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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谈话总是在你毫无准备时不期而至，而且毫无逃避的可能，比如主动结束一段恋情、说服迟疑不定的客户、与团队中大多数成员意见相左……其实对于这些看上去难以攻克的高难度谈话，最高明有效的方法是掌握其中的“弦外之音”。你不想伤害自己，又不想伤害别人，那么怎样做才能两全其美?
每一天，在单位和家里，我们都可能遭遇一些难以继续的对话，遇到不愿提及的话题，或者遇到令人不悦的谈话对象。比如你被管理层选中，去和一个即将被解雇的员工进行谈判，你有本事让双方都对你本人没有微词吗?或者你无意中听到同住的婆婆跟邻居抱怨你太懒惰、缺乏家教，那么接下来的一周里，你有信心完全忽略此事、做到跟婆婆和平共处吗?
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有的人则会拿出捏着鼻子喝中药的勇气去面对它。但是往往你会发现一个更加沮丧的现实——回避或者面对，似乎都行不通。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其实很清楚事情的真相，如果我们选择回避，被人占了便宜的心理便会钻出来，于是会感到心有不甘，还会质问自己：为什么不维护自身利益?为什么要剥夺让他人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机会?然而，当我们一旦真正面对问题，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我们的请求可能会被拒绝，还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尽管这并非本意。
哈佛谈判项目组历经15年潜心研究、数千次的专业咨询，抽丝剥茧，揭开了破解“高难度谈话”这一顶级沟通难题的秘密。
我们认为问题出在对方身上，而对方亦如此
面对分歧，如果从宽容的角度出发，你可能会想，“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或“凡事都有两面性”。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会很执著地认为，有问题的是“他们”。
他们很自私——“我的妻子不和我一起去见婚姻咨询顾问，她说这根本就是浪费钱。我告诉她。这对我很重要，可是她却毫不在乎。”
他们很天真——“说到要去纽约，我女儿就开始做她的表演梦，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站在那儿的大舞台上。她根本就不知道为此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们总想控制一切——“我们做每一件事都必须遵循老板的要求。他总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即使是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我都快被他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方式逼疯了。”
他们已经失去理智了——“贝莎阿姨睡在一个破旧不平的床垫上，更糟的是，她还有很严重的腰病，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让我给她换一个新床垫。家里所有的人都对我说，‘罗里，贝莎阿姨已经失去理智了，你根本无法同她讲道理。’我想，他们是对的。”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我们与他人的谈话会以争辩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对方很固执，我们就会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方法，以一种更加执著的态度去打消他们之前的观点；如果对方很天真，我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实的生活；如果他们自私或控制欲极强，我们可能就会开门见山，直接向他们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执著地相信，只要我们说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谈话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可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坚持最终只换来一场没有终点的争辩。
这其中其实包括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错误：第一，实际上，我们关于对方意图的假设通常都是错误的。这些假设都源于自身所受的影响，而且往往做出的都是最坏的假设，对待自己却总会更加宽容。第二，好意与坏影响无法相互抵消。他们真心想说，而我们不会听，倾听对向对方解释清楚你的意图是有帮助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何时才是合适的时间。
比如，在第4个小故事里，如果你说她的床垫实在是太旧太破，贝莎阿姨会第一个举双手赞同。“这张床垫陪伴了我和我老公整整40个年头，从它那儿，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贝莎阿姨说，“现在，我生活中发生改变的人或事已经太多了，所以，我宁愿留下一点旧东西让我可以从中回味过去，这多好啊!”
与此同时，对贝莎阿姨而言，保留这张旧床垫也意味着留住了她仅存的一点对生活的控制权。她之所以时不时地抱怨。并不是因为她想要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她很享受亲人们关怀自己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温暖的亲情。
至于罗里，贝莎阿姨是这样认为的：“我很爱罗里，可她却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她不会聆听或在意他人的想法，而当我告诉她不想换床垫的时候，她立刻就变得很不高兴，甚至有些生气。”罗里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贝莎阿姨的想法，而在贝莎阿姨看来，罗里似乎才是那个制造问题的人。
每段谈话都有三层对话结构
研究结果证实，无论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思想和情绪都会随着谈话逐渐进入相同的三个对话层面，或者说三种“对话”。在这三种对话中的任一个当中，我们往往都会犯一些可以被预测、同时也会曲解和误导我们思想和情绪的错误，从而使我们的谈话陷入困境。
“发生了什么”的对话绝大多数高难度谈话往往都伴随有不和与争执，而分歧的焦点无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什么事情应当发生之类的话题。谁说了什么，谁又做了什么?谁是对的，谁想怎样，而谁又应当承担责任?
情绪的对话每一次高难度谈话同样也会牵连出许多关于情绪的问题及其答案。我的感受是正确的吗?恰当与否呢?我是应当承认还是否认呢?我应当把事情提出来讨论，还是悄悄地查验呢?我做了什么影响了他人的情绪呢?如果他们因此而生气或受伤害，又会怎样呢?也许这些情绪并没有直接地在双方的谈话中被提到，但是双方的话语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
自我认知的对话事实上，我们在谈话的同时，也常常会在内心进行一番自我辩论，而辩论的主题就是我们自己：这是否意味着我很称职，是否说明我就是个好人，或者，这是否能证明我值得他人的关爱呢?它会对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自尊以及我们的将来和幸福产生什么影响呢?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从这次对话中感受到一种自我的“平衡”，或者说，我们是否会由此产生一种失去自我的焦虑感。
从第三个故事开始
除去你和对方各自表述的故事之外，每一次高难度谈话中其实还暗藏着第三个看不见的故事——由一个立场中立而且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局外人所讲述的故事。试试像中立者那样思考，你会奇妙地找到一个让两个对事情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接受的故事版本。
像仲裁人那样思考：与对错和好坏无关，仅仅是存在差异。
你的故事：你当着我们主管所说的那些话实在太让人郁闷了。
第三个故事：我想和你谈谈早晨开会时发生的事情。你说的有些话真的让我感到很郁闷。我想让你知道是什么让我心烦意乱。也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发出邀请：但不强迫他人接受。
你发出的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能够接受对方修改的谈话邀请。因此应当将谈话的目标设定为“提供并探讨一种可能的关于问题和目的的描述”，应该是一个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继续前进：完成三层对话。
探索每个故事的来源：“我现在的反应很可能与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有密切关系。”
告知对方你所受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是否故意这样做，可是我真的感觉特别不舒服。”
承担自己应担负的责任：“我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可与此同时，对我而言，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论此事真得很重要。”
回顾自我认识：“我想，我之所以会在这件事情上如此执著，完全是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当成那种人!”
当然，在任何谈话中，想彻底地消除恐惧和焦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只能先减少内心的恐惧和焦虑，然后学习如何应付问题，并从可利用的资源中找出那些最容易获得的资源，为我们所用。只有接受了可承受的让步，才可能收获美好的结果。
每一天，在单位和家里，我们都可能遭遇一些难以继续的对话，遇到不愿提及的话题，或者遇到令人不悦的谈话对象。比如你被管理层选中，去和一个即将被解雇的员工进行谈判，你有本事让双方都对你本人没有微词吗?或者你无意中听到同住的婆婆跟邻居抱怨你太懒惰、缺乏家教，那么接下来的一周里，你有信心完全忽略此事、做到跟婆婆和平共处吗?
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有的人则会拿出捏着鼻子喝中药的勇气去面对它。但是往往你会发现一个更加沮丧的现实——回避或者面对，似乎都行不通。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其实很清楚事情的真相，如果我们选择回避，被人占了便宜的心理便会钻出来，于是会感到心有不甘，还会质问自己：为什么不维护自身利益?为什么要剥夺让他人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机会?然而，当我们一旦真正面对问题，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我们的请求可能会被拒绝，还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尽管这并非本意。
哈佛谈判项目组历经15年潜心研究、数千次的专业咨询，抽丝剥茧，揭开了破解“高难度谈话”这一顶级沟通难题的秘密。
我们认为问题出在对方身上，而对方亦如此
面对分歧，如果从宽容的角度出发，你可能会想，“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或“凡事都有两面性”。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会很执著地认为，有问题的是“他们”。
他们很自私——“我的妻子不和我一起去见婚姻咨询顾问，她说这根本就是浪费钱。我告诉她。这对我很重要，可是她却毫不在乎。”
他们很天真——“说到要去纽约，我女儿就开始做她的表演梦，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站在那儿的大舞台上。她根本就不知道为此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们总想控制一切——“我们做每一件事都必须遵循老板的要求。他总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即使是在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我都快被他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方式逼疯了。”
他们已经失去理智了——“贝莎阿姨睡在一个破旧不平的床垫上，更糟的是，她还有很严重的腰病，可是，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让我给她换一个新床垫。家里所有的人都对我说，‘罗里，贝莎阿姨已经失去理智了，你根本无法同她讲道理。’我想，他们是对的。”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想法，那么。我们与他人的谈话会以争辩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对方很固执，我们就会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方法，以一种更加执著的态度去打消他们之前的观点；如果对方很天真，我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实的生活；如果他们自私或控制欲极强，我们可能就会开门见山，直接向他们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执著地相信，只要我们说出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谈话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可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坚持最终只换来一场没有终点的争辩。
这其中其实包括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错误：第一，实际上，我们关于对方意图的假设通常都是错误的。这些假设都源于自身所受的影响，而且往往做出的都是最坏的假设，对待自己却总会更加宽容。第二，好意与坏影响无法相互抵消。他们真心想说，而我们不会听，倾听对向对方解释清楚你的意图是有帮助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何时才是合适的时间。
比如，在第4个小故事里，如果你说她的床垫实在是太旧太破，贝莎阿姨会第一个举双手赞同。“这张床垫陪伴了我和我老公整整40个年头，从它那儿，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贝莎阿姨说，“现在，我生活中发生改变的人或事已经太多了，所以，我宁愿留下一点旧东西让我可以从中回味过去，这多好啊!”
与此同时，对贝莎阿姨而言，保留这张旧床垫也意味着留住了她仅存的一点对生活的控制权。她之所以时不时地抱怨。并不是因为她想要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她很享受亲人们关怀自己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温暖的亲情。
至于罗里，贝莎阿姨是这样认为的：“我很爱罗里，可她却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她不会聆听或在意他人的想法，而当我告诉她不想换床垫的时候，她立刻就变得很不高兴，甚至有些生气。”罗里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贝莎阿姨的想法，而在贝莎阿姨看来，罗里似乎才是那个制造问题的人。
每段谈话都有三层对话结构
研究结果证实，无论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思想和情绪都会随着谈话逐渐进入相同的三个对话层面，或者说三种“对话”。在这三种对话中的任一个当中，我们往往都会犯一些可以被预测、同时也会曲解和误导我们思想和情绪的错误，从而使我们的谈话陷入困境。
“发生了什么”的对话绝大多数高难度谈话往往都伴随有不和与争执，而分歧的焦点无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是什么事情应当发生之类的话题。谁说了什么，谁又做了什么?谁是对的，谁想怎样，而谁又应当承担责任?
情绪的对话每一次高难度谈话同样也会牵连出许多关于情绪的问题及其答案。我的感受是正确的吗?恰当与否呢?我是应当承认还是否认呢?我应当把事情提出来讨论，还是悄悄地查验呢?我做了什么影响了他人的情绪呢?如果他们因此而生气或受伤害，又会怎样呢?也许这些情绪并没有直接地在双方的谈话中被提到，但是双方的话语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泄露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
自我认知的对话事实上，我们在谈话的同时，也常常会在内心进行一番自我辩论，而辩论的主题就是我们自己：这是否意味着我很称职，是否说明我就是个好人，或者，这是否能证明我值得他人的关爱呢?它会对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自尊以及我们的将来和幸福产生什么影响呢?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从这次对话中感受到一种自我的“平衡”，或者说，我们是否会由此产生一种失去自我的焦虑感。
从第三个故事开始
除去你和对方各自表述的故事之外，每一次高难度谈话中其实还暗藏着第三个看不见的故事——由一个立场中立而且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局外人所讲述的故事。试试像中立者那样思考，你会奇妙地找到一个让两个对事情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接受的故事版本。
像仲裁人那样思考：与对错和好坏无关，仅仅是存在差异。
你的故事：你当着我们主管所说的那些话实在太让人郁闷了。
第三个故事：我想和你谈谈早晨开会时发生的事情。你说的有些话真的让我感到很郁闷。我想让你知道是什么让我心烦意乱。也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发出邀请：但不强迫他人接受。
你发出的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能够接受对方修改的谈话邀请。因此应当将谈话的目标设定为“提供并探讨一种可能的关于问题和目的的描述”，应该是一个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继续前进：完成三层对话。
探索每个故事的来源：“我现在的反应很可能与我过去的工作经历有密切关系。”
告知对方你所受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是否故意这样做，可是我真的感觉特别不舒服。”
承担自己应担负的责任：“我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可与此同时，对我而言，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谈论此事真得很重要。”
回顾自我认识：“我想，我之所以会在这件事情上如此执著，完全是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当成那种人!”
当然，在任何谈话中，想彻底地消除恐惧和焦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只能先减少内心的恐惧和焦虑，然后学习如何应付问题，并从可利用的资源中找出那些最容易获得的资源，为我们所用。只有接受了可承受的让步，才可能收获美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