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30多年前，在黑龙江鸡西，张大力的父亲往家里拿回来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上，周恩来居于画面中央，手里捧着玫瑰和马蹄莲的花束，而毛泽东和朱德分别立于周恩来的两侧。在他们的身后，一架绘有“八一”字样的中国包机停靠在跑道上，一名工作人员正从机舱里往外搬运行李。
图片是根据照片制作而成的（见Ｐ74），而照片的内容显然是周恩来的同事们欢迎他出访归来。尽管高级干部之间这种迎来送往的场合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照片却抓取了一个亲切的瞬间，人物的表情相当传神：周恩来面朝毛泽东，似乎正在和毛泽东打招呼；他看上去精神良好，丝毫没有长途旅行后的倦怠。毛泽东居于画面右侧，双手交叉，神态从容，注视着周恩来的眼睛，而朱德站在周恩来左侧身后。他们似乎刚刚谈起某件趣事，画面上的人物都流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尽管不知道他们彼此交谈的内容，但他们的笑容让画面显得颇有感染力：这次迎接似乎并不是政治礼仪的需要，而纯粹是迎接老战友的私人会面。
但图片的文字说明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和图片上三位人物的轻松神态相比，照片的背景非常沉重：
1964年11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坚决回击了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党的恶毒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受到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张大力的父亲将这张图片带回家的时候，距离画面中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图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已经在1976年间先后去世。张大力回忆不起父亲将图片带回家的具体时间。他能够确定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已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
父亲准备张贴这张画图片。他们打开它，端详许久，想必还要在墙上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在张贴图片的时候，父亲颇为迷惑地对张大力说：
“图片上少了一个人。”
一
在张大力位于北京郊区宽敞的工作室里，隔着30多年时间，我们看着张大力的父亲带回家的图片，可以讲出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仍然是中国政治最微妙、最紧张的时刻。人们相信，这张图片在那时候出现，不会是偶然的事情。即便是最底层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洗礼后，也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解读政治动向的理论。那些富有仪式感的事物：党报报道中出现的名字、高级干部的排名顺序、照片、画报、在电影正式开演之前放映的《新闻简报》等等，都受到高度的注意。人们从中揣测高层人事的变动，以及中央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因此，这张1964年的照片重新被制作成图片发行，不由得不让人们顽固地相信，周恩来重新出现在画面中央，并且以如此亲切放松的状态站在他的战友之间，必定有某种原因。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很难得到验证。高层级的政治生活一直隐藏在文字和影像的迷雾背后。1949年以来，人们见识了太多诡谲的政治变动：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上升到高位，接受群众的欢呼和拥戴，然后以更快的速度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受到谴责和践踏。受到公开或不公开批判的高级干部，不得不离开权力中心，但其中极少数人也有可能获得谅解，从而重新掌握权力——邓小平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高层政治起伏不定的波澜中，周恩来的稳固地位是很罕见的。从1949年开始，他开始担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从那时候开始，尽管党内排名有起有落，他就没有离开过位于北京中南海的国务院中的办公室。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始终兢兢业业地配合党的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还是林彪和王洪文——管理国家，勉力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但稳固的地位并不意味着顺遂的政治处境。许多年以来，政治运动的风向摇摆不定，到了“文革”后期，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不免有岌岌可危之感。人们认为周恩来有一种牺牲自我、委曲求全的性格，他受到江青等继起的政治人物的挤兑，其困难处境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传到民间。1976年他因为疾病和积劳而死，死后引发了群众大规模的自发悼念。
1976年的清明节，人们集聚在天安门广场，那里到处悬挂着周恩来的画像、花圈、挽联和手写的诗歌。朗诵、阅读和传抄诗歌的热潮久久不退，让中共中央内的实权人物——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感到紧张。毛泽东虽然还在世，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王洪文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但在生命的晚年，毛泽东陷入了反复的自我否定。他开始怀疑王洪文是否具备接班的资历和实力。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实际上是对可能的权力安排的无声抗议（一直有传闻说，张春桥将接替周恩来的位置，出任国务院总理）。有些悼诗写得相当直白。其中一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所以，当整个清明节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人们并不感到意料。
大规模的甄别和清洗随即展开，所幸，随着毛泽东在几个月后去世，“四人帮”被捕，华国锋叫停了清查运动。悼念活动得到了有关部门肯定，被看作是要求推翻“四人帮”的民意表达。随后，藏匿在民间的悼念诗词结集出版，书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抄》——“反革命事件”就这样变成了“革命”的壮举。
发生在周恩来死后的事件，帮助周恩来最后一次从争议的漩涡中脱身出来。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得到了维护，他被看作一个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最重要的助手，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良相和能臣式的人物。人们真心地怀念他——这一切都表现在了张大力的父亲带回家的那张图片里。
然而，到底谁从图片上消失了呢？30多年前，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绝对是谨慎的。祸从口出，谨言慎行在政治运动中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门。张大力的父亲是个普通的电厂工人，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儿子深入探讨过任何政治话题。“图片上少了一个人”——这句含糊的话也许只是他张贴图片时一句下意识的嘀咕。张大力没有追问，父亲自己也忘了这句话，本来应该出现在图片上的那个人，再次消失在了时间的河流里面。
二
1982年，张大力离开东北老家，到北京上学。毕业后，他拒绝了组织的安排，没有回东北老家安分守己地进一家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张大力的父母崩溃了。对一个普通的电厂工人家庭来说，出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张大力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收入，变成了一个为正常社会所不齿的流浪汉。
整个80年代里，张大力是梵高的崇拜者。我觉得，与其说是梵高影响了张大力，还不如说《梵高传》的作者欧文·斯通给他的影响更大。斯通讲述了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故事：他不被时代所理解，却依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作品，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梵高传》有一种罗曼·罗兰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息：也许正是这种气息鼓舞了穷困潦倒的中国艺术家。然而，随着80年代的终结，这种影响很快就消失了。1989年，张大力去了欧洲。在欧洲，他第一次看到了梵高的真迹。梵高那些尺幅不大的作品让张大力大失所望。
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过去一直生活在误解——对梵高的误解，对西方的误解，对艺术潮流的误解——当中。他觉得自己甚至误解了中国。当他放弃一切追求艺术的时候，同学中头脑灵活的人已经发现了商业机会，通过开印刷厂赚到了第一桶金。出国6年后，他从欧洲回到北京，差不多仍然一無所有。老同学吃饭，都是别人埋单。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有些修改的原因看上去非常微妙。摄影师为雷锋拍摄半身照时，雷锋背着一支步枪，他的右手伸在胸前，牢牢地抓着枪的肩带，一截白衬衫袖子露在军装袖口外面——《解放军画报》的编辑没有放过这个细节，这截洁白的衬衫袖子在照片上消失了（见Ｐ73）。但这样做是为什么呢？难道一截衬衫袖子会动摇人们的革命意志？或者，一个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应该回避干净的袖口？也许只有决定和负责修改照片的人才能理解这一切。
在寻找和展示这些照片的过程中，张大力常常会回想自己的一生。他想起自己在“文革”中度过的青少年时光，他接受的全部教育，都在鼓励他准备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保卫伟大的领袖，必要时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真的因此送了命。但回过头去看看，敌人并不存在。连敌人都是虚构出来的：革命的道德根基早已经被暗房中的手脚掏空了。
六
和30岁以下的藝术家不同，张大力这代人在寻求自我定位的时候，很难完全离开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不同版本的照片和照片上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政治人物，对年轻人来说，只是干瘪的历史符号。但在张大力的记忆里，他们活生生地存在过，曾经还决定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包括张大力自己的生活。
20多年前张大力决定退出体制的时候，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慌。在80年代中期，少数人已经可以在制度的缝隙中找到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艺术界经历了十分活跃的10年，宽松的气氛鼓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张大力最早流浪在圆明园一带。这里后来形成了一个画家村——20年之内，类似的画家村依次又在798、草场地、宋庄等地兴起，现在成了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的中心。
80年代中期的圆明园还很荒凉。和张大力一起流浪的艺术家里，有后来著名的戏剧导演牟森、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等人。这段经历让他们避免了被体制同化的命运，让他们保持了对艺术的专注——尽管所有生活在那里的年轻人都有过挨饿的经历，但比起学校里和体制内的生活，这段时间令他们有机会切近地观察中国的变化，并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母题。
要理解中国的变化，需要对历史有同情和理解，还要有一点特别的幽默感。今天的中国，很少会听说艺术家会穷到吃不起饭的地步。世纪之交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已经相当看好。张大力有些做生意的同学开始考虑重新捡起画笔：画画比开工厂更挣钱。真的有人关掉工厂，在画家村里租下房子，开了工作室。不过好光景也没能延续几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当代艺术品市场低迷至今。有人又关掉了工作室，打算去开饭馆。张大力由衷地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有趣的一个时代。”
这个有趣的时代的确有过一个严酷的母亲，那些被修改过的照片就是证明。张大力觉得，照片上的历史是第二历史——“在近60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一直指导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家庭观念”的照片，是历史本体的影子，它们“可长可短，可虚可实”，取决于利用它们的人。
即便是当今这个有趣的时代，也仍然有其严酷的一面。很多北京的艺术家村眼下都受困于拆迁问题。北京郊区的土地越来越值钱，当年把地租给艺术家的村民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有些村子干脆想让艺术家退回土地，好开发房地产。张大力所在的草场地比著名的798还要远，夹在一片拥挤的民房（大多租给了外地人）、菜市场、小超市、理发店和垃圾回收站之间。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会变成北京城区的一部分。
张大力那个关于拆迁的作品显然还很有生命力，但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图片的版本学研究上。
篡改过的照片是不可能穷尽的。 “政治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了世界现代史中出于政治目的对照片的屡屡篡改”，张大力的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说，这种篡改并非偶然个案，“而是官方摄影的一个基本和内在的机制”。
找到篡改过的照片并且展示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很容易就会穷尽一个人的一生。这个工作的有趣之处在于：“图片上少了一个人”——但他不会永远消失。
图片是根据照片制作而成的（见Ｐ74），而照片的内容显然是周恩来的同事们欢迎他出访归来。尽管高级干部之间这种迎来送往的场合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照片却抓取了一个亲切的瞬间，人物的表情相当传神：周恩来面朝毛泽东，似乎正在和毛泽东打招呼；他看上去精神良好，丝毫没有长途旅行后的倦怠。毛泽东居于画面右侧，双手交叉，神态从容，注视着周恩来的眼睛，而朱德站在周恩来左侧身后。他们似乎刚刚谈起某件趣事，画面上的人物都流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尽管不知道他们彼此交谈的内容，但他们的笑容让画面显得颇有感染力：这次迎接似乎并不是政治礼仪的需要，而纯粹是迎接老战友的私人会面。
但图片的文字说明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和图片上三位人物的轻松神态相比，照片的背景非常沉重：
1964年11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坚决回击了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党的恶毒攻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受到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及首都人民的热烈欢迎。
张大力的父亲将这张图片带回家的时候，距离画面中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图片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已经在1976年间先后去世。张大力回忆不起父亲将图片带回家的具体时间。他能够确定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已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结束。
父亲准备张贴这张画图片。他们打开它，端详许久，想必还要在墙上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在张贴图片的时候，父亲颇为迷惑地对张大力说：
“图片上少了一个人。”
一
在张大力位于北京郊区宽敞的工作室里，隔着30多年时间，我们看着张大力的父亲带回家的图片，可以讲出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文革”结束后的几年，仍然是中国政治最微妙、最紧张的时刻。人们相信，这张图片在那时候出现，不会是偶然的事情。即便是最底层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洗礼后，也掌握了一套完整的解读政治动向的理论。那些富有仪式感的事物：党报报道中出现的名字、高级干部的排名顺序、照片、画报、在电影正式开演之前放映的《新闻简报》等等，都受到高度的注意。人们从中揣测高层人事的变动，以及中央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因此，这张1964年的照片重新被制作成图片发行，不由得不让人们顽固地相信，周恩来重新出现在画面中央，并且以如此亲切放松的状态站在他的战友之间，必定有某种原因。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但很难得到验证。高层级的政治生活一直隐藏在文字和影像的迷雾背后。1949年以来，人们见识了太多诡谲的政治变动：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突然上升到高位，接受群众的欢呼和拥戴，然后以更快的速度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受到谴责和践踏。受到公开或不公开批判的高级干部，不得不离开权力中心，但其中极少数人也有可能获得谅解，从而重新掌握权力——邓小平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高层政治起伏不定的波澜中，周恩来的稳固地位是很罕见的。从1949年开始，他开始担任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从那时候开始，尽管党内排名有起有落，他就没有离开过位于北京中南海的国务院中的办公室。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始终兢兢业业地配合党的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刘少奇，还是林彪和王洪文——管理国家，勉力维持经济正常运行。但稳固的地位并不意味着顺遂的政治处境。许多年以来，政治运动的风向摇摆不定，到了“文革”后期，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高级干部都不免有岌岌可危之感。人们认为周恩来有一种牺牲自我、委曲求全的性格，他受到江青等继起的政治人物的挤兑，其困难处境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传到民间。1976年他因为疾病和积劳而死，死后引发了群众大规模的自发悼念。
1976年的清明节，人们集聚在天安门广场，那里到处悬挂着周恩来的画像、花圈、挽联和手写的诗歌。朗诵、阅读和传抄诗歌的热潮久久不退，让中共中央内的实权人物——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感到紧张。毛泽东虽然还在世，但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王洪文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但在生命的晚年，毛泽东陷入了反复的自我否定。他开始怀疑王洪文是否具备接班的资历和实力。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实际上是对可能的权力安排的无声抗议（一直有传闻说，张春桥将接替周恩来的位置，出任国务院总理）。有些悼诗写得相当直白。其中一首诗里有这样的句子：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所以，当整个清明节的悼念活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人们并不感到意料。
大规模的甄别和清洗随即展开，所幸，随着毛泽东在几个月后去世，“四人帮”被捕，华国锋叫停了清查运动。悼念活动得到了有关部门肯定，被看作是要求推翻“四人帮”的民意表达。随后，藏匿在民间的悼念诗词结集出版，书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抄》——“反革命事件”就这样变成了“革命”的壮举。
发生在周恩来死后的事件，帮助周恩来最后一次从争议的漩涡中脱身出来。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得到了维护，他被看作一个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最重要的助手，中国人潜意识里的良相和能臣式的人物。人们真心地怀念他——这一切都表现在了张大力的父亲带回家的那张图片里。
然而，到底谁从图片上消失了呢？30多年前，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绝对是谨慎的。祸从口出，谨言慎行在政治运动中是明哲保身的不二法门。张大力的父亲是个普通的电厂工人，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儿子深入探讨过任何政治话题。“图片上少了一个人”——这句含糊的话也许只是他张贴图片时一句下意识的嘀咕。张大力没有追问，父亲自己也忘了这句话，本来应该出现在图片上的那个人，再次消失在了时间的河流里面。
二
1982年，张大力离开东北老家，到北京上学。毕业后，他拒绝了组织的安排，没有回东北老家安分守己地进一家出版社做美术编辑，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张大力的父母崩溃了。对一个普通的电厂工人家庭来说，出一个大学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最后的结果却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张大力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收入，变成了一个为正常社会所不齿的流浪汉。
整个80年代里，张大力是梵高的崇拜者。我觉得，与其说是梵高影响了张大力，还不如说《梵高传》的作者欧文·斯通给他的影响更大。斯通讲述了一个天才艺术家的故事：他不被时代所理解，却依然创造出无与伦比的作品，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梵高传》有一种罗曼·罗兰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气息：也许正是这种气息鼓舞了穷困潦倒的中国艺术家。然而，随着80年代的终结，这种影响很快就消失了。1989年，张大力去了欧洲。在欧洲，他第一次看到了梵高的真迹。梵高那些尺幅不大的作品让张大力大失所望。
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过去一直生活在误解——对梵高的误解，对西方的误解，对艺术潮流的误解——当中。他觉得自己甚至误解了中国。当他放弃一切追求艺术的时候，同学中头脑灵活的人已经发现了商业机会，通过开印刷厂赚到了第一桶金。出国6年后，他从欧洲回到北京，差不多仍然一無所有。老同学吃饭，都是别人埋单。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有些修改的原因看上去非常微妙。摄影师为雷锋拍摄半身照时，雷锋背着一支步枪，他的右手伸在胸前，牢牢地抓着枪的肩带，一截白衬衫袖子露在军装袖口外面——《解放军画报》的编辑没有放过这个细节，这截洁白的衬衫袖子在照片上消失了（见Ｐ73）。但这样做是为什么呢？难道一截衬衫袖子会动摇人们的革命意志？或者，一个雷锋式的英雄人物应该回避干净的袖口？也许只有决定和负责修改照片的人才能理解这一切。
在寻找和展示这些照片的过程中，张大力常常会回想自己的一生。他想起自己在“文革”中度过的青少年时光，他接受的全部教育，都在鼓励他准备和革命的敌人作斗争，保卫伟大的领袖，必要时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真的因此送了命。但回过头去看看，敌人并不存在。连敌人都是虚构出来的：革命的道德根基早已经被暗房中的手脚掏空了。
六
和30岁以下的藝术家不同，张大力这代人在寻求自我定位的时候，很难完全离开历史和政治的因素。不同版本的照片和照片上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政治人物，对年轻人来说，只是干瘪的历史符号。但在张大力的记忆里，他们活生生地存在过，曾经还决定着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包括张大力自己的生活。
20多年前张大力决定退出体制的时候，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慌。在80年代中期，少数人已经可以在制度的缝隙中找到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在北京这样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艺术界经历了十分活跃的10年，宽松的气氛鼓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张大力最早流浪在圆明园一带。这里后来形成了一个画家村——20年之内，类似的画家村依次又在798、草场地、宋庄等地兴起，现在成了中国当代视觉艺术的中心。
80年代中期的圆明园还很荒凉。和张大力一起流浪的艺术家里，有后来著名的戏剧导演牟森、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等人。这段经历让他们避免了被体制同化的命运，让他们保持了对艺术的专注——尽管所有生活在那里的年轻人都有过挨饿的经历，但比起学校里和体制内的生活，这段时间令他们有机会切近地观察中国的变化，并为自己的作品寻找母题。
要理解中国的变化，需要对历史有同情和理解，还要有一点特别的幽默感。今天的中国，很少会听说艺术家会穷到吃不起饭的地步。世纪之交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已经相当看好。张大力有些做生意的同学开始考虑重新捡起画笔：画画比开工厂更挣钱。真的有人关掉工厂，在画家村里租下房子，开了工作室。不过好光景也没能延续几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当代艺术品市场低迷至今。有人又关掉了工作室，打算去开饭馆。张大力由衷地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有趣的一个时代。”
这个有趣的时代的确有过一个严酷的母亲，那些被修改过的照片就是证明。张大力觉得，照片上的历史是第二历史——“在近60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一直指导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家庭观念”的照片，是历史本体的影子，它们“可长可短，可虚可实”，取决于利用它们的人。
即便是当今这个有趣的时代，也仍然有其严酷的一面。很多北京的艺术家村眼下都受困于拆迁问题。北京郊区的土地越来越值钱，当年把地租给艺术家的村民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有些村子干脆想让艺术家退回土地，好开发房地产。张大力所在的草场地比著名的798还要远，夹在一片拥挤的民房（大多租给了外地人）、菜市场、小超市、理发店和垃圾回收站之间。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会变成北京城区的一部分。
张大力那个关于拆迁的作品显然还很有生命力，但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图片的版本学研究上。
篡改过的照片是不可能穷尽的。 “政治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了世界现代史中出于政治目的对照片的屡屡篡改”，张大力的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巫鸿说，这种篡改并非偶然个案，“而是官方摄影的一个基本和内在的机制”。
找到篡改过的照片并且展示出来，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也很容易就会穷尽一个人的一生。这个工作的有趣之处在于：“图片上少了一个人”——但他不会永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