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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考制度是在事先把录取名额分配到各省市,某地录取率多少只与名额、考生数量有关,而与成绩无关,这显得大不公平。
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院长王健透露,今年是新高考的第一年,目前高考报名已经结束,北京教育考试院初步统计显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在8.1万人左右,比去年减少了2万,这已是北京市连续4年高考人数降低。王健介绍,2009年北京市高考录取率到了80%,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本科录取率达到了49%左右,今年将有望达到50%。
升学率80%,本科率50%,北京市的孩子们有福了,这一福分不是2010年的特例,而是持续多年来一直如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考分数线低,题目简单,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与之相较,2009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62%,最低的山西则只有42%。这意味着,山西孩子考上大学的难度几乎是北京、上海孩子的一倍。
如果是在统一试题,统一分数线的前提下,北京、上海录取率高而山西低,其实无可厚非,所谓技不如人,山西孩子也怨不得别人,但现在高考制度却是在事先把录取名额分配到各省市,某地录取率多少只与名额、考生数量有关,而与成绩无关,则显然太不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问,凭什么北京人、上海人就比其他地方享有更多的受教育权?
保护受教育者的平等教育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全国实行统一分数线。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硬把全国考生拉到同一起跑线上竞技实际上是对教育落后地区考生的伤害,因此,在青海、西藏、贵州等地区降低录取条件合情合理,不但当代有如此政策,在明代朱元璋时期,也有所谓“南北榜”,把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人放在一个榜,把饱受战乱摧残的北方人放到一个榜。但问题是,北京、上海等地又不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它们为什么要享有远高于山西的录取率呢?
那些所谓考生素质优秀论、监考严格论以及判卷严格论均不值一驳,我认为,事实只有一个,北京人、上海人在受教育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不管这种特权是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是因为首善之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殊地位及贡献,都不能否认这种特权的存在。事实上,这种特权不仅仅表现在高考方面,而是表现在整个教育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北京一个小学的操场就可能耗资上亿 元,而在乡间建一所希望小学,花费才不过10万元而已。
像很多其他领域的公平问题一样,教育公平非一夕之间可以实现,奢望北京、上海立即放弃其教育优势地位也不现实,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北京、上海没有实现教育公平的责任。这些年来,北京、上海一直在有计划的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等手段援助落后地区,为什么不能把高考录取名额也让出一部分支援兄弟省市呢。与外地孩子比,北京、上海的孩子素质高、家庭条件好,即便没有高达80%的高考录取率,他们也能较其他地方更容易地找到出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此姿态之下,不但社会公平在一点点实现,外省学子对北京人、上海人的抱怨也会少了很多,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近日,北京教育考试院院长王健透露,今年是新高考的第一年,目前高考报名已经结束,北京教育考试院初步统计显示,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在8.1万人左右,比去年减少了2万,这已是北京市连续4年高考人数降低。王健介绍,2009年北京市高考录取率到了80%,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本科录取率达到了49%左右,今年将有望达到50%。
升学率80%,本科率50%,北京市的孩子们有福了,这一福分不是2010年的特例,而是持续多年来一直如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考分数线低,题目简单,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与之相较,2009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62%,最低的山西则只有42%。这意味着,山西孩子考上大学的难度几乎是北京、上海孩子的一倍。
如果是在统一试题,统一分数线的前提下,北京、上海录取率高而山西低,其实无可厚非,所谓技不如人,山西孩子也怨不得别人,但现在高考制度却是在事先把录取名额分配到各省市,某地录取率多少只与名额、考生数量有关,而与成绩无关,则显然太不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追问,凭什么北京人、上海人就比其他地方享有更多的受教育权?
保护受教育者的平等教育权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全国实行统一分数线。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硬把全国考生拉到同一起跑线上竞技实际上是对教育落后地区考生的伤害,因此,在青海、西藏、贵州等地区降低录取条件合情合理,不但当代有如此政策,在明代朱元璋时期,也有所谓“南北榜”,把经济文化发达的南方人放在一个榜,把饱受战乱摧残的北方人放到一个榜。但问题是,北京、上海等地又不属于经济落后地区,它们为什么要享有远高于山西的录取率呢?
那些所谓考生素质优秀论、监考严格论以及判卷严格论均不值一驳,我认为,事实只有一个,北京人、上海人在受教育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不管这种特权是源自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还是因为首善之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殊地位及贡献,都不能否认这种特权的存在。事实上,这种特权不仅仅表现在高考方面,而是表现在整个教育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北京一个小学的操场就可能耗资上亿 元,而在乡间建一所希望小学,花费才不过10万元而已。
像很多其他领域的公平问题一样,教育公平非一夕之间可以实现,奢望北京、上海立即放弃其教育优势地位也不现实,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北京、上海没有实现教育公平的责任。这些年来,北京、上海一直在有计划的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等手段援助落后地区,为什么不能把高考录取名额也让出一部分支援兄弟省市呢。与外地孩子比,北京、上海的孩子素质高、家庭条件好,即便没有高达80%的高考录取率,他们也能较其他地方更容易地找到出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此姿态之下,不但社会公平在一点点实现,外省学子对北京人、上海人的抱怨也会少了很多,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