应将当前其负债的某个确定金额或固定比例提取出来，作为银行应作保留的准备金之用。他说，如果将负债的三分之一作为准备金被法律固定下来，那么当接近于这一比例时，恐慌就会蔓延。因此实际上这三分之一始终是毫无用处的。他指出，理想的中央银行的目标应该是设定一个“最低担忧点”，而不必寻找更加精确的标准，因为无论是通过抽象的辩论还是数学运算，都无法准确确定多少数量的“准备金”能让大家高枕无忧;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只有通过不停观察公众的心态，密切关注在准备金数量的各个点位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来做出判断。
白芝浩对于出现银行体系问题之后的纠正方法的建议，也是非常“生物学”的。他承认，问题往往非常微妙，解决方案更是千差万别，而一劳永逸的方法通常是找不到的。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充分利用现有银行体系各种组成部分，使其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哪怕治标不治本，只要能找到很好的权宜之策也就不错了。这与生物学中适者生存、能够活下去就是有效的思维方式若合符节。
确实，在复杂系统中，如果出现了紧致耦合的情况（系统中没有缓冲地带、错误冗余度太低），那么就更加容易出非常大的事故。对于金融体系，如果监管力求事无巨细，全部都要掌控到位，那就可能造成緊致耦合，不但无法扭转未来的金融危机，反而可能导致危机。
白芝浩非常强调审慎，但是他所说的审慎与许多人设想的“宏观审慎”政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那种宏观审慎政策，从生物学思维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紧致的。由于现在的金融体系比起白芝浩当年更加复杂，因此这种紧致监管导致的风险也可能更大。
但是正如白芝浩本人在书中一再强调的，日后时过境迁，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当初的做法，至于在不明白当初做出选择的原因的情况下，就不明就里地盲目加以效仿，那更加不可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想从《伦巴第街》一书中找到足以应对这个时代的金融危机的具体法则，那注定要失望。
特别是对于中央银行，许多人只知道重复地念叨，这是一个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控制通货膨胀的市场干预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却不知道作为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其实是自由贸易和货币市场结出的一个果实。
事实上在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世界，我们能够从《伦巴第街》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是白芝浩对银行业采取的生物学思维。
自然生长出来的中央银行
白芝浩在前言中说，他之所以将这部作品命名为《伦巴第街》，而不是《金融市场》，或者任何体现金融专业性的名字，就是因为希望将现实表达得更加真实和具体，因为……金融市场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既具体又真实的。因而，在白芝浩的笔下，伦巴第街的产生、英国货币市场及单一银行储备制度的形成，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向中央银行的转变，都是自然生长的结果。
与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历史上先出现的银行业务不是储蓄，而是货币发行和汇款。英国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资金需求，要求各银行发行可流通银行券。位于伦巴第街的各家银行通过发行银行券和办理汇款业务，积累了信用，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银行券的流通，最后引导全国的储蓄都聚集到了伦巴第街的各家银行，形成了基于借贷资金的货币市场。
这里的一个关键节点是英格兰银行成为货币发行银行。在光荣革命之前，伦敦的金匠曾经将储备存于英国国库，但是查理二世关闭了国库，令金匠们损失惨重，英国政府的信誉也随之破产。1694年，英国需要大量军费，威廉三世政府以8%的利率向商界借款120万英镑，条件是特许贷款人组建英格兰银行，而且授予它三个特权：英格兰地区唯一被允许发行货币的股份银行;排他性地获得政府存款;在英国享有银行业当时唯一的有限责任地位。这个至关重要的贷款行动，使英国政府建立了信誉，因为贷款给政府后，商界就不可能去支持复辟，而只能支持政府了。而享有发行特权，使英格兰银行获得了无可比拟的积累信用和存款的优势，它成了伦巴第街最有实力的银行。此后，其他银行纷纷围绕英格兰银行展开业务，将自己的存款准备金都存放在英格兰银行，英国的单一银行储备体系由此形成，英格兰银行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金融系统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当英格兰银行成了事实上的最后贷款人，英国的银行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复杂。在那之前，伦巴第街的银行已经取得了贷款人的贷款人的地位，因为英国各地乃至其他国家的银行，在吸收存款后都会将钱汇到伦敦存入伦巴第的银行或票据经纪商。现在，其他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银行、私人银行、票据经纪商等，又进一步都把准备金存入了英格兰银行。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级联效应，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指数增长。对于这个过程，白芝浩给出了非常精彩的描述。
伦敦当时拥有的存款余额为1.2亿英镑，相当于巴黎的9倍、纽约的3倍、德国的15倍，帮助伦巴第街变成了全世界最高效的货币市场，使得英国商人随时都可以获得大量商业资本，特别是那些本身不拥有资本但却拥有商业头脑的人由此得到了非常大的机会。从而伦巴第街的货币市场就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的贸易和生产。白芝浩说，在英国的每个地区，都有不少小贸易商崛起，他们通过“大规模贴现票据”来获取资金，在贸易竞争中占据了巨大的优势。他举例说，如果一位商人拥有5万英镑的资本，那么如果想赚得10%的利润，就必须每年赚得5000英镑，从而他必须以此为基础为商品定价。假设另外一位商人只有1万英镑资本，但是他通过贴现的方式借到了4万英镑，这样他也同样有5万英镑，因此为了获得同样的利润率，他的商品价格可以定得非常低。如果贷款利率为5%，那么他每年要支付2000英镑利息。如果与前面那个商人_样一年可以赚到5000英镑，那么在支付了利息之后，他一年还可以赚到3000英镑，这相对于1万英镑的本金来说就有了30%的利润。因此这类新商人有很大的降价空间，可以将那些旧商人（完全依靠自有资金从事贸易的商人）彻底逐出市场。因此，伦巴第街的存在，使得英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机制，可以让满足于较低售价的财力不高的新商人参与贸易，这种机制确保了英国在商业上的成功，而其他国家很难在短期内与之匹敌。
第二个层次的级联效应产生于英国的银行体系。除了英格兰银行之外，股份制银行、私人银行和票据经纪商都不持有准备金。特别是票据经纪商，它们直接贴现票据，且银行在转贴现时则依赖票据经纪商的财富和判断。票据经纪商要支付利息，因而不能大量持有不使用的资金;但是一旦发生了恐慌，由于其存款大多是其他银行的准备金，所以在它需要准备金的时候却要被取走资金，从而會陷入无法偿债的困境。
英格兰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则构成了第三个层次的级联。由于英格兰银行信誉卓著、管理谨慎，英国准备金与银行存款的比例非常低，这意味着很高的杠杆，同时也意味着挤兑的风险很大。
多层次的级联效应使得金融体系变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在现实世界的运行过程中，有时会进入“临界状态”，小小的扰动就可以导致从均衡状态到危机状态的“相变”。对此，白芝浩非常清楚，他指出，由于英国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保持在了一个前所未有且其他国家无法达到的低水平，因此随着金融系统的不断扩大，其脆弱性也不断加剧……即便是在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整个体系架构也是非常单薄脆弱的。他说，这个金融体系的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空前高的信任水平，如果这种信任机制因任何原因受损，那么一次很小的意外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若是出现大的事故，那几乎肯定可以使之毁于—旦。
谨慎监管不是紧致监管
在恐慌时期，所有银行机构都不得不依靠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才能渡过难关，因此白芝浩认为，英格兰银行应该全力救助这些机构，为它们提供贷款，以此来抑制恐慌蔓延，而这就对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管理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事实上，白芝浩希望建立的是这样一种金融体系，每一个银行机构都有应急准备金，以便从容应对不时之需。他这个思想非常符合生物学思维。
按照物理学思维，要想规避风险，必须做到非常精确，非常“紧致”。但是生物学思维则要求通过冗余来规避风险。现代社会中，飞机有一台发动机就可以平稳飞行，但是起飞时还是要装四台。也许这显得有些浪费。但是对于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来说，这种浪费其实是节约成本的有效方法。
那么，实践中如何确定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呢？白芝浩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必须—直保留大量的准备金。同时他也强调，准备金的规模不应根据某个规则来确定，即不应将当前其负债的某个确定金额或固定比例提取出来，作为银行应作保留的准备金之用。他说，如果将负债的三分之一作为准备金被法律固定下来，那么当接近于这一比例时，恐慌就会蔓延。因此实际上这三分之一始终是毫无用处的。他指出，理想的中央银行的目标应该是设定一个“最低担忧点”，而不必寻找更加精确的标准，因为无论是通过抽象的辩论还是数学运算，都无法准确确定多少数量的“准备金”能让大家高枕无忧;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只有通过不停观察公众的心态，密切关注在准备金数量的各个点位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来做出判断。
白芝浩对于出现银行体系问题之后的纠正方法的建议，也是非常“生物学”的。他承认，问题往往非常微妙，解决方案更是千差万别，而一劳永逸的方法通常是找不到的。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充分利用现有银行体系各种组成部分，使其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哪怕治标不治本，只要能找到很好的权宜之策也就不错了。这与生物学中适者生存、能够活下去就是有效的思维方式若合符节。
确实，在复杂系统中，如果出现了紧致耦合的情况（系统中没有缓冲地带、错误冗余度太低），那么就更加容易出非常大的事故。对于金融体系，如果监管力求事无巨细，全部都要掌控到位，那就可能造成緊致耦合，不但无法扭转未来的金融危机，反而可能导致危机。
白芝浩非常强调审慎，但是他所说的审慎与许多人设想的“宏观审慎”政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那种宏观审慎政策，从生物学思维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紧致的。由于现在的金融体系比起白芝浩当年更加复杂，因此这种紧致监管导致的风险也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