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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香港导演陈德森拿着《十月围城》的剧本到处去跟人谈投资,在他的计划里,要搭建一座城池,真实还原1905年的香港中环。听了这个计划,10个人里有7个扭头就走,还有两个劝他不要再发疯了。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陈可辛。
那是1999年,香港电影的艰难时世:
武侠片魅力渐失,“新浪潮”已然退潮,香港之外的电影市场大幅度缩水:台湾的第四台直接一根光缆接到观众家,一年交700元就可以看电影;回归为大陆盗版业大开了方便之门,再加上香港自身经济的不景气,许多电影人被迫放起了无限期长假。这时候要说服投资者花6800万投一部有8个明星当主角的戏,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实景造城,无异于痴人说梦。
10年前的一个旧梦
艰难时世里总有做梦者,当时另一个香港导演也做着类似的梦,要花4800万拍一部警匪片,用一堆明星。重重碰壁后,这个梦在2002年实现,刘伟强拍出了《无间道》,为当时的香港电影打了支强心针。
而陈德森的梦依漂浮在半空。电影《神偷谍影》之后,已被定位为动作片导演的陈德森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拍一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都为之动容的动作片。
陈德森年轻时在香港海洋公园当过海豚训练员,非常喜欢设计动作,但他对香港动作片的既定套路感到厌烦了。“开场先是一段小打,十分钟之后再打,中间反复打,结尾是暴风骤雨般地狂打。”
他想,能不能颠覆这个规律,让电影的前半场全是文戏,后半场全是武戏呢?
这是一种冒险,如果文戏不够抓人,那些冲着动作来的观众会看不到一半就起身离场,如果武戏不够震撼,又没有办法在力量和调度上“罩得住”全片。
《十月围城》就是这一构想的产物。2003年,剧本定稿之后,他终于筹到一笔投资,演员也基本到位。陈德森亲自拿剧本去送审,因为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每天早晨9点45分,陈德森就站在电影局门口,一连站了9天,审批剧本的领导看见他都觉得惊讶:“咦?你怎么天天站在这里?”
在广东佛山南海,陈德森开始按自己的心愿搭景,等景搭到七七八八,SARS来了,发源地就在他们隔壁村庄,工作人员闻讯后悉数逃回香港,片场留下一片空城。几个月后,SARS的阴影过去,重新协调演员的档期以期再战,等到万事具备,噩耗传来:投资人因被骗16亿而自杀了!
那是陈德森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短短两个月里,母亲中风成了植物人,姐姐被查出患上癌症,剧组遗留下一摊账目需要他去料理,他自己也面临着吃官司的可能——他以前只接到过超速的罚单,连法院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陈德森得了抑郁症,陈可辛、尔冬升这些好朋友谁也不敢找他,生怕说错话让他陷入更极端的状态。
这时,他出了车祸,汽车被彻底撞出去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了一种残酷的、解脱的快意:“来吧!该来的一起来,我还怕什么呢?”
车子报废了,陈德森没死。该面对的麻烦一样没少,身上还添了新伤。《十月围城》成了一道魔咒,围困住了他。
电影人发现的新大陆
陈德森说,香港回归对香港人是件好事,他们从此有根了。
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去台湾旅行,因为持的都是英国护照,出入海关时,国籍一栏填写:英国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啪一下叉掉,改成“香港人”。“这很荒谬的,在香港只有广州人、潮汕人、上海人……哪里有什么香港人?”97年之后,他们再去台湾,如果还写“香港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又啪一下叉掉,改成“中国人”。
“所以香港人是特别爱国的,因为他们是漂泊的人。”对香港电影人来说,举手拥护回归还有另一项理由:虽然回归之初他们领教了内地铺天盖地的盗版,但渐渐地,他们也发现了内地庞大的电影消费市场,如航海者发现一片丰饶的新大陆。
2008年,《投名状》刚刚下片,陈德森接到多年老友PETER(陈可辛)的一通电话,聊了那么多,陈德森只记住了陈可辛一句话,“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弄了。”
不用挑明,陈德森就知道“那个”指的是《十月围城》,剧本筹备了10年,中间选角一易再易,所以在香港几乎每个演员都知道这个故事。10年间的斗转星移让人唏嘘——最初陈德森理想中的陈少白饰演者张国荣如今已经阴阳两隔。
陈可辛承认,《投名状》和《集结号》的成功,使他对内地电影市场的看法改变很多,《投名状》让他发现了内地观众对大片的消费能力,而《集结号》让他感觉到,原来主旋律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中国电影已不只是小阳春了。”陈可辛说。
很多港台电影人几年里纷纷北上,印证了这种崛起。“我觉得就不要分什么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内地电影,大家都是在为华语电影做贡献就对了。”
当时,正是陈可辛的“人人电影”、“我们制作”正式进驻内地的时机,他和黄建新把《十月围城》作为了他们的开工大戏。
在上海松江的胜强影视基地,一座斥资4300万人民币、占地100亩的上世纪初的香港中环带着旧时代的尘息建起来了。“这个景的每个房间都是真实的,我把每扇门都打开来看过。”范冰冰说。
直到奔波找景的这段时间,制片方手里还没有足够的钱。但陈可辛是个较劲的人,他认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钱,都要做。
可辛的父亲陈铜民在1973年拍过十月围城的故事,只不过当时的片名叫《赤胆好汉》,10岁的陈可辛还在片中客串过男主角的儿子,有一场洗澡的“半裸”戏。《十月围城》上映时,公司曾想过把老电影找出来,作为宣传资料,但是哪里都找不到——原来当时这部电影在香港根本没能上映,只是把版权卖到了国外。
新的《十月围城》可不会重复陈铜民当年的尴尬,虽然要与《三枪》等竞争,但这部投资1.5亿的制作,目前的票房估算是保3亿、争4亿。4亿是今年《建国大业》的票房数字,如果《十月围城》能突破这个数,就能成为全年的票房冠军。按保利博纳老总于冬的说法,全国15条大院线已各自领走份额,给《十月围城》护航,“3亿只是个起步价。”
别给孙先生脸上抹黑
2009年11月12日,南京阴雨蒙蒙,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开进中山陵,车门一打开,周围的游客尖叫起来!人群哄地一下围追堵截着那些从汽车里鱼贯而出的明星:甄子丹、范冰冰、巴特尔。高人一头的巴特尔和身穿中山装的范冰冰在人群中格外扎眼,也有眼亮的人能认出韩三平、陈可辛……现场的保安完全不起作用了。
这是《十月围城》在首映前的一次谒陵仪式。陈德森信佛,他的印度老师不了解中国历史,听了电影梗概后问他:电影里的这些人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吗?如果有的话,你要去给他们磕个头!
在孙中山的灵柩前,穿黑色西装的陈德森三鞠躬,沉默不语,他说,他当时在心里讲:孙先生,我们这部片子,可没有给你脸上抹黑。
电影里孙中山的扮演者到底是谁,一直是《十月围城》剧组保守的秘密,这个谜底直到首映前才揭开。陈可辛曾得意地说,就算观众看了电影,他们也猜不到扮演者的姓名。因为特型实在太逼真了,从好莱坞请来的造型师,是为《加勒比海盗》做特型的,操一手复杂的绝活,谢霆锋那疤瘌眼、半只耳的破相妆、甄子丹最后被打成猪头的鼻青脸肿妆,都是拜这套先进的“易容术”所赐,光是做面部膜具的粉就必须几天前开始调配。
“所以几乎是做了一张孙中山的脸贴在演员脸上,就算换成是你去演,也跟孙中山一模一样的。”陈可辛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说。
唯一无法伪装的是眼神,据说,张涵予就是凭借眼神里的“镇定、悲悯、诚恳”打动了陈可辛,击败梁朝伟和一票特型演员,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十月围城》最初的名字叫《十月维城》,史料记载,1905年lO月15日,孙中山曾到过香港,他抵达的地方,就是维多利亚港。
“我发现,我对政治啊、革命啊,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那些小人物在乱世中的状态。”陈德森说。
《十月围城》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生硬地描画一帮仁人志士,他们只是在乱世中临时被凑到一起,以“乌合之众”的手段对抗武装森严的清兵,他们参与革命的目的并不纯粹,很多人被裹挟进来: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友情,有的为了尊严,有的为了报恩,有的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革命是残酷的流血牺牲,是死亡。正如孙中山在电影里的旁白,“要享受文明之幸福,必先经历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革命。”
那是1999年,香港电影的艰难时世:
武侠片魅力渐失,“新浪潮”已然退潮,香港之外的电影市场大幅度缩水:台湾的第四台直接一根光缆接到观众家,一年交700元就可以看电影;回归为大陆盗版业大开了方便之门,再加上香港自身经济的不景气,许多电影人被迫放起了无限期长假。这时候要说服投资者花6800万投一部有8个明星当主角的戏,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实景造城,无异于痴人说梦。
10年前的一个旧梦
艰难时世里总有做梦者,当时另一个香港导演也做着类似的梦,要花4800万拍一部警匪片,用一堆明星。重重碰壁后,这个梦在2002年实现,刘伟强拍出了《无间道》,为当时的香港电影打了支强心针。
而陈德森的梦依漂浮在半空。电影《神偷谍影》之后,已被定位为动作片导演的陈德森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拍一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都为之动容的动作片。
陈德森年轻时在香港海洋公园当过海豚训练员,非常喜欢设计动作,但他对香港动作片的既定套路感到厌烦了。“开场先是一段小打,十分钟之后再打,中间反复打,结尾是暴风骤雨般地狂打。”
他想,能不能颠覆这个规律,让电影的前半场全是文戏,后半场全是武戏呢?
这是一种冒险,如果文戏不够抓人,那些冲着动作来的观众会看不到一半就起身离场,如果武戏不够震撼,又没有办法在力量和调度上“罩得住”全片。
《十月围城》就是这一构想的产物。2003年,剧本定稿之后,他终于筹到一笔投资,演员也基本到位。陈德森亲自拿剧本去送审,因为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每天早晨9点45分,陈德森就站在电影局门口,一连站了9天,审批剧本的领导看见他都觉得惊讶:“咦?你怎么天天站在这里?”
在广东佛山南海,陈德森开始按自己的心愿搭景,等景搭到七七八八,SARS来了,发源地就在他们隔壁村庄,工作人员闻讯后悉数逃回香港,片场留下一片空城。几个月后,SARS的阴影过去,重新协调演员的档期以期再战,等到万事具备,噩耗传来:投资人因被骗16亿而自杀了!
那是陈德森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短短两个月里,母亲中风成了植物人,姐姐被查出患上癌症,剧组遗留下一摊账目需要他去料理,他自己也面临着吃官司的可能——他以前只接到过超速的罚单,连法院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陈德森得了抑郁症,陈可辛、尔冬升这些好朋友谁也不敢找他,生怕说错话让他陷入更极端的状态。
这时,他出了车祸,汽车被彻底撞出去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了一种残酷的、解脱的快意:“来吧!该来的一起来,我还怕什么呢?”
车子报废了,陈德森没死。该面对的麻烦一样没少,身上还添了新伤。《十月围城》成了一道魔咒,围困住了他。
电影人发现的新大陆
陈德森说,香港回归对香港人是件好事,他们从此有根了。
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去台湾旅行,因为持的都是英国护照,出入海关时,国籍一栏填写:英国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啪一下叉掉,改成“香港人”。“这很荒谬的,在香港只有广州人、潮汕人、上海人……哪里有什么香港人?”97年之后,他们再去台湾,如果还写“香港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又啪一下叉掉,改成“中国人”。
“所以香港人是特别爱国的,因为他们是漂泊的人。”对香港电影人来说,举手拥护回归还有另一项理由:虽然回归之初他们领教了内地铺天盖地的盗版,但渐渐地,他们也发现了内地庞大的电影消费市场,如航海者发现一片丰饶的新大陆。
2008年,《投名状》刚刚下片,陈德森接到多年老友PETER(陈可辛)的一通电话,聊了那么多,陈德森只记住了陈可辛一句话,“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弄了。”
不用挑明,陈德森就知道“那个”指的是《十月围城》,剧本筹备了10年,中间选角一易再易,所以在香港几乎每个演员都知道这个故事。10年间的斗转星移让人唏嘘——最初陈德森理想中的陈少白饰演者张国荣如今已经阴阳两隔。
陈可辛承认,《投名状》和《集结号》的成功,使他对内地电影市场的看法改变很多,《投名状》让他发现了内地观众对大片的消费能力,而《集结号》让他感觉到,原来主旋律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中国电影已不只是小阳春了。”陈可辛说。
很多港台电影人几年里纷纷北上,印证了这种崛起。“我觉得就不要分什么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内地电影,大家都是在为华语电影做贡献就对了。”
当时,正是陈可辛的“人人电影”、“我们制作”正式进驻内地的时机,他和黄建新把《十月围城》作为了他们的开工大戏。
在上海松江的胜强影视基地,一座斥资4300万人民币、占地100亩的上世纪初的香港中环带着旧时代的尘息建起来了。“这个景的每个房间都是真实的,我把每扇门都打开来看过。”范冰冰说。
直到奔波找景的这段时间,制片方手里还没有足够的钱。但陈可辛是个较劲的人,他认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钱,都要做。
可辛的父亲陈铜民在1973年拍过十月围城的故事,只不过当时的片名叫《赤胆好汉》,10岁的陈可辛还在片中客串过男主角的儿子,有一场洗澡的“半裸”戏。《十月围城》上映时,公司曾想过把老电影找出来,作为宣传资料,但是哪里都找不到——原来当时这部电影在香港根本没能上映,只是把版权卖到了国外。
新的《十月围城》可不会重复陈铜民当年的尴尬,虽然要与《三枪》等竞争,但这部投资1.5亿的制作,目前的票房估算是保3亿、争4亿。4亿是今年《建国大业》的票房数字,如果《十月围城》能突破这个数,就能成为全年的票房冠军。按保利博纳老总于冬的说法,全国15条大院线已各自领走份额,给《十月围城》护航,“3亿只是个起步价。”
别给孙先生脸上抹黑
2009年11月12日,南京阴雨蒙蒙,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开进中山陵,车门一打开,周围的游客尖叫起来!人群哄地一下围追堵截着那些从汽车里鱼贯而出的明星:甄子丹、范冰冰、巴特尔。高人一头的巴特尔和身穿中山装的范冰冰在人群中格外扎眼,也有眼亮的人能认出韩三平、陈可辛……现场的保安完全不起作用了。
这是《十月围城》在首映前的一次谒陵仪式。陈德森信佛,他的印度老师不了解中国历史,听了电影梗概后问他:电影里的这些人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吗?如果有的话,你要去给他们磕个头!
在孙中山的灵柩前,穿黑色西装的陈德森三鞠躬,沉默不语,他说,他当时在心里讲:孙先生,我们这部片子,可没有给你脸上抹黑。
电影里孙中山的扮演者到底是谁,一直是《十月围城》剧组保守的秘密,这个谜底直到首映前才揭开。陈可辛曾得意地说,就算观众看了电影,他们也猜不到扮演者的姓名。因为特型实在太逼真了,从好莱坞请来的造型师,是为《加勒比海盗》做特型的,操一手复杂的绝活,谢霆锋那疤瘌眼、半只耳的破相妆、甄子丹最后被打成猪头的鼻青脸肿妆,都是拜这套先进的“易容术”所赐,光是做面部膜具的粉就必须几天前开始调配。
“所以几乎是做了一张孙中山的脸贴在演员脸上,就算换成是你去演,也跟孙中山一模一样的。”陈可辛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说。
唯一无法伪装的是眼神,据说,张涵予就是凭借眼神里的“镇定、悲悯、诚恳”打动了陈可辛,击败梁朝伟和一票特型演员,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十月围城》最初的名字叫《十月维城》,史料记载,1905年lO月15日,孙中山曾到过香港,他抵达的地方,就是维多利亚港。
“我发现,我对政治啊、革命啊,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那些小人物在乱世中的状态。”陈德森说。
《十月围城》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生硬地描画一帮仁人志士,他们只是在乱世中临时被凑到一起,以“乌合之众”的手段对抗武装森严的清兵,他们参与革命的目的并不纯粹,很多人被裹挟进来: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友情,有的为了尊严,有的为了报恩,有的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革命是残酷的流血牺牲,是死亡。正如孙中山在电影里的旁白,“要享受文明之幸福,必先经历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