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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黄新文”这个名字。但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代，他可是全中国数亿农民艳羡的对象。1979年2月，《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广东中山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来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络绎不绝。
“万元户”的由来，始于新华社的两篇报道。1979年11月17日，新华社又以图片报道了山东临清八岔路镇赵汝兰一家植棉纯收入10239元的事情，先后被国内外50余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1979年年末，甘肃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作“万元户”“村里的高干”。自此，“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山東首个万元户赵汝兰（右一）购置缝纫机
“万元户”消失的时间是1997年。根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农村人均收入2999.20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家家都成为万元户。万元户在失去原有的标杆作用后，成为历史名词。虽然在现在看来，万元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万元户”是很多人追逐的梦想。
松风
古代对于女婿的称谓有很多，譬如“东床婿”“金龟婿”“乘龙快婿”，一般而言，“东床婿”“金龟婿”容易理解，但“乘龙快婿”却很让人费解。
“乘龙快婿”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列仙传》o其中只说秦穆公以女弄玉许配萧史，萧史日教弄玉作凤鸣，招来凤凰，后两人皆随凤凰飞去，并未言有龙。后来，宋代《太平广记》中的《仙传拾遗》对这个故事有所发展：“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善吹箫作鸾凤之响。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风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一日，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升天而去。秦为作凤女祠，时闻箫声。”这时，萧史乘龙的情节已经出现。
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发挥，使得萧史和弄玉的故事情节更为曲折生动，因而其影响也更大，萧史乘龙而去的故事也就更加深入人心。于是，作为秦穆公得意女婿的萧史便和乘龙而去的传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就把萧史称为“乘龙快婿”。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推而广之，将所有的女婿都誉为了“乘龙快婿”。因此，“乘龙快婿”也就成了一个含有嘉许之意的词。
女婿因为“乘龙”所以快，女婿乘了龙并没变成龙，所以，“乘龙快婿”不能误为“‘成龙’快婿”。
孙青瑜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语文”一词，“语文”二字出现于19世纪末，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中有一门“国文”课。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丐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圣陶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
古时虽然没语文一词，却有语文这门学科，当时的语文叫文字学，也就是小学。它是周朝学校制度的一个名称，相对于大学而言。汉书《食货志》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也就是说，八岁的孩童，才开始入小学学习书与数。书、数在六艺之列。古人并非只学文字学，从小学到大学，对数学教育同等重视。因为中国文化是以术数为主的文化。数被很多经学家定为最高本体，是认识宇宙的起源之一。中国的经学家们也无不精于数。
从表面看，儒家好像与数无关，属于纯粹的语文。而事实上，从孔子《十翼》开始，儒生就有一门必修课，那就是术数。可以说，对于古代文人来说，不知数就无从谈学问，不懂数，就学不了经。凡成大器者，必精于数。像《周易》二进制和十进制之后的扬雄三进制，像历代经学家们八卦方位图、万年历、《推背图》……都源于对术数的精透。
西方也一样，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主要的文化力量。数学是一门极具生命力的学科，它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像维特根斯坦、笛卡尔、罗素、伽利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不但是大哲学家，同时也都是大数学家。比如，最有说服力的西方语言学，从表象上看，语言学一直被视为纯粹的文字学，而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到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以来的现代西方语言学，整个发展历史过程中无不渗透着数学方法。所以，可以说西方的语言学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数学方法史。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来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络绎不绝。
“万元户”的由来，始于新华社的两篇报道。1979年11月17日，新华社又以图片报道了山东临清八岔路镇赵汝兰一家植棉纯收入10239元的事情，先后被国内外50余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1979年年末，甘肃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作“万元户”“村里的高干”。自此，“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万元户”消失的时间是1997年。根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农村人均收入2999.20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家家都成为万元户。万元户在失去原有的标杆作用后，成为历史名词。虽然在现在看来，万元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万元户”是很多人追逐的梦想。
“快婿”为何要“乘龙”
松风
古代对于女婿的称谓有很多，譬如“东床婿”“金龟婿”“乘龙快婿”，一般而言，“东床婿”“金龟婿”容易理解，但“乘龙快婿”却很让人费解。
“乘龙快婿”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列仙传》o其中只说秦穆公以女弄玉许配萧史，萧史日教弄玉作凤鸣，招来凤凰，后两人皆随凤凰飞去，并未言有龙。后来，宋代《太平广记》中的《仙传拾遗》对这个故事有所发展：“萧史不知得道年代，貌如二十许人。善吹箫作鸾凤之响。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风鸣。居十数年，吹箫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一日，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升天而去。秦为作凤女祠，时闻箫声。”这时，萧史乘龙的情节已经出现。
明代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发挥，使得萧史和弄玉的故事情节更为曲折生动，因而其影响也更大，萧史乘龙而去的故事也就更加深入人心。于是，作为秦穆公得意女婿的萧史便和乘龙而去的传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就把萧史称为“乘龙快婿”。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又推而广之，将所有的女婿都誉为了“乘龙快婿”。因此，“乘龙快婿”也就成了一个含有嘉许之意的词。
女婿因为“乘龙”所以快，女婿乘了龙并没变成龙，所以，“乘龙快婿”不能误为“‘成龙’快婿”。
古人如何认知“语文”“数学”
孙青瑜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语文”一词，“语文”二字出现于19世纪末，清朝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中有一门“国文”课。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丐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圣陶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
古时虽然没语文一词，却有语文这门学科，当时的语文叫文字学，也就是小学。它是周朝学校制度的一个名称，相对于大学而言。汉书《食货志》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也就是说，八岁的孩童，才开始入小学学习书与数。书、数在六艺之列。古人并非只学文字学，从小学到大学，对数学教育同等重视。因为中国文化是以术数为主的文化。数被很多经学家定为最高本体，是认识宇宙的起源之一。中国的经学家们也无不精于数。
从表面看，儒家好像与数无关，属于纯粹的语文。而事实上，从孔子《十翼》开始，儒生就有一门必修课，那就是术数。可以说，对于古代文人来说，不知数就无从谈学问，不懂数，就学不了经。凡成大器者，必精于数。像《周易》二进制和十进制之后的扬雄三进制，像历代经学家们八卦方位图、万年历、《推背图》……都源于对术数的精透。
西方也一样，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主要的文化力量。数学是一门极具生命力的学科，它决定了大部分哲学思想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像维特根斯坦、笛卡尔、罗素、伽利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不但是大哲学家，同时也都是大数学家。比如，最有说服力的西方语言学，从表象上看，语言学一直被视为纯粹的文字学，而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到索绪尔、维特根斯坦以来的现代西方语言学，整个发展历史过程中无不渗透着数学方法。所以，可以说西方的语言学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数学方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