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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95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从入校开始，便知道乔志强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但由于当时他已退休，且身体不适，很少参加系里的活动，所以没见过几次，对他的印象也极淡。
1998年夏，学校征求学生意见、建议时，由于本科学生强烈要求听到名学者、老教授的声音，学校便决定在新学年把老先生们送上“前线”，给大四学生授课，于是我们得以听到许多渴望已久的声音。对于我们历史学专业，知名度最高的是乔志强、程人乾两位老先生。另外还有几位博士，讲课都相当有水平。可惜的是大四的同学大多忙于找工作，力不从心，课堂上有时人很少。而我由于找工作比较顺利，大四时也不再担任系学生会干部，又听说有博士们的课，故几乎每课必到，对他们的讲义乃至讲话特点也记得比较清楚。在我看来，学生的参差不齐或多或少影响了老先生们的心情，虽然他们也知道同学们的难处。特别是程人乾先生（原山西大学校长，著名学者），记性特别好，哪位同学没到，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并且要微笑着用他那浓重的南方话问大家：×××为什么没来？———也许是因为这点，也许是因为他的话不好懂，不竖起耳朵就根本不知所云，总之，数他的课人多。此外，就是乔志强先生的课人多。和程先生不同的是，乔先生的话好懂，而且提纲挈领，讲义不多。还有，他从来不问谁没来。在对学生的要求上，前者严而后者宽。我想，这也许就是南方学者和北方学者的不同之处吧。然而在讲课风格上，两位先生却又反过来了。程先生一般提前三分钟到达教室，他的讲义内容很多，但他从不带书稿，天下大事，任他在三尺讲台纵横驰骋，且总是高昂着头，在台上踱来踱去。可能跟他早年在欧洲留学有关吧，他个子不高，但总是西装革履，很有绅士风度。与他不同的是，乔先生常常身着浅灰色便装，提前十多分钟进入教室，由于身体不好，讲课时总是坐着，且不时喝水。同学们总是在乔先生到来之前准备好开水，并且预备一个凳子。与乔志强先生的身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讲课要言不繁，逻辑清晰，语气和平，———同样不带手稿。
乔先生崇尚平淡，就像品味杯中的清茶，乱世治世，宠辱不惊。他总是默默地享受着学术研究给自己带来的无穷快乐，而对于其他的，却并不十分在意。他是中国近代社会史方面的名学者，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以前都是给研究生讲课，现在来教我们，他说，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因为看到我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就像找回了自己的青春。
其实当时乔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开始还能坚持一个人走到教室，口齿伶俐地讲课，后来就有些口吃，且走路必须有人扶着。但在课堂上，他是那样地自制，以致我们常常顾了听他的课而忘记他有病在身———一个69岁的人，思路如此清晰，大概不会有什么大病吧。可我们都想错了。
突然传来消息说先生去世了。这怎么可能？上个礼拜还给我们讲课呢。我们不相信，觉得这是谣传，就都去了教室，课前10分钟到了，乔先生没来。该上课了，还是没来。10分，20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空空的讲台似乎也在等待，可他始终没来。我们去问系里，老师们红着眼睛说，他去世了。我们大为震惊，想去见他的遗容。系里说，乔先生生前有言，不许惊动学生，且一定要简办。
原来，乔志强先生已到脑癌晚期，只是他一直瞒着大家。直到临终前，他还看书，还微笑着和家人说话。
我们班的全体同学都参加了他的葬礼。那天天气不好，双塔陵园阴风怒号，扬起漫天尘沙，挟着飞舞的纸屑，还下着时断时续的毛毛雨。老天，你也在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和蔼的老人而难过么？
当时去的人很多，有省里的领导同志，有山西大学的领导、先生生前的亲朋好友，也有系友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先生的在天之灵，当感到欣慰吧！本来，我与乔先生交往不多，对先生也没有太深的记忆，可是，在那场追悼会上，我还是忍不住流泪了。或许，是出于对他的崇敬和惋惜吧。
昨日春雨清寒之中，回到山西大学，感受世纪老校的暮鼓晨钟，忽然想起乔志强先生。今年是母校百年华诞，他却没有赶上。“遍插茱萸少一人”，他若有知，定会魂归山大，来一睹盛况吧！
2002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