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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历来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础组成部分。顾名思义，新闻史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因此，想要在新闻史研究中更进一步，把握住新闻史研究的前沿，运用好历史学研究中的相关方法，并辅之以文化、经济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对当下的新闻史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多次提到，要对自己的国家有深厚的感情，必须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同样，要真正了解和热爱新闻学科和新闻事业，也应该学习和了解一些新闻史的知识。日本新闻史学界的开山鼻祖小野秀雄先生曾说：“任何科目在新闻或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中都可以增加或削减，但有3个科目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伦理教育。这3个科目是新闻传播系或学院健康发展的根，是其生命力的源泉。”虽然这话稍有些绝对，但还是可以看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性。
学界的前辈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出了不少专著，如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马光仁先生的《上海新闻史》等。但前辈大量的成果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已经无事可做，相反，是为今后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和很高的起点。
新闻史：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新闻史的研究有着扎实的基础，其成果也最为丰厚。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1 宏观的、概述性的研究较多，如写了很多通史和专门史。2 “五四”以后的新闻史研究较多，“五四”以前的研究较少。比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只有第一卷介绍“五四”前的情况。3 著名的个案研究较多，如《大公报》，相关的研究专著很多。4 “革命范式”研究过多。比如，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经常只带着革命史观、阶级观来评论之。5 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略显单一和僵硬。即使从史学研究方法而言，尚有许多“批判的武器”值得运用。例如，有学者提出，目前在史学研究中逐渐兴起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还未在新闻史研究中得以开发与尝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代健在的老报人是新闻史学研究的最宝贵的资料。如何在传统访谈的基础上，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好这笔资源，将对新闻史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笔者以为，立足深挖史料之基础，丰富史学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学科视角，将是当下新闻史研究的探索方向。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和《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两书，可以发现，我国光解放前就有报纸3500余种，期刊2万余种，这就说明新闻史还有很大的研究实体与空间。就笔者个人体会而言，新闻史研究至少还有五个方向是可以进一步探索和挖掘的。
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比如说，康有为毕生的办报活动很有意思，他不是所办报刊的主笔，更不担任报馆的经理，而是开办报刊的策划者和决策人。这样一个人对报纸的风格、内容倾向以及经营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类似的人物在康有为之前就出现过，比如创办《西国近事报》和《新报》的冯竣光，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笔者以为，类似的现象进一步深究的话，会得到许多很有趣的结论。
扩展研究对象。一些未必最有名，但很有研究价值的个案值得深入研究。比如《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这些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的机关刊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来到异质的文化圈，反省救亡图存的道路。这些报纸的优势在于处于旁观者清的角度，更容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比如《浙江潮》有个栏目叫“旧浙江与新浙江”，专门反映留学生改造家乡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些报纸的栏日内容以及发展情况对于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思潮变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我们现在对这类报刊的关注还不够，很多新闻史只是列举性地一笔带过。至于专门的论文，几乎没有见过。
一些看似定论的史实有待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比如很多新闻史中都提到“苏报案”中的邹容是大义凛然自首的。但陈玉申先生的《晚清报业史》一书中却认为是章炳麟写纸条让邹来投案的。而《章太炎政论选集》中有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推到自己头上，希望邹来帮自己分担罪责。后来笔者查了些资料，终于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详实可靠的材料，证明邹容当时的确是被迫被招安的。再比如对于《时务报》的纷争，很多新闻史都是站在康粱一边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更是把汪康年说成是不务正业只会吃花酒，并依附于权贵张之洞的小人。但据有关史料记载，汪康年为《时务报》的发展费尽了心血，他与梁启超的矛盾在于他只想好好办报，不想让《时务报》成为康有为等人活动的据点，相反倒是康梁用了卑劣的手段将《时务报》改成了官报《昌言报》。这一点，马光仁先生在《上海新闻史》中的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类似可以争论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查证史料。
可以多做一些“苦力活”。所谓苦力活，就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的要“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索，旧材料之考订”，沉下心去翻阅第一手史料。如《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现存有厚厚的400册，连索引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研究者能塌实地从头到尾看一遍400册的《申报》，从而写出系统的有价值的专著，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再比如卓南生先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指出，大多数《循环日报》研究者基本停留在对王韬及其思想、文学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浓厚兴趣，而未曾利用早期的《循环日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些“苦力活”的话，就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运用多学科视角阐释新闻史文本。虽然目前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与视角已经屡见不鲜。但这种“他山之玉”却基本还没有在新闻史学研究的方向中得以运用，实为一大遗憾。例如，1905年前早期留日学生刊物出现初期的“风靡一时”，恰好印证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第三人影响”的产物。即归功于清政府打压的结果。所谓“第三人影响”，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w·P·Davison)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即“传播达到的效果并不是由于表面受众的反应，而是那些可预测的或他们认为可察觉到的、部分其他人会作出的一些反应性行为”。《江苏》的“内国时评”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近日政府有查禁湖北学生界之谕……然充一湖北学生界之力，谓可以倡革命可以覆旧党，其事尤出于理想……朱明且亡，而东林之祸愈急。其何以异此。虽然，是不可谓无益也。吾闻学生界之始出也，阅者寥寥。自张之洞一禁，骤销至数千份。今其后又不知增销几千份矣。”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清政府和张之洞等人的过于敏感，从一开始就打压发行到国内的留日学生刊物，却适得其反成全了起初“阅者寥寥”的《湖北学生界》的一售而空且销量扶摇直上。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看似枯燥无味的原始资料，经过跨学科视角的解读，会给新闻史学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新闻学里并没有一个观察、理解现实和评价事实的价值体系或参照系。这必须从其他学科，例如政治、法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以及到社会实践中去吸取。”因此，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将给新闻史研究带来新的生命力。
结语
新闻史学界前辈赵玉明教授曾说过：“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相信伴随着中国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的变革及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走出传统“革命范式”的框架，在继续深挖史料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学科的视角，让新闻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是我国未来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和方向。
编校 杨彩霞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多次提到，要对自己的国家有深厚的感情，必须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同样，要真正了解和热爱新闻学科和新闻事业，也应该学习和了解一些新闻史的知识。日本新闻史学界的开山鼻祖小野秀雄先生曾说：“任何科目在新闻或传播学院的学科设置中都可以增加或削减，但有3个科目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理论和新闻传播伦理教育。这3个科目是新闻传播系或学院健康发展的根，是其生命力的源泉。”虽然这话稍有些绝对，但还是可以看出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性。
学界的前辈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出了不少专著，如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马光仁先生的《上海新闻史》等。但前辈大量的成果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已经无事可做，相反，是为今后新闻史的研究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和很高的起点。
新闻史：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在新闻传播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新闻史的研究有着扎实的基础，其成果也最为丰厚。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表现：1 宏观的、概述性的研究较多，如写了很多通史和专门史。2 “五四”以后的新闻史研究较多，“五四”以前的研究较少。比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只有第一卷介绍“五四”前的情况。3 著名的个案研究较多，如《大公报》，相关的研究专著很多。4 “革命范式”研究过多。比如，对于清末民初时期的报刊，经常只带着革命史观、阶级观来评论之。5 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略显单一和僵硬。即使从史学研究方法而言，尚有许多“批判的武器”值得运用。例如，有学者提出，目前在史学研究中逐渐兴起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还未在新闻史研究中得以开发与尝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代健在的老报人是新闻史学研究的最宝贵的资料。如何在传统访谈的基础上，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好这笔资源，将对新闻史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此，笔者以为，立足深挖史料之基础，丰富史学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学科视角，将是当下新闻史研究的探索方向。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1862～1949》和《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两书，可以发现，我国光解放前就有报纸3500余种，期刊2万余种，这就说明新闻史还有很大的研究实体与空间。就笔者个人体会而言，新闻史研究至少还有五个方向是可以进一步探索和挖掘的。
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比如说，康有为毕生的办报活动很有意思，他不是所办报刊的主笔，更不担任报馆的经理，而是开办报刊的策划者和决策人。这样一个人对报纸的风格、内容倾向以及经营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类似的人物在康有为之前就出现过，比如创办《西国近事报》和《新报》的冯竣光，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笔者以为，类似的现象进一步深究的话，会得到许多很有趣的结论。
扩展研究对象。一些未必最有名，但很有研究价值的个案值得深入研究。比如《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这些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的机关刊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中国知识分子来到异质的文化圈，反省救亡图存的道路。这些报纸的优势在于处于旁观者清的角度，更容易看清庐山真面目。比如《浙江潮》有个栏目叫“旧浙江与新浙江”，专门反映留学生改造家乡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些报纸的栏日内容以及发展情况对于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思潮变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我们现在对这类报刊的关注还不够，很多新闻史只是列举性地一笔带过。至于专门的论文，几乎没有见过。
一些看似定论的史实有待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比如很多新闻史中都提到“苏报案”中的邹容是大义凛然自首的。但陈玉申先生的《晚清报业史》一书中却认为是章炳麟写纸条让邹来投案的。而《章太炎政论选集》中有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推到自己头上，希望邹来帮自己分担罪责。后来笔者查了些资料，终于在原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详实可靠的材料，证明邹容当时的确是被迫被招安的。再比如对于《时务报》的纷争，很多新闻史都是站在康粱一边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更是把汪康年说成是不务正业只会吃花酒，并依附于权贵张之洞的小人。但据有关史料记载，汪康年为《时务报》的发展费尽了心血，他与梁启超的矛盾在于他只想好好办报，不想让《时务报》成为康有为等人活动的据点，相反倒是康梁用了卑劣的手段将《时务报》改成了官报《昌言报》。这一点，马光仁先生在《上海新闻史》中的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类似可以争论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查证史料。
可以多做一些“苦力活”。所谓苦力活，就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的要“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索，旧材料之考订”，沉下心去翻阅第一手史料。如《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创刊至1949年5月停刊，现存有厚厚的400册，连索引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研究者能塌实地从头到尾看一遍400册的《申报》，从而写出系统的有价值的专著，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再比如卓南生先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指出，大多数《循环日报》研究者基本停留在对王韬及其思想、文学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浓厚兴趣，而未曾利用早期的《循环日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些“苦力活”的话，就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运用多学科视角阐释新闻史文本。虽然目前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理论与视角已经屡见不鲜。但这种“他山之玉”却基本还没有在新闻史学研究的方向中得以运用，实为一大遗憾。例如，1905年前早期留日学生刊物出现初期的“风靡一时”，恰好印证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第三人影响”的产物。即归功于清政府打压的结果。所谓“第三人影响”，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戴维森(w·P·Davison)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即“传播达到的效果并不是由于表面受众的反应，而是那些可预测的或他们认为可察觉到的、部分其他人会作出的一些反应性行为”。《江苏》的“内国时评”中有这样一段记录：“近日政府有查禁湖北学生界之谕……然充一湖北学生界之力，谓可以倡革命可以覆旧党，其事尤出于理想……朱明且亡，而东林之祸愈急。其何以异此。虽然，是不可谓无益也。吾闻学生界之始出也，阅者寥寥。自张之洞一禁，骤销至数千份。今其后又不知增销几千份矣。”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清政府和张之洞等人的过于敏感，从一开始就打压发行到国内的留日学生刊物，却适得其反成全了起初“阅者寥寥”的《湖北学生界》的一售而空且销量扶摇直上。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看似枯燥无味的原始资料，经过跨学科视角的解读，会给新闻史学研究带来一股清新之风。“新闻学里并没有一个观察、理解现实和评价事实的价值体系或参照系。这必须从其他学科，例如政治、法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以及到社会实践中去吸取。”因此，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将给新闻史研究带来新的生命力。
结语
新闻史学界前辈赵玉明教授曾说过：“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相信伴随着中国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的变革及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走出传统“革命范式”的框架，在继续深挖史料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并引入跨学科的视角，让新闻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将是我国未来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路径和方向。
编校 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