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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知识传播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促进国家政治理念稳步推进、良好发展的工具。本文结合曼海姆相关思想，认为政治知识是主体社会存在的反映，具备历史性、发展性和实践性等特征。在国家、社会层面，我们不仅需要警惕政治知识传播的客观主义、反历史主义倾向、重视政治知识与上层建筑的紧密互动关系，还要根据当代媒介技术带来的认知方式变迁挖掘有效的知识传播途径，保证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关键词]曼海姆；科学政治学；政治知识；政治知识传播
“政治知识”是人关于社会、国家、历史、社会政治生活、制度、原则、政策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是形成特定地域内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础质料。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政治知识”以政治信息的形式出现，提供一套特定的政治内容、认识结构以及指导性的政治实践活动方向。从传播主体上讲，从事政治知识传播的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利益集团。前者主要传播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核心政治思想，后者则表达来自社会的政治愿望、目标和利益诉求。可以说，政治知识传播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促进国家政治理念稳步推进、良好发展的工具。那么，在国家、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政治知识传播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才能确保不同政治知识之间有效的交互、融合？政治知识传播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才能保证它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上的最大效果？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结合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背景下的相关政治理论回答上述问题。
要深入探讨“政治知识”的特性和传播，我们必须首先对“知识”做出正确的定位。一般地讲，知识是通过学习、实践或探索所获得的认识、判断或技能。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知识的客观标准（如数理知识）有自明性，所以往往被赋予“客观”、“普遍”与“真理”的美名。这种定位对自然科学知识固然有效，但用于衡量政治知识则差之千里。这是因为，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看法和判断一方面取决于地域、文化和习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与活动主体的意志、地位、利益、愿望、经验和习惯有关。在曼海姆看来，这些因素并非理性所能解释，因而相应的政治知识也就没有客观或不客观可言。对此曼海姆说道：“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为历史的总体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1]（p153）。此外，曼海姆认为一切政治知识都以实践为导向，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寻求实践活动指导的产物。人们按照他们所的环境积极地参与、改变国家、社会环境或维持一定现状。正是这种参与活动的倾向为政治知识的形成提供了认识导线，也使政治知识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当中。
按照曼海姆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知识具备历史性和发展性。明确这两点特征，有助于我们警惕个体层面政治知识传播的客观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倾向。在信息传播发达的全球化政治背景下，我国很多学者注意到中西方政治在本质和现象上的差异，亦然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不仅缺乏对前者所形成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其直接具备的时代性意义的考察，而且直接排除了它从起源到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和变迁细节。这种客观主义认识倾向必然导致政治知识传播的不客观性，并把社会主体对西方和中国的政治认识引向歪路。此外，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直接对比我国政治现实，而不是基于文化、政治、社会等多方面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无根基、反历史的，必然不能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建设性政治意见。
当政治知识满足了特定的实践需要，发挥出构建国家、政体、民族、社会的理念功能，它就上升为一种国家上层建筑。那么，成型上层建筑和不成熟的政治知识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曼海姆认为，“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1]（p192）换句话说，政治知识的光辉不应被上层建筑所掩盖，而是应该与后者交互、碰撞、融合。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是社会个体、群体、阶层或集团政治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处境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政治知识的内容不一定符合完全国家发展的需要，但是一定符合表述它的主体。因此，国家必须重视社会中表达的政治诉并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使其与上层建筑通过良好互动创造新理念、新道路，避免以绝对主义或整体主义的逻辑缩小政治知识的意义。
最后是关于传播方式的问题。“政治知识”传播与一般的传播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制造短暂同意来操控舆论、控制群众或避免国家、社会的潜在冲突，而是建构社会共识、达成社会整合的手段，这种手段试图使“政治知识”的内在认识结构被传播对象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依据。在曼海姆看来，传播政治知识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系统化、理论化为主要形态的“唯理智论”，另一种是个体化、艺术化的“浪漫主义”。很明显，前一种传播方式表现出同质化和理智化的倾向。对此曼海姆说道，“主观的、情感的冲动和个人的关系都被尽可能地置于腦后，只在与实施有关的基础上考虑彼此相对的各种抽象的可能性。”[1]（p182）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的产生以实践为导向，其传播和普及也强调主体的投入性。而唯理智论的传播方式切断了与从事实践的、寻求具体行动方向的人的联系，其效果必然空洞、无味、缺乏感染力。相比之下，曼海姆更推崇“浪漫主义”传播方式，它广泛融入了感觉、意志、兴趣、偏好等认识因素，能在认知互动中引起传播双方情感共鸣，并以非理性的情感化方式完成政治知识的普及并确立实践目标。从今天来看，曼海姆提倡的“浪漫主义”传播方式恰恰能有效结合新媒体技术带给人的认知结构改变：传播对象所能接受的是“政治知识”不是文字，而是图像、声音组合起来的情境、叙事或是故事；他们通过“政治知识”获得感官愉悦，而不是知性满足；他们也不再关注“政治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实用性；他们评价和服从“政治知识”原则不是逻辑、理性、运算或沉思，而是兴趣、情感、意志或直觉。所以，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讲，都应当避免以死板、教条和讲话的“唯理智论”方式传播政治知识，加强对人非理性认知特性的利用并实现政治知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07.
[关键词]曼海姆；科学政治学；政治知识；政治知识传播
“政治知识”是人关于社会、国家、历史、社会政治生活、制度、原则、政策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是形成特定地域内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文化基础质料。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政治知识”以政治信息的形式出现，提供一套特定的政治内容、认识结构以及指导性的政治实践活动方向。从传播主体上讲，从事政治知识传播的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利益集团。前者主要传播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核心政治思想，后者则表达来自社会的政治愿望、目标和利益诉求。可以说，政治知识传播是国家和社会沟通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促进国家政治理念稳步推进、良好发展的工具。那么，在国家、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政治知识传播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才能确保不同政治知识之间有效的交互、融合？政治知识传播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才能保证它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上的最大效果？在本文中，笔者试图结合曼海姆知识社会学背景下的相关政治理论回答上述问题。
要深入探讨“政治知识”的特性和传播，我们必须首先对“知识”做出正确的定位。一般地讲，知识是通过学习、实践或探索所获得的认识、判断或技能。在很多情况下，由于知识的客观标准（如数理知识）有自明性，所以往往被赋予“客观”、“普遍”与“真理”的美名。这种定位对自然科学知识固然有效，但用于衡量政治知识则差之千里。这是因为，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看法和判断一方面取决于地域、文化和习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与活动主体的意志、地位、利益、愿望、经验和习惯有关。在曼海姆看来，这些因素并非理性所能解释，因而相应的政治知识也就没有客观或不客观可言。对此曼海姆说道：“所有的政治观点都只能是局部的观点，因为为历史的总体是过于广泛，以致产生于它的任何个别的观点都不能把握它。”[1]（p153）。此外，曼海姆认为一切政治知识都以实践为导向，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寻求实践活动指导的产物。人们按照他们所的环境积极地参与、改变国家、社会环境或维持一定现状。正是这种参与活动的倾向为政治知识的形成提供了认识导线，也使政治知识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当中。
按照曼海姆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知识具备历史性和发展性。明确这两点特征，有助于我们警惕个体层面政治知识传播的客观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倾向。在信息传播发达的全球化政治背景下，我国很多学者注意到中西方政治在本质和现象上的差异，亦然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不仅缺乏对前者所形成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其直接具备的时代性意义的考察，而且直接排除了它从起源到发展中的非理性因素和变迁细节。这种客观主义认识倾向必然导致政治知识传播的不客观性，并把社会主体对西方和中国的政治认识引向歪路。此外，将西方国家的政治知识直接对比我国政治现实，而不是基于文化、政治、社会等多方面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无根基、反历史的，必然不能成为国家发展中的建设性政治意见。
当政治知识满足了特定的实践需要，发挥出构建国家、政体、民族、社会的理念功能，它就上升为一种国家上层建筑。那么，成型上层建筑和不成熟的政治知识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曼海姆认为，“政治知识的本质在我们看来似乎就是：被增加了的知识并不消除决定，而只迫使决定一再后退。而我们通过这种决定后退所获得的便是视野的扩大和在知识上更多地把握我们的世界。”[1]（p192）换句话说，政治知识的光辉不应被上层建筑所掩盖，而是应该与后者交互、碰撞、融合。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是社会个体、群体、阶层或集团政治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处境和利益诉求的表达。政治知识的内容不一定符合完全国家发展的需要，但是一定符合表述它的主体。因此，国家必须重视社会中表达的政治诉并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使其与上层建筑通过良好互动创造新理念、新道路，避免以绝对主义或整体主义的逻辑缩小政治知识的意义。
最后是关于传播方式的问题。“政治知识”传播与一般的传播活动不同，它不是通过制造短暂同意来操控舆论、控制群众或避免国家、社会的潜在冲突，而是建构社会共识、达成社会整合的手段，这种手段试图使“政治知识”的内在认识结构被传播对象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依据。在曼海姆看来，传播政治知识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以系统化、理论化为主要形态的“唯理智论”，另一种是个体化、艺术化的“浪漫主义”。很明显，前一种传播方式表现出同质化和理智化的倾向。对此曼海姆说道，“主观的、情感的冲动和个人的关系都被尽可能地置于腦后，只在与实施有关的基础上考虑彼此相对的各种抽象的可能性。”[1]（p182）我们前面说过，政治知识的产生以实践为导向，其传播和普及也强调主体的投入性。而唯理智论的传播方式切断了与从事实践的、寻求具体行动方向的人的联系，其效果必然空洞、无味、缺乏感染力。相比之下，曼海姆更推崇“浪漫主义”传播方式，它广泛融入了感觉、意志、兴趣、偏好等认识因素，能在认知互动中引起传播双方情感共鸣，并以非理性的情感化方式完成政治知识的普及并确立实践目标。从今天来看，曼海姆提倡的“浪漫主义”传播方式恰恰能有效结合新媒体技术带给人的认知结构改变：传播对象所能接受的是“政治知识”不是文字，而是图像、声音组合起来的情境、叙事或是故事；他们通过“政治知识”获得感官愉悦，而不是知性满足；他们也不再关注“政治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实用性；他们评价和服从“政治知识”原则不是逻辑、理性、运算或沉思，而是兴趣、情感、意志或直觉。所以，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讲，都应当避免以死板、教条和讲话的“唯理智论”方式传播政治知识，加强对人非理性认知特性的利用并实现政治知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