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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匪悬疑片达到高水平,是一国商业电影进入良性循环、资金回收充足、各路人才汇聚到一定数目,才能显现的成果,几乎没有别种奇迹。
刚刚结束的法国恺撒奖典礼,以一部通俗片《先知》的全胜,为转型十几年的法国影坛画上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句号。
对于了解法国影坛几十年变迁的人,一部警匪片能从去年5月入选戛纳获大奖,到捧走9座恺撒奖铜尊,走过的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先知》讲的是一个大字不识的青年移民在监狱里从小流氓成长为大盗的血腥历程。这类电影一般被归入filmdugenre(通俗片),细分又常常被划入polar(警匪片、匪帮片)范畴,再分下去说成是一部悲剧也合适。恺撒奖最高奖与警匪片失之交臂已经很多年了,过去几十年影坛占统治地位的舆论坚拒市场是原因之一,恢复市场化运作后拍通俗片的人才奇少是原因之二。
其实法国电影在80年代以前,并不缺警匪片,那时候法国通俗片的水平,与好莱坞同类电影不相上下,并且有专门的明星如让·加班、阿兰·德龙、贝尔蒙多等,担当警匪故事正反两面角色。人们细数记忆中的法国通俗电影,记住的都是1980年以前的作品,像《阳光普照》、《西西里匪帮》、《博萨里诺》、《阳光下的十万美金》、《游泳池》等,而近二十年能让人这么念起的,几乎没有。2009年是法国通俗电影回归的大年,警匪、匪帮、悬疑潮水般地涌回来,好像文艺的或社会写实的作家电影再也不时髦似的。水平也较前些年有明显提高,在电影市场上开始部分取代商业片一统天下的局面。我在这里总结性地一笔带过是很容易的,而对一国电影来说,通俗电影消失了二十多年,再游魂似的转回来,等于重起炉灶,一砖一瓦都是省略不了的,充满了低水平和艰辛。
警匪悬疑片达到高水平,是一国商业电影进入良性循环、资金回收充足、各路人才汇聚到一定数目,才能显现的成果,几乎没有别种奇迹。在此之前心急的人骂商业电影低俗,可以骂得口水四溅,也起不到拔苗助长的作用。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回顾过去二十年法国电影走过的路。
我90年代初开始大量观看法国电影,初来乍到的我,对作家电影极有好感,一来新鲜,二来对电影的感觉多半来自不知不觉的模仿,三只看见几片叶子看不到整棵树。记得某次在巴黎五大旁听,听有学生批评美国电影《终极战士》时用了jetable(一次性使用的、用过可扔的)这个词,便颇入耳。可见骂人比做什么都容易,而且必有追随者。人很容易进入这种其实由他人铺设的判断是非的轨道,这种时候往往最狂妄自大,瓶里没水的时候拿起来就去砸人;有半瓶水时看不起别人时多少还能照见自己;水满时才知感谢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人拍出各种各样的电影,尤其感激那些能让我笑的电影人!我至今也没有改变初衷,我是罗迈尔的拥趸,更为皮亚拉狂,皮亚拉电影每张脸表现的心灵震颤,有几人能模仿到手?那是一颗多么痛苦而敏感的灵魂才能捕捉到的东西,有几人能做,又有几人能看懂!直要到走出“感觉模仿期”,我才看到一味提倡高雅的“作家电影”对一个健康机体的灾难性后果。拒绝市场发言权的影坛变成了死水一潭,克隆出了一群躲在高雅后面的庸才。你不能让整个电影业变成皮亚拉流水线,不要说你绝对做不到,你到哪去找那么多由百分之五十颠狂、百分之三十坏水、百分之二十不幸搭配出的奇人?电影圈到底还不是疯人院!你反倒给那些自命师承他的人无才而自以为是的借口。最怕的就是没有那样的心灵震颤却模仿着走上这条窄路的人。影坛有一大堆這样的人,他们什么都模仿到了,自传体呀,灰色、写实、神经质呀,甚至自以为连感觉都是三分神授,就是多余的那么点东西学不到。对于这些人皮亚拉有害无利,带给他们的只是拒绝市场检验的强词夺理,还站在只有自己看得见的道德高地上评断他人。
没过几年我便发现法国影坛笼罩着一股火药味:一不能为大众拍电影,二不能为赚钱拍电影,三不能为娱乐拍电影。一群影评人坐在象牙塔里指手划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舆论拉起一道“道德紧箍咒”,谁越界便群起而攻之。在这样一种“清教徒”氛围下,喜剧片所剩无多,通俗片(警匪、悬念片)几乎看不到,科幻和恐怖片绝迹。再爱作家电影的人看到最后,也起了疑问,并开始倒胃口。这不光让我对“新浪潮”有了别样的眼神,开始寻找另外的真实和观点,还让我对“左翼使命电影”从此过敏。因为有十年时间,而我正好赶上大半,法国影坛成了“左翼使命电影”的天下,特点是使命感至上,电影是武器,专门用来揭露批判,不是反社会就是反体制;再就是永远站在左边,只拍穷人、少数群体、边缘人、苦难、失败,不要想象只要写实,不是社会痛苦就是精神痛苦。
所有参与制造这类使命电影的人都自称是罗迈尔、皮亚拉的徒弟,这些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人,一上来就被拧在这条轨道上。笔者认为法国电影学院多年难出大才此为一大原因,它不管各人的胃如何,全都喂精料,造成绝大多数消化不良,眼高手低。人们往往忘了一个事实,罗迈尔、皮亚拉、特吕弗全是在电影大市场大浪淘沙淘出来的,没有一个有电影学院的文凭,没有70年代以前繁荣的电影工业建立起的庞大而多样的人才基础,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法国80年代电影市场死灭后,作家电影寂寞独唱的结果,是电影新人中不要说找不到一个享利·维尔勒伊、雅克·德雷这些警匪悬念片大家,更找不到一个罗迈尔、特吕弗、索泰和皮亚拉。可见电影市场萎缩后,是电影工业的死灭,而电影工业的崩陷,导致电影人才的消失,不再接受市场检验的电影人,势必进入自说自话的克隆状态。
结果是90年代后半叶,法国电影业进入死胡同,电影市场大半被好莱坞占领,大众与电影人分道扬镳。这意味着财路断了。而政府由于经济不景气也一改80年代的大方。没钱就没有电影,电影界有一批人率先突围,重新拍商业电影、搭建已毁的电影工业。最初冒头的勒孔特、贝松等就像“叛徒”似的被骂得狗血喷头,每一部志在吸引大众入场的片子,都能引起一场硝烟弥漫的口水仗。
这场不得已的法国电影业自救是从大众喜剧片开始的。这几乎是一条无例外的路,商业电影哪怕只消失了二十年,重起炉灶最初的几步就是把笑引回电影厅,并无他路可走,因为这是把大众再邀来的捷径。何况观众已形成了法国电影不好看、好莱坞电影才够味的品牌观。要让人掏荷包,不把板着的脸变成笑脸怎么成?这只是第一步,但这一步不可僭越。所以法国商业电影的复苏,最初是从小制作轻喜剧开始的,90年代末一点点进入市场。这类电影一般都是些贴近民生但又美化民生的故事,赚人一把笑。真正从好莱坞电影手里夺回市场的,是在小制作轻喜剧之后出现的大制作喜剧。可见电影之路没什么奇迹,总归是先赚到一点钱,再投入赚大钱,有了大钱才能拓展路子,招揽更多更好的人才,电影的整体水平才能提高。我十几年来亲眼目睹了法国电影走过这条路,没有一步是可以省略的。
所谓大制作喜剧就是在搞笑基础上掺进了动作片、警匪片的噱头,制作费用大大提高。严格归类,它并未脱喜剧范畴。可见回头重干,基础薄弱,很长时间都不敢丢掉喜剧这把拐杖。等到这类电影占足了市场,钱大把收回,脱离喜剧的动作片、警匪片才自个儿迈出步子,但也逃不了水平低下的阶段。在通俗电影回暖的基础上,原来完全绝迹的科幻片、恐怖片才冒芽,当然水平跟好莱坞不可同日而语。你不能要求三个拍科幻电影的人中就出一个大才,你只能寄望一百个人里面能有一两个出类拔萃者。
当通俗片出现高水平电影时,一国电影的总体水平才能达到一个制高点,因为这类电影是将电影工业的技术水平、编剧水平、导演艺术抱负、社会批判和大众口味结合最好的作品。但要走到这一步,绝不是靠骂低俗或骂唯利是图就能办到的。再说谁给了我们这些只是动动笔的人一种道德权力,去指责那些在好莱坞围追堵截中挣扎着求生存的人?那些在一片废墟上重新拓荒的人?拓荒者可能暂时只能搭一个茅棚,但没有茅棚哪来日后的大厦?再说他们究竟何罪之有?想跟观众联手建立自己的电影价值体系而不再仰人鼻息?向大众提供好莱坞之外的娱乐电影?
这是2010年的恺撒奖和大赢家《先知》给我的启示,但愿也能给中国电影以启迪,让更多的人变得心平气和一点。
刚刚结束的法国恺撒奖典礼,以一部通俗片《先知》的全胜,为转型十几年的法国影坛画上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句号。
对于了解法国影坛几十年变迁的人,一部警匪片能从去年5月入选戛纳获大奖,到捧走9座恺撒奖铜尊,走过的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先知》讲的是一个大字不识的青年移民在监狱里从小流氓成长为大盗的血腥历程。这类电影一般被归入filmdugenre(通俗片),细分又常常被划入polar(警匪片、匪帮片)范畴,再分下去说成是一部悲剧也合适。恺撒奖最高奖与警匪片失之交臂已经很多年了,过去几十年影坛占统治地位的舆论坚拒市场是原因之一,恢复市场化运作后拍通俗片的人才奇少是原因之二。
其实法国电影在80年代以前,并不缺警匪片,那时候法国通俗片的水平,与好莱坞同类电影不相上下,并且有专门的明星如让·加班、阿兰·德龙、贝尔蒙多等,担当警匪故事正反两面角色。人们细数记忆中的法国通俗电影,记住的都是1980年以前的作品,像《阳光普照》、《西西里匪帮》、《博萨里诺》、《阳光下的十万美金》、《游泳池》等,而近二十年能让人这么念起的,几乎没有。2009年是法国通俗电影回归的大年,警匪、匪帮、悬疑潮水般地涌回来,好像文艺的或社会写实的作家电影再也不时髦似的。水平也较前些年有明显提高,在电影市场上开始部分取代商业片一统天下的局面。我在这里总结性地一笔带过是很容易的,而对一国电影来说,通俗电影消失了二十多年,再游魂似的转回来,等于重起炉灶,一砖一瓦都是省略不了的,充满了低水平和艰辛。
警匪悬疑片达到高水平,是一国商业电影进入良性循环、资金回收充足、各路人才汇聚到一定数目,才能显现的成果,几乎没有别种奇迹。在此之前心急的人骂商业电影低俗,可以骂得口水四溅,也起不到拔苗助长的作用。要说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回顾过去二十年法国电影走过的路。
我90年代初开始大量观看法国电影,初来乍到的我,对作家电影极有好感,一来新鲜,二来对电影的感觉多半来自不知不觉的模仿,三只看见几片叶子看不到整棵树。记得某次在巴黎五大旁听,听有学生批评美国电影《终极战士》时用了jetable(一次性使用的、用过可扔的)这个词,便颇入耳。可见骂人比做什么都容易,而且必有追随者。人很容易进入这种其实由他人铺设的判断是非的轨道,这种时候往往最狂妄自大,瓶里没水的时候拿起来就去砸人;有半瓶水时看不起别人时多少还能照见自己;水满时才知感谢有各种各样的电影人拍出各种各样的电影,尤其感激那些能让我笑的电影人!我至今也没有改变初衷,我是罗迈尔的拥趸,更为皮亚拉狂,皮亚拉电影每张脸表现的心灵震颤,有几人能模仿到手?那是一颗多么痛苦而敏感的灵魂才能捕捉到的东西,有几人能做,又有几人能看懂!直要到走出“感觉模仿期”,我才看到一味提倡高雅的“作家电影”对一个健康机体的灾难性后果。拒绝市场发言权的影坛变成了死水一潭,克隆出了一群躲在高雅后面的庸才。你不能让整个电影业变成皮亚拉流水线,不要说你绝对做不到,你到哪去找那么多由百分之五十颠狂、百分之三十坏水、百分之二十不幸搭配出的奇人?电影圈到底还不是疯人院!你反倒给那些自命师承他的人无才而自以为是的借口。最怕的就是没有那样的心灵震颤却模仿着走上这条窄路的人。影坛有一大堆這样的人,他们什么都模仿到了,自传体呀,灰色、写实、神经质呀,甚至自以为连感觉都是三分神授,就是多余的那么点东西学不到。对于这些人皮亚拉有害无利,带给他们的只是拒绝市场检验的强词夺理,还站在只有自己看得见的道德高地上评断他人。
没过几年我便发现法国影坛笼罩着一股火药味:一不能为大众拍电影,二不能为赚钱拍电影,三不能为娱乐拍电影。一群影评人坐在象牙塔里指手划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舆论拉起一道“道德紧箍咒”,谁越界便群起而攻之。在这样一种“清教徒”氛围下,喜剧片所剩无多,通俗片(警匪、悬念片)几乎看不到,科幻和恐怖片绝迹。再爱作家电影的人看到最后,也起了疑问,并开始倒胃口。这不光让我对“新浪潮”有了别样的眼神,开始寻找另外的真实和观点,还让我对“左翼使命电影”从此过敏。因为有十年时间,而我正好赶上大半,法国影坛成了“左翼使命电影”的天下,特点是使命感至上,电影是武器,专门用来揭露批判,不是反社会就是反体制;再就是永远站在左边,只拍穷人、少数群体、边缘人、苦难、失败,不要想象只要写实,不是社会痛苦就是精神痛苦。
所有参与制造这类使命电影的人都自称是罗迈尔、皮亚拉的徒弟,这些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人,一上来就被拧在这条轨道上。笔者认为法国电影学院多年难出大才此为一大原因,它不管各人的胃如何,全都喂精料,造成绝大多数消化不良,眼高手低。人们往往忘了一个事实,罗迈尔、皮亚拉、特吕弗全是在电影大市场大浪淘沙淘出来的,没有一个有电影学院的文凭,没有70年代以前繁荣的电影工业建立起的庞大而多样的人才基础,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法国80年代电影市场死灭后,作家电影寂寞独唱的结果,是电影新人中不要说找不到一个享利·维尔勒伊、雅克·德雷这些警匪悬念片大家,更找不到一个罗迈尔、特吕弗、索泰和皮亚拉。可见电影市场萎缩后,是电影工业的死灭,而电影工业的崩陷,导致电影人才的消失,不再接受市场检验的电影人,势必进入自说自话的克隆状态。
结果是90年代后半叶,法国电影业进入死胡同,电影市场大半被好莱坞占领,大众与电影人分道扬镳。这意味着财路断了。而政府由于经济不景气也一改80年代的大方。没钱就没有电影,电影界有一批人率先突围,重新拍商业电影、搭建已毁的电影工业。最初冒头的勒孔特、贝松等就像“叛徒”似的被骂得狗血喷头,每一部志在吸引大众入场的片子,都能引起一场硝烟弥漫的口水仗。
这场不得已的法国电影业自救是从大众喜剧片开始的。这几乎是一条无例外的路,商业电影哪怕只消失了二十年,重起炉灶最初的几步就是把笑引回电影厅,并无他路可走,因为这是把大众再邀来的捷径。何况观众已形成了法国电影不好看、好莱坞电影才够味的品牌观。要让人掏荷包,不把板着的脸变成笑脸怎么成?这只是第一步,但这一步不可僭越。所以法国商业电影的复苏,最初是从小制作轻喜剧开始的,90年代末一点点进入市场。这类电影一般都是些贴近民生但又美化民生的故事,赚人一把笑。真正从好莱坞电影手里夺回市场的,是在小制作轻喜剧之后出现的大制作喜剧。可见电影之路没什么奇迹,总归是先赚到一点钱,再投入赚大钱,有了大钱才能拓展路子,招揽更多更好的人才,电影的整体水平才能提高。我十几年来亲眼目睹了法国电影走过这条路,没有一步是可以省略的。
所谓大制作喜剧就是在搞笑基础上掺进了动作片、警匪片的噱头,制作费用大大提高。严格归类,它并未脱喜剧范畴。可见回头重干,基础薄弱,很长时间都不敢丢掉喜剧这把拐杖。等到这类电影占足了市场,钱大把收回,脱离喜剧的动作片、警匪片才自个儿迈出步子,但也逃不了水平低下的阶段。在通俗电影回暖的基础上,原来完全绝迹的科幻片、恐怖片才冒芽,当然水平跟好莱坞不可同日而语。你不能要求三个拍科幻电影的人中就出一个大才,你只能寄望一百个人里面能有一两个出类拔萃者。
当通俗片出现高水平电影时,一国电影的总体水平才能达到一个制高点,因为这类电影是将电影工业的技术水平、编剧水平、导演艺术抱负、社会批判和大众口味结合最好的作品。但要走到这一步,绝不是靠骂低俗或骂唯利是图就能办到的。再说谁给了我们这些只是动动笔的人一种道德权力,去指责那些在好莱坞围追堵截中挣扎着求生存的人?那些在一片废墟上重新拓荒的人?拓荒者可能暂时只能搭一个茅棚,但没有茅棚哪来日后的大厦?再说他们究竟何罪之有?想跟观众联手建立自己的电影价值体系而不再仰人鼻息?向大众提供好莱坞之外的娱乐电影?
这是2010年的恺撒奖和大赢家《先知》给我的启示,但愿也能给中国电影以启迪,让更多的人变得心平气和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