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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是，改革在容易推进的边缘层面已经完成，改革不可避免地推进到社会经济的核心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双重转型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较之早期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困难重重，争议纷纷，出现了很多新的、复杂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吴忠民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应当承认的是，中国在涉及到基本民生像是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三大块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很成功的，或者不到位，或者不成功”。中国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吴忠民对未来的改革目标进行了提炼和概括：我们所期望的是，要让改革成为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要让改革成为有利于发展的改革，要让改革成为能被社会各个阶层所广泛认同和接受的改革。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新的改革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在《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作者总结了改革应该在八个方面实现的转变：
首先是从“无序”改革到“有序”改革。在改革初期，那时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代替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详细密、可行的方略。但是，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时，就必然会面临着系统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的任务。现在需要用新的、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创新来激发社会活力和削减改革发展的阻力，以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是从增益型改革到利益调整型改革。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则是一种利益调整型的改革。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一方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另一方群体的利益损失，以往的那种卷入改革过程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三是从边缘层面的改革到核心层面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型的改革。渐进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采用先易后难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而现在的情况是，改革在容易推进的边缘层面已经完成，改革不可避免地推进到社会经济的核心层面。在制度层面上，改革要直面延续多年的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等极为艰难的改革任务；在群体层面上，改革要直面身居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显而易见，改革的难度和阻力无疑会成倍地加大。
四是从应对个案化的社会问题到应对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在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其总体表现而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社会问题在种类依然很多的同时，源自社会利益结构层面上的社会问题逐渐凸现。这一整体化特征使得社会问题在某个时期可能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效、妥善地应对整体化的社会问题，是确保改革进程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前提。
五是从单纯地看重经济效益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在改革开放以后为时不短的一段时间里，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中国没能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地借鉴别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从而尽可能地减小不必要的改革成本。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的现象。为了保证改革进程的健康推进，必须基于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重视和谐社会的建设，采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重的改革方略。
六是从“先富”逐渐过渡到“共同富裕”。在改革的初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消除平均主义。以“先富”帮“后富”的做法是必须的和行之有效的。但是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公正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现阶段的改革应特别重视消除至少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获得“合法性”即社会公正性的基本前提。
七是从经济型政府逐渐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不短的一个时期内，政府实际上是定位为经济型的政府。在社会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条件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政府的直接倡导与干预。政府有责任帮助培育市场行为主体，确立市场规则，弥补市场失效的部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政府的定位应当逐渐地从经济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否则，容易出现两种有害的现象，即公权的越位和公权的缺位。
八是从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渐过渡到全方位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始自经济体制。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将改革同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有机的结合，因而容易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并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
在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各种讨论之中，相较于之前的一片赞同以及当前的某些反对，吴忠民教授的声音是坚定、理性而客观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双重转型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较之早期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困难重重，争议纷纷，出现了很多新的、复杂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吴忠民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应当承认的是，中国在涉及到基本民生像是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这三大块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很成功的，或者不到位，或者不成功”。中国的改革应该向何处去?吴忠民对未来的改革目标进行了提炼和概括：我们所期望的是，要让改革成为有利于改善民生的改革，要让改革成为有利于发展的改革，要让改革成为能被社会各个阶层所广泛认同和接受的改革。
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新的改革阶段，中国的改革必须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在《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作者总结了改革应该在八个方面实现的转变：
首先是从“无序”改革到“有序”改革。在改革初期，那时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代替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详细密、可行的方略。但是，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地步时，就必然会面临着系统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的任务。现在需要用新的、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创新来激发社会活力和削减改革发展的阻力，以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是从增益型改革到利益调整型改革。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则是一种利益调整型的改革。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一方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另一方群体的利益损失，以往的那种卷入改革过程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
三是从边缘层面的改革到核心层面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型的改革。渐进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采用先易后难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而现在的情况是，改革在容易推进的边缘层面已经完成，改革不可避免地推进到社会经济的核心层面。在制度层面上，改革要直面延续多年的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等极为艰难的改革任务；在群体层面上，改革要直面身居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显而易见，改革的难度和阻力无疑会成倍地加大。
四是从应对个案化的社会问题到应对整体化的社会问题。在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就其总体表现而言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即：社会问题在种类依然很多的同时，源自社会利益结构层面上的社会问题逐渐凸现。这一整体化特征使得社会问题在某个时期可能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效、妥善地应对整体化的社会问题，是确保改革进程得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前提。
五是从单纯地看重经济效益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在改革开放以后为时不短的一段时间里，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中国没能充分地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地借鉴别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从而尽可能地减小不必要的改革成本。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的现象。为了保证改革进程的健康推进，必须基于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重视和谐社会的建设，采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重的改革方略。
六是从“先富”逐渐过渡到“共同富裕”。在改革的初期，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消除平均主义。以“先富”帮“后富”的做法是必须的和行之有效的。但是现阶段，我国的贫富差距过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公正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现阶段的改革应特别重视消除至少是缓解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获得“合法性”即社会公正性的基本前提。
七是从经济型政府逐渐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改革开放以后不短的一个时期内，政府实际上是定位为经济型的政府。在社会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条件下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政府的直接倡导与干预。政府有责任帮助培育市场行为主体，确立市场规则，弥补市场失效的部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政府的定位应当逐渐地从经济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否则，容易出现两种有害的现象，即公权的越位和公权的缺位。
八是从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渐过渡到全方位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始自经济体制。这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将改革同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有机的结合，因而容易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并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
在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各种讨论之中，相较于之前的一片赞同以及当前的某些反对，吴忠民教授的声音是坚定、理性而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