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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重建，NGO的作用会更加重要
在灾难中学习
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一次NGO的行动非常迅速。
5月13日，包括自然之友、绿家园、NGO发展交流网、多背一公斤、震旦纪等在内的民间机构联合行动，组织发起主题为“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NGO抗震救灾行动。
这个活动呼吁北京市民为震区人员献血、捐赠药品、手动发电装置、帐篷等救援物资。这些组织还为捐献血液者佩戴写有“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绿丝带，以唤起更多的小行动。
为了让行动更为有效。北京的一些NGO进行了简单分工，并找到了四川的民间组织作为对口“单位”，前方后方一起做。
5月14日，由国内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设立。办公室下设医疗服务、物资分配、机构联络等多个小组，他们还办了一份“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负责发布有关救灾的动态，使得前后方的各种信息和资源相互对接。
在灾难后的头几天，救援大于一切。NGO的行动，虽然帮助动员和运送各种物资到前线，但由于我国没有专业的救援NGO，而其他的NGO平时缺乏社会动员和行动经验，所以大部分的草根民间组织，都无法找到非常有效的行动方式。他们有时候看上去更像是临时集合起来的一群热心志愿者。
但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如何帮助震区民众走出心理创伤，为灾区重建家园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和信息沟通平台，为学校的复课提供各种书籍和教学资料，甚至为那些在地震中手脚伤残的灾民提供义肢，成为了赈灾的主题。NGO逐渐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
多背一公斤组织专门建立网站，搜集灾区学校受到损毁的情况，并为汶川、都江堰、德阳、梁平、北川、彭州、绵竹等受灾地区的一千多所学校发起了募捐和考察行动。
随后，一些在“9?21”地震的救灾工作中有出色表现的台湾地区NGO被邀请过来培训民间组织。在台湾大地震之后，这些民间组织参与了从“生命救援、临时安置、危机处理以及需求评估”，到“安置服务、情绪安抚、赈灾措施、资源协调”，以及“生活重建、关怀弱势、心理重建以及建立制度”等阶段的工作，历时数年之久。他们对于目前的NGO工作有很多建议。
目前，民间组织在学习当中变得更为专业，不同组织之间的联动制度正在建立，而且也开始参与到政府决策、咨询和监督的过程当中。
困境突破
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看来：“与前几次突发事件相比，本次地震的灾情非常严重，这主要体现在地震灾害降临的速度和破坏力惊人。那么政府要调动大量的资源来抗震救灾。另外一方面，政府也意识到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来抗灾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本次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时，政府并没有加以太多的限制，而是一直强调要求多方面力量参与救灾。所以，这次的多元力量参与是与地震灾情的突发性和严重性相关的。”
这就是这次NGO参与救灾的一个宏观的大背景。
事实上，中国大量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的NGO，都游走在灰色地带，它们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因而不具备合法身份。
这种先天不足直接导致了NGO长期以来在各种突发性事件当中都缺乏行动能力。
比如，2005年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后，中国的民间组织没有行动，2008年1月中国南方的冰雪灾难后，人们又在问：中国的民间组织这时候在哪里？
这一次，NGO出现了。
随着灾难发生的时间越久，短时间内集中起来的巨大社会能量也可能减弱，NGO是能够长期坚持的力量。这使得他们可能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
贾西津认为：“灾后重建，NGO组织的作用会更加重要。虽然目前看不出政府在灾后重建方面有让NGO参与的一个计划，但是在即将到来的重建工作中，会发生大量的个案需求和细节照顾，这时政府的措施是偏重全局，而实施个体救助反而是NGO的强项。这需要NGO自己的参与认知以及专业能力。”
因此，贾西津认为，此次大地震可能是中国NGO发展的一个契机。
“在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国内NGO采取的是谨慎和限制的态度，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数以万计的NGO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唤起了整个社会对NGO的重视，政府也改变了观念。在NGO的直接参与和大力推动下，日本国会在1998年通过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从根本上改变了NGO发展的法律环境。”贾西津如此阐述。
在灾难中学习
与年初的雪灾相比，这一次NGO的行动非常迅速。
5月13日，包括自然之友、绿家园、NGO发展交流网、多背一公斤、震旦纪等在内的民间机构联合行动，组织发起主题为“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NGO抗震救灾行动。
这个活动呼吁北京市民为震区人员献血、捐赠药品、手动发电装置、帐篷等救援物资。这些组织还为捐献血液者佩戴写有“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绿丝带，以唤起更多的小行动。
为了让行动更为有效。北京的一些NGO进行了简单分工，并找到了四川的民间组织作为对口“单位”，前方后方一起做。
5月14日，由国内多家NGO发起的“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在成都设立。办公室下设医疗服务、物资分配、机构联络等多个小组，他们还办了一份“抗震救灾——民间公益在行动每日特刊”，负责发布有关救灾的动态，使得前后方的各种信息和资源相互对接。
在灾难后的头几天，救援大于一切。NGO的行动，虽然帮助动员和运送各种物资到前线，但由于我国没有专业的救援NGO，而其他的NGO平时缺乏社会动员和行动经验，所以大部分的草根民间组织，都无法找到非常有效的行动方式。他们有时候看上去更像是临时集合起来的一群热心志愿者。
但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如何帮助震区民众走出心理创伤，为灾区重建家园提供更多的专业支持和信息沟通平台，为学校的复课提供各种书籍和教学资料，甚至为那些在地震中手脚伤残的灾民提供义肢，成为了赈灾的主题。NGO逐渐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机会。
多背一公斤组织专门建立网站，搜集灾区学校受到损毁的情况，并为汶川、都江堰、德阳、梁平、北川、彭州、绵竹等受灾地区的一千多所学校发起了募捐和考察行动。
随后，一些在“9?21”地震的救灾工作中有出色表现的台湾地区NGO被邀请过来培训民间组织。在台湾大地震之后，这些民间组织参与了从“生命救援、临时安置、危机处理以及需求评估”，到“安置服务、情绪安抚、赈灾措施、资源协调”，以及“生活重建、关怀弱势、心理重建以及建立制度”等阶段的工作，历时数年之久。他们对于目前的NGO工作有很多建议。
目前，民间组织在学习当中变得更为专业，不同组织之间的联动制度正在建立，而且也开始参与到政府决策、咨询和监督的过程当中。
困境突破
在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看来：“与前几次突发事件相比，本次地震的灾情非常严重，这主要体现在地震灾害降临的速度和破坏力惊人。那么政府要调动大量的资源来抗震救灾。另外一方面，政府也意识到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来抗灾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本次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时，政府并没有加以太多的限制，而是一直强调要求多方面力量参与救灾。所以，这次的多元力量参与是与地震灾情的突发性和严重性相关的。”
这就是这次NGO参与救灾的一个宏观的大背景。
事实上，中国大量活跃在社会各个领域的NGO，都游走在灰色地带，它们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因而不具备合法身份。
这种先天不足直接导致了NGO长期以来在各种突发性事件当中都缺乏行动能力。
比如，2005年年底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后，中国的民间组织没有行动，2008年1月中国南方的冰雪灾难后，人们又在问：中国的民间组织这时候在哪里？
这一次，NGO出现了。
随着灾难发生的时间越久，短时间内集中起来的巨大社会能量也可能减弱，NGO是能够长期坚持的力量。这使得他们可能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补充。
贾西津认为：“灾后重建，NGO组织的作用会更加重要。虽然目前看不出政府在灾后重建方面有让NGO参与的一个计划，但是在即将到来的重建工作中，会发生大量的个案需求和细节照顾，这时政府的措施是偏重全局，而实施个体救助反而是NGO的强项。这需要NGO自己的参与认知以及专业能力。”
因此，贾西津认为，此次大地震可能是中国NGO发展的一个契机。
“在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国内NGO采取的是谨慎和限制的态度，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数以万计的NGO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唤起了整个社会对NGO的重视，政府也改变了观念。在NGO的直接参与和大力推动下，日本国会在1998年通过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从根本上改变了NGO发展的法律环境。”贾西津如此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