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跨文化研究是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新产物。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跨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跨文化研究最早是在宗教文化领域开始的，随之出现了跨文化的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乃至教育学、医学等等领域的研究。目前国际上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成立了专门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一般来说，广义的跨文化研究应包括三部分内容：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和跨文化方法(或视角)，这三个部分相互交织在一起。在理论上，跨文化方法的研究被视为其中的焦点和难点。
[关键词]跨文化研究；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4—0005—06
“跨文化研究”是专业术语Cross—Cultural Studies或Cross—Cultural Research的汉译，这个研究领域是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新产物。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扩大，每个人既处在自己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同时又感受到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侵袭和影响。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成了生存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民族和人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因而，在世界各种文化关系的研究上，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历史上某种事物、观念如何传到异国他乡并产生影响，或者是简单地比较两种文化的异同，而是带着强烈的现实感去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在西方强势文化和话语霸权的侵袭下，民族文化能否存在?民族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全球化经济是否会导致民族文化的衰亡?全球文化、“全球伦理”(汉斯·昆)是否可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走向与出路何在?人们能够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处境下生活吗?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甚至已经进入并冲击到了家庭内部。这样，现实的社会生活迫使学术界从全球的角度、从今天与未来的角度来思考不同文化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跨文化研究也越出了以往的学术圈子而成为俗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的切身问题。
全球化所引发的这些现实问题，借助于现代性批判的哲学理论，产生了一套关于跨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术语。现代性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展，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及科技成就，不仅扭曲了自己，使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两极化，淡化了原创文化的固有价值，而且还伴随着西方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严重冲击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迫使对方或是抵制，或是西化。与之不同的是，后现代哲学反对各种中心论和二元对立，并提出了“他者”(otherness)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在文化研究上，导致了这样一种思潮的产生：它承认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提出“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而且还对北美社会的多元文化、第三世界的“杂交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跨文化研究最早是在宗教文化领域开始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在文化诸要素中，宗教是最重要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2)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不像现代以同行专家的对话为主要形式，而是以战争、贸易、传教等为载体与媒介，其中宗教所起的作用最为主要；(3)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民族、国家、团体等等)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纠纷和战争，严重影响了当今世界的安宁和稳定。这样，以宗教为对象的跨文化研究率先在理论和方法上走向成熟。在宗教的跨文化研究的影响与带动下，出现了跨文化的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乃至教育学、医学等等领域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成立了专门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环境研究中心(CenterfortheEnvironment)联合哈佛燕京学社、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以及美国人类社会生命与环境中心(theCenterforRespectOfLifeandEnvironmentOftheHumanSocietyOftheUnitedStates)主持着一个“宗教与生态学论坛”(ForumonReligionandEcology)，致力于通过探讨诸宗教的世界观、文本及伦理来加深对当前的环境问题的理解，出版了“世界诸宗教与生态”、“生态与正义”等丛书，并办有《代达罗斯》、《宗教研究最新动态》、《诸世界观》、《地球伦理》等杂志。另外，像西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也颇具规模，该中心早在1969年就成立了，旨在超出西方文化限制研究文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其中有不少成员同时是“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Cross-Cultural Psychology，成立于1972年)的重要成员。该中心主办的《跨文化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至今已出版35卷。佛罗里达理工学院1971年成立了“跨文化研究学会”(SCCR)，出版了《跨文化研究季刊》和《SCCR通讯》，内容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并从1995年起发行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的学术期刊——《跨文化心理学报》，主编为该学院的小加布伦亚(William K．GabrenyaJr．)。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也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不仅出版杂志和著作，还举办各种会议，设立专项研究基金，研究的范围包括网络的跨文化功能、澳洲移民的文化碰撞、跨文化视野下的艺术与社会等。美国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也有一个成立很早(1971年)的跨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ross-culturalStudies)，特别注重阿拉斯加州本地社会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跨文化研究方面的计划和课程。此外，跨文化研究被运用于各个领域，如英国萨里大学(SurreyUniversity)组建了“跨文化的音乐舞蹈表演研究中心”，研究欧洲人表演亚非艺术时的文化差异问题；德国曼海姆大学(Mannheim University)的“欧洲跨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9月邀请欧洲学者作系列专题讲座，涉及跨文化研究方法、双重国籍公民、国际问题透视等；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则于2004年2月邀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作了“走向现代——20世纪中外文化与现代化讲座”。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国际性的跨文化研究组织。例如，包括西华盛顿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和佛罗里达理工学院跨文化研究学会的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可谓跨文化研究中最活跃的先行者之一。作为一个拥有72个会员国的国际学术组织，它每年召开的国际心理学大会被学界称为心理学界的“世界杯”。有意思的是，该协会最初是在中国香港成立的，2005年8月召开的第17届年会又在中国西安召开。另外，文化人类学界也很重视跨文化研究，而且注重学术资源的国际共享， 如耶鲁大学1949年建立的人类学研究数据库(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简称HRAF)鼓励对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作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最近又有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怀特(DouglasWhite)等人建立了《世界文化电子杂志》、《世界文化比较》等网上数据库，为理解和进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从总体来看，这些跨文化研究机构和组织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均从人类现实生活中的跨文化难题出发，以解决人类实际的生存困境为宗旨；二是研究的主题五花八门，既表现出跨文化研究的无限多样性和丰富性，也表露出跨文化研究的开放性乃至一定的混乱和不成熟；三是它们几乎同时也在做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但对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之间的区别及联系，似乎没有明确的意识，因而有混淆的倾向。
跨文化研究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它包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比较文化研究，它涉及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前所述，它是在全球化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与强烈的现代意识，更具有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由于跨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探讨的视角也不同，而且现代世界又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因此，目前国际上对跨文化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普遍接受的共同观点及一致认可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不过，这并不奇怪，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和思潮的共同特点，它们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搞一个共同的学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英、德、法一流大学都有专门从事跨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但还没有形成一个世界上公认的学术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一方面正在日益成为国际上的学术研究热点，另一方面却还没有出现一个至高的权威人物或机构，这使得跨文化研究成为世界各国学界最能齐头并进的学术领域之一。
广义的跨文化研究应包括三部分内容：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和跨文化方法(或视角)，而且这三个部分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时代能像当今这个时代一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跨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学习甚至参与另一个文化。在多文化交融的当今世界，跨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意识的利用。严格来说，按跨文化程度的不同，跨文化资源是分不同层面的：首先是多元文化意义上的跨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主要以不同文化传统资源的汇总的形式出现。相应地，学习者、研究者主要以对它们逐渐深入了解和理解为面对它们的方式。其次是文化多元论意义上的跨文化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乃至相遇方式有了相当自觉的理解，它们大多来自有着丰富跨文化经验的历史人物以及特定群体。例如有些基督徒把耶稣基督视为跨文化的典范，认为在他主动接近撒马利亚妇人的行动中就蕴含了一种积极的跨文化方式。而许多已经身处跨文化处境的特定人群则成为活生生的跨文化资源，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在澳大利亚的穆斯林团体。
相对于比较客观化的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突出了主体性的一面。一般来说，在跨文化研究中，跨文化经验不只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式。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自身也成为一个跨文化经验者，或者他已经是。现在不仅是怀有研究兴趣的学者，而且普通的学生、职员都有兴趣甚至觉得有必要获得跨文化经验，以为他们日后在跨文化处境中学习、工作和生活作好准备。目前，世界上就有不少冠以“跨文化研究”之名的机构，它们的主要兴趣实际上不是正规的学术研究，而在于提供跨文化体验以及相关的培训和课程教学(例如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沃特伯格学院[WartburgCollege]就有一个这样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另外，在美国、欧洲、古巴甚至西非塞内加尔也有这样的机构)。而对一些对跨文化处境更加敏感的人来说，跨文化经验则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们大多是宗教、哲学领域的学者和宗教人士。这些人中有的完全沉浸在跨文化经验中，有的则将自己的经验诉诸文字，让更多的人分享到，并邀请他们参与其中。自称兼具四种身份(基督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世俗主义者)的雷蒙·潘尼卡(RaimonPanikkar，1918－)显然属于这样一个典范。潘尼卡穿越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世俗主义四大传统，并对贯穿其一生的跨文化经验进行了生命和理智的综合，提出以宇宙一神一人共融的直觉(cosmotheandric intuition)为核心的一系列跨文化洞见，从深层次上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世界的跨文化进程。
跨文化方法的研究被视为跨文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和难点。虽然自从人们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开始，就有了某种跨文化研究的雏形，但直到今天，跨文化方法的研究总体而言仍处于幼年期。不过，跨文化方法已从最初比较外在的跨文化分析走到了今天更加内在化的跨文化整合。
以跨文化分析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发展来说，文化人类学已经运用了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和比较法，这些都是相对客观和规范化的方法，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客观、全面、细致、深入地分析所能得到的资料，得出尽量精确的结论。相比文化人类学这种比较客观、外在的态度，宗教比较和对话则具有更强烈的跨文化整合的倾向。其原因在于，在宗教领域，由于与个人认同直接相关，对诸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有一种更加明确的个人态度。随着诸宗教、文化的关系理论从最初的排他主义、自我中心主义走到后来的包容主义，再到如今已普遍占主导的多元主义，宗教领域的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富有创造性。事实上，宗教学当初作为一门新学科发展起来时，就被其倡导者赋予了诸宗教平等的精神。就方法而论，宗教学又被称为“比较宗教”(ComparativeReligion)。可见，比较的方法一开始就与这门学科结下了难解之缘。但作为方法论来说，比较运用在跨文化研究中是成问题的。雷蒙·潘尼卡作为一个成果丰富的跨文化研究倡导者，对比较方法作过中肯的分析和批评。他指出，今天的比较方法总的来说是混合论和折衷主义的产物，是人类的现实处境的一个表达，因而它可能是方法论上的必要的第一步。不过，这种方法却有其内在的致命缺陷，尽管人们一开始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最终它充其量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法。这是因为：第一，比较方法设定了一种不可能的中立态度。每一个人都是处于特定文化中的人，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文化限制，因而不可能以一种真正中立的态度去看待诸文化。第二，比较需要一种尺度，而任何尺度都是定量的。比较所需的共同尺度只有当比较者和被比较者双方分享一个共同基础时才能找到。但成问题的恰恰是这个共同基础。在这一点上，许多后现代哲学家也指出，诸文化在根本上是彼此不可通约的，因而也是不可比较的。
在对比较方法的一片质疑声中，对话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上场了，并逐渐发展出一种对话哲学。事实上，作为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传统的克服和超越，对话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已经有所发展，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宗教的跨文化研究领域，雷蒙·潘尼卡提出的“辩证的对话”(dialec“cdialogue)与“对话的对话”(dialogoical dialogue)的区分颇有典型意义。他指出，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很多对话停留在辩证的层面，没有深入到生存论的层面；作为两种方式的对话，“辩证的对话”与“对话的对话”的区别在于，前者仍假定对话是纯粹辩证的和理性的活动，而后者则坚持个人在对话中的整体参与。在这里可以说，“对话的对话”是一种真正的对话，是个人生命直接参与在其中的充满生存论意味的一个过程。以这种对话作为方法展开的跨文化研究，不只是一种学术活动，还是一个实际的生存论行动，是以个人生命作为跨文化发生的实际场地和平台。可见，跨文化研究从客观外在的分析转向了内在的个人整合，活生生的跨文化经验得到了重视和利用，成为跨文化研究最可靠的宝贵资源。
总而言之，当前的跨文化研究与当代社会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它不再只是学者讲堂上的某种玄谈，而是每个普通人都可能卷入其中的一种思潮、一种运动。正因如此，它如此泛化，渗透到每一个领域，几乎找不出一个特别突出的中心；也正因如此，对它更加自觉的反思和研究变得异常迫切和重要。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期内，跨文化研究都将是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在实践上更是如此，而且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结合也会愈加紧密。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表格、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跨文化研究；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4—0005—06
“跨文化研究”是专业术语Cross—Cultural Studies或Cross—Cultural Research的汉译，这个研究领域是现代世界文明发展的新产物。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人们的社会交往日益扩大，每个人既处在自己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同时又感受到异质文化的强烈冲击、侵袭和影响。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精神危机成了生存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民族和人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因而，在世界各种文化关系的研究上，人们所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历史上某种事物、观念如何传到异国他乡并产生影响，或者是简单地比较两种文化的异同，而是带着强烈的现实感去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在西方强势文化和话语霸权的侵袭下，民族文化能否存在?民族文化是否还有生命力?全球化经济是否会导致民族文化的衰亡?全球文化、“全球伦理”(汉斯·昆)是否可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走向与出路何在?人们能够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处境下生活吗?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甚至已经进入并冲击到了家庭内部。这样，现实的社会生活迫使学术界从全球的角度、从今天与未来的角度来思考不同文化间的关系问题；同时，跨文化研究也越出了以往的学术圈子而成为俗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的切身问题。
全球化所引发的这些现实问题，借助于现代性批判的哲学理论，产生了一套关于跨文化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术语。现代性表现为西方理性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展，它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及科技成就，不仅扭曲了自己，使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两极化，淡化了原创文化的固有价值，而且还伴随着西方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严重冲击其他地区的民族文化，迫使对方或是抵制，或是西化。与之不同的是，后现代哲学反对各种中心论和二元对立，并提出了“他者”(otherness)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在文化研究上，导致了这样一种思潮的产生：它承认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提出“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而且还对北美社会的多元文化、第三世界的“杂交文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跨文化研究最早是在宗教文化领域开始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在文化诸要素中，宗教是最重要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2)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不像现代以同行专家的对话为主要形式，而是以战争、贸易、传教等为载体与媒介，其中宗教所起的作用最为主要；(3)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民族、国家、团体等等)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纠纷和战争，严重影响了当今世界的安宁和稳定。这样，以宗教为对象的跨文化研究率先在理论和方法上走向成熟。在宗教的跨文化研究的影响与带动下，出现了跨文化的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乃至教育学、医学等等领域的研究。
目前国际上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成立了专门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哈佛大学环境研究中心(CenterfortheEnvironment)联合哈佛燕京学社、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以及美国人类社会生命与环境中心(theCenterforRespectOfLifeandEnvironmentOftheHumanSocietyOftheUnitedStates)主持着一个“宗教与生态学论坛”(ForumonReligionandEcology)，致力于通过探讨诸宗教的世界观、文本及伦理来加深对当前的环境问题的理解，出版了“世界诸宗教与生态”、“生态与正义”等丛书，并办有《代达罗斯》、《宗教研究最新动态》、《诸世界观》、《地球伦理》等杂志。另外，像西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也颇具规模，该中心早在1969年就成立了，旨在超出西方文化限制研究文化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其中有不少成员同时是“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Cross-Cultural Psychology，成立于1972年)的重要成员。该中心主办的《跨文化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至今已出版35卷。佛罗里达理工学院1971年成立了“跨文化研究学会”(SCCR)，出版了《跨文化研究季刊》和《SCCR通讯》，内容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并从1995年起发行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的学术期刊——《跨文化心理学报》，主编为该学院的小加布伦亚(William K．GabrenyaJr．)。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也有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跨文化研究中心”，不仅出版杂志和著作，还举办各种会议，设立专项研究基金，研究的范围包括网络的跨文化功能、澳洲移民的文化碰撞、跨文化视野下的艺术与社会等。美国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也有一个成立很早(1971年)的跨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ross-culturalStudies)，特别注重阿拉斯加州本地社会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跨文化研究方面的计划和课程。此外，跨文化研究被运用于各个领域，如英国萨里大学(SurreyUniversity)组建了“跨文化的音乐舞蹈表演研究中心”，研究欧洲人表演亚非艺术时的文化差异问题；德国曼海姆大学(Mannheim University)的“欧洲跨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9月邀请欧洲学者作系列专题讲座，涉及跨文化研究方法、双重国籍公民、国际问题透视等；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则于2004年2月邀请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作了“走向现代——20世纪中外文化与现代化讲座”。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国际性的跨文化研究组织。例如，包括西华盛顿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和佛罗里达理工学院跨文化研究学会的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协会，可谓跨文化研究中最活跃的先行者之一。作为一个拥有72个会员国的国际学术组织，它每年召开的国际心理学大会被学界称为心理学界的“世界杯”。有意思的是，该协会最初是在中国香港成立的，2005年8月召开的第17届年会又在中国西安召开。另外，文化人类学界也很重视跨文化研究，而且注重学术资源的国际共享， 如耶鲁大学1949年建立的人类学研究数据库(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简称HRAF)鼓励对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作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最近又有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怀特(DouglasWhite)等人建立了《世界文化电子杂志》、《世界文化比较》等网上数据库，为理解和进行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从总体来看，这些跨文化研究机构和组织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均从人类现实生活中的跨文化难题出发，以解决人类实际的生存困境为宗旨；二是研究的主题五花八门，既表现出跨文化研究的无限多样性和丰富性，也表露出跨文化研究的开放性乃至一定的混乱和不成熟；三是它们几乎同时也在做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但对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之间的区别及联系，似乎没有明确的意识，因而有混淆的倾向。
跨文化研究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它包容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比较文化研究，它涉及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交叉学科研究。如前所述，它是在全球化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与强烈的现代意识，更具有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由于跨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人们探讨的视角也不同，而且现代世界又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因此，目前国际上对跨文化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普遍接受的共同观点及一致认可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不过，这并不奇怪，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和思潮的共同特点，它们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搞一个共同的学派。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英、德、法一流大学都有专门从事跨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但还没有形成一个世界上公认的学术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一方面正在日益成为国际上的学术研究热点，另一方面却还没有出现一个至高的权威人物或机构，这使得跨文化研究成为世界各国学界最能齐头并进的学术领域之一。
广义的跨文化研究应包括三部分内容：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和跨文化方法(或视角)，而且这三个部分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时代能像当今这个时代一样，拥有如此丰富的跨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学习甚至参与另一个文化。在多文化交融的当今世界，跨文化资源得到了有意识的利用。严格来说，按跨文化程度的不同，跨文化资源是分不同层面的：首先是多元文化意义上的跨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主要以不同文化传统资源的汇总的形式出现。相应地，学习者、研究者主要以对它们逐渐深入了解和理解为面对它们的方式。其次是文化多元论意义上的跨文化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乃至相遇方式有了相当自觉的理解，它们大多来自有着丰富跨文化经验的历史人物以及特定群体。例如有些基督徒把耶稣基督视为跨文化的典范，认为在他主动接近撒马利亚妇人的行动中就蕴含了一种积极的跨文化方式。而许多已经身处跨文化处境的特定人群则成为活生生的跨文化资源，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在澳大利亚的穆斯林团体。
相对于比较客观化的跨文化资源，跨文化经验突出了主体性的一面。一般来说，在跨文化研究中，跨文化经验不只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式。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自身也成为一个跨文化经验者，或者他已经是。现在不仅是怀有研究兴趣的学者，而且普通的学生、职员都有兴趣甚至觉得有必要获得跨文化经验，以为他们日后在跨文化处境中学习、工作和生活作好准备。目前，世界上就有不少冠以“跨文化研究”之名的机构，它们的主要兴趣实际上不是正规的学术研究，而在于提供跨文化体验以及相关的培训和课程教学(例如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沃特伯格学院[WartburgCollege]就有一个这样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另外，在美国、欧洲、古巴甚至西非塞内加尔也有这样的机构)。而对一些对跨文化处境更加敏感的人来说，跨文化经验则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内容。他们大多是宗教、哲学领域的学者和宗教人士。这些人中有的完全沉浸在跨文化经验中，有的则将自己的经验诉诸文字，让更多的人分享到，并邀请他们参与其中。自称兼具四种身份(基督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世俗主义者)的雷蒙·潘尼卡(RaimonPanikkar，1918－)显然属于这样一个典范。潘尼卡穿越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和世俗主义四大传统，并对贯穿其一生的跨文化经验进行了生命和理智的综合，提出以宇宙一神一人共融的直觉(cosmotheandric intuition)为核心的一系列跨文化洞见，从深层次上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世界的跨文化进程。
跨文化方法的研究被视为跨文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和难点。虽然自从人们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开始，就有了某种跨文化研究的雏形，但直到今天，跨文化方法的研究总体而言仍处于幼年期。不过，跨文化方法已从最初比较外在的跨文化分析走到了今天更加内在化的跨文化整合。
以跨文化分析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发展来说，文化人类学已经运用了实地参与观察法、全面考察法和比较法，这些都是相对客观和规范化的方法，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客观、全面、细致、深入地分析所能得到的资料，得出尽量精确的结论。相比文化人类学这种比较客观、外在的态度，宗教比较和对话则具有更强烈的跨文化整合的倾向。其原因在于，在宗教领域，由于与个人认同直接相关，对诸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有一种更加明确的个人态度。随着诸宗教、文化的关系理论从最初的排他主义、自我中心主义走到后来的包容主义，再到如今已普遍占主导的多元主义，宗教领域的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富有创造性。事实上，宗教学当初作为一门新学科发展起来时，就被其倡导者赋予了诸宗教平等的精神。就方法而论，宗教学又被称为“比较宗教”(ComparativeReligion)。可见，比较的方法一开始就与这门学科结下了难解之缘。但作为方法论来说，比较运用在跨文化研究中是成问题的。雷蒙·潘尼卡作为一个成果丰富的跨文化研究倡导者，对比较方法作过中肯的分析和批评。他指出，今天的比较方法总的来说是混合论和折衷主义的产物，是人类的现实处境的一个表达，因而它可能是方法论上的必要的第一步。不过，这种方法却有其内在的致命缺陷，尽管人们一开始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最终它充其量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方法。这是因为：第一，比较方法设定了一种不可能的中立态度。每一个人都是处于特定文化中的人，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文化限制，因而不可能以一种真正中立的态度去看待诸文化。第二，比较需要一种尺度，而任何尺度都是定量的。比较所需的共同尺度只有当比较者和被比较者双方分享一个共同基础时才能找到。但成问题的恰恰是这个共同基础。在这一点上，许多后现代哲学家也指出，诸文化在根本上是彼此不可通约的，因而也是不可比较的。
在对比较方法的一片质疑声中，对话作为一种新的方法上场了，并逐渐发展出一种对话哲学。事实上，作为对笛卡尔以来的主体哲学传统的克服和超越，对话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已经有所发展，并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宗教的跨文化研究领域，雷蒙·潘尼卡提出的“辩证的对话”(dialec“cdialogue)与“对话的对话”(dialogoical dialogue)的区分颇有典型意义。他指出，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很多对话停留在辩证的层面，没有深入到生存论的层面；作为两种方式的对话，“辩证的对话”与“对话的对话”的区别在于，前者仍假定对话是纯粹辩证的和理性的活动，而后者则坚持个人在对话中的整体参与。在这里可以说，“对话的对话”是一种真正的对话，是个人生命直接参与在其中的充满生存论意味的一个过程。以这种对话作为方法展开的跨文化研究，不只是一种学术活动，还是一个实际的生存论行动，是以个人生命作为跨文化发生的实际场地和平台。可见，跨文化研究从客观外在的分析转向了内在的个人整合，活生生的跨文化经验得到了重视和利用，成为跨文化研究最可靠的宝贵资源。
总而言之，当前的跨文化研究与当代社会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它不再只是学者讲堂上的某种玄谈，而是每个普通人都可能卷入其中的一种思潮、一种运动。正因如此，它如此泛化，渗透到每一个领域，几乎找不出一个特别突出的中心；也正因如此，对它更加自觉的反思和研究变得异常迫切和重要。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期内，跨文化研究都将是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在实践上更是如此，而且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结合也会愈加紧密。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表格、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