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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老北京人,50年代生人,生长在宣武区牛街地区一条普通的小胡同的大杂院里。在牛街居住的普通老百姓,绝大部分是回民,我也不例外,也是回民。
我们这条胡同叫吴家桥四条(当然,还有头条、二条、三条,在这里就不说了),我们这个大杂院是5号,在这个大杂院里住着七户人家。您想,本来不大的院子住着7户人家,那热闹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大杂院有南房三间住人,另一间则是门道和院门(院门外就是胡同了),这三家第一间住的是杨老伯一家,中间的一间就是我们家,里面一家住的是刘伯伯。东屋住的是两家,一家是万伯伯,一家是鲁姥姥。西屋是两间,住的是黄伯伯一家。北屋是正房,住着这个院的房东,三大间半(北京人讲究,正房三间跨半间),一砖到顶,一水儿的青砖,磨砖对逢,青瓦起脊,很是气派;三层的台阶,都是条石;屋的上半部是实木的窗,镶着大块的玻璃,窗台下才是青砖墙;门也是实木的,上半部也是镶着玻璃,屋里是方砖墁地(青砖)。可以说这个院儿北屋最好,而东、西、南屋就逊色多了,就是老北京低矮的普通房了。在正屋前还种着三棵树,一棵枣树,一棵桑树,一棵椿树(臭椿)。这三棵树给不大的小院增添了无限的生机,非常好看。
我还是从南屋说起吧。南屋除了一间门道外,第一家住着杨老伯一家三口,杨老婶和一个男孩,叫喜忠。杨老伯我管他叫“老伯”(发“掰”的音),是北京公交车(那时叫公共汽车)某路的售票员,他个子不高,偏瘦,但总是笑眯眯的,还经常跟我闹着玩儿,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记得1962年的端午节前夕,我上小学四年级。早晨我刚要上学,杨老伯从他家探出头来,冲我直招手:“小四,来,过来!”我来到他面前,他说:“给你的,小枣粽子。”不容我说什么,拿过我的书包,就把粽子塞进我的书包里。当时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觉得杨老伯真好呀!您想呀,1962年,我国刚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穷呀,什么东西供应都紧张,买点儿东西不是要票就是要本儿,这四个粽子可以说是奢侈品,我能不感动吗?
杨老伯在工作上也很辛苦,那时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要有真功夫,不像现在的售票员有固定的座位,那时他们都得随着乘客上车下车,尤其是早晚上下班高峰,挤车就显出了售票员的真功夫,挤上车之后,就更忙了。卖票,收钱,报站名,嘴里总是不闲着:“哪位给老大爷让个座?”“劳驾,您往前来,让那个小孩扶着把手。”“谢谢您呐!”您瞧他多忙。
后来我上山下乡到了宁夏,回北京探亲,也找杨老伯,托他给我买一张北京通用汽车月票。那时普通月票3块钱,只能坐市区公共汽车。3块5是专线,意思是说,除了市区,郊区只能坐一条线,比如北京到昌平,其他各县不能坐。而通用汽车月票要5块钱,就是说,在北京地区,不管市区还是郊区随便坐。第二天,杨老伯就把买好的月票送到我的手里。那时年轻的我和小伙伴到处坐车去玩儿,真是开心!
南屋的第二家就是我们家,第三家是刘伯伯一家。刘伯伯一家三口,刘老婶和叫小美的女儿。小美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小女孩。刘伯伯长得富态,稍胖,面相特别的慈祥。他在西四清真小吃店上班。刘伯伯做得一手清真小吃,手艺特别棒,我吃过他亲手做的切糕、驴打滚等小吃,那味道至今难忘。1964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他给我家送来了四块自制的提江月饼,真是好吃。有一次闲聊,我说:“刘伯伯,您做的月饼真好吃,能教教我吗?”他说:“行,我就教你做五仁月饼和酥皮点心吧。”我说:“酥皮点心好做吗?”他说:“好做,关键是馅儿……”稍后又说:“咱们在家自己做,简单点,要是到了点心铺可就复杂多了,也讲究多了,别的我就不说了,你有兴趣自己试试吧!至于月饼,我这儿有一个模子你看看。”说着拿出一个模子让我看,样子是红棕色,上边是一个圆槽,里面是凸凹的花边和图案,下面是一个把。他说:“这个模子是枣木的,做月饼专用。只要把包好的月饼坯放进槽里一按,再磕出来就行了。”
事过多年,刘伯伯教我做的月饼和酥皮点心,我只做过有数的几次,毕竟做点心又费事,又麻烦。想吃了到点心铺买点儿多省事。但不管怎么说,刘伯伯毕竟教了我一门手艺,想想还是不错了。
西屋住的黄伯伯是个蹬三轮的,是一个憨厚的老实人。而黄二婶是一位家庭妇女,比较泼辣的那种。一儿一女,儿子崇良和我差不多大,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儿。不知是谁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劳低”,整条胡同的小伙伴都这么叫他。那时我们那条胡同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儿,一起做游戏,什么弹球儿(玻璃球儿)拍洋画儿、扇三角(烟盒)等,玩得非常开心。偶尔也发生一些矛盾,小孩之间打架的事儿也常有,而受气的一方就会跑到另一方的院门口,去告状,站在院门口,嘴里喊着“瞧你们家×××来哎!”×××家长听见了赶忙跑出来处理此事,或拽过自己的孩子打上几下算完事。
有一回,崇良和胡同的小七玩方宝,不知怎么就打了起来,小七吃了点亏,于是就跑到我们院门口告状:“瞧你们家劳低来哎!”黄二婶那时正在家里做饭,好像正在和面,于是挲着两只面手跑了出来,喊道:“谁管我们家崇良叫‘劳低’呢?小丫挺儿的,别走,我饶不了你!”小七一看,吓得状也不告了,撒丫子就跑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顺便跟您提一提,黄二伯家养了一只大黄猫,非常机灵,是个贼猫。过去老北京养猫的人家不少,黄二伯就是其一。为什么说是贼猫呢?夜里这只猫在胡同里窜房越脊,时不时的往家叼东西,有时是肉,有时是大条的鱼,还有一回竟叼回来一只大烧鸡,蹲在房檐下,呜囔呜囔吃得真香。为了这些事,黄二伯伤透了脑筋,几次把猫装进麻袋,出城(广安门外)好远把它扔了。可是黄二伯还没到家,大黄猫倒先回来了。这类的事发生了好几次,也没把猫扔掉。
像我也丢了好几回肉,大冬天的,快过年了,我在聚宝源买了三斤羊肉(7毛1一斤),那时没有冰箱,天儿挺冷,放在外面小棚儿里也坏不了。我把羊肉放在一个锅里,盖上盖,盖上又压了一块大砖头,您猜怎么着?半夜听到“咣啷”一响,我连衣服都没穿,伸头一看,得,肉没了,锅也从窗台掉在了地上,您说多气人! 东屋里住的是万伯伯一家四口,万婶和一儿一女,万伯伯是天津人,可他在首钢上班。万伯伯当时40岁左右,个子不是很高,却是个精壮的汉子,脸上棱角分明,一身的腱子肉,很是精神,难怪,标准的工人阶级嘛!
1964年9月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六年级学生到首钢去参观,首钢那时在广安门外,在首钢巨大的厂区内,我看见了首钢工人热火朝天工作的景象,这时大天车开过来了,我看见万伯伯身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脖子上围着白毛巾,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哨,手里拿着一面小旗,精神抖擞地站在天车的踏板上。他看见了我,冲我招了招手,我觉得万伯伯真的很精神!
万伯伯还很风趣,有一天他在院里,坐小板凳上,叫着我:“来,小四,咱们做个游戏。”说着他拿出一副朴克牌,对我说:“你随便抽一张,我用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什么牌。”我不信,随手抽出一张递给他,他拿起来放在鼻子下一闻,说:“是方块6。”说完,把牌翻过来一看,果然是方块6。我连抽了几张,他都准确无误地说了出来。我感到很奇怪,心想:这太神奇了,他是怎么闻出来的呢?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他的板凳底下有一面立着的小镜子,我这才恍然大悟。
又有一次,我放学回家,万伯伯又叫住我,对我说:“今天再猜。”我一看,万伯伯没坐板凳,是站着,看他怎么猜?可是我连抽几张牌,还是被他“闻”了出来。我心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看他穿的上衣工作服上面的小兜里,兜口被撑了起来。我伸头一看,原来是一块镜子的小碎片儿,我用手捂着他的兜儿,说:“您再猜。”他冲我哈哈一笑,说:“你真聪明。”
其实万伯伯才是真聪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自学医书,学习针灸和推拿,掌握了人身上的穴道,对医疗保健起了不少的作用。那时,我已经是青年人。他跟我闲聊时说起了这方面的话题,告诉我人身上的穴位。我哪儿懂呀,他伸手在我的胳膊上捏了两下,告诉我这是什么穴,我也没记住,但感觉胳膊上酸酸的,麻麻的。他认穴之准,真叫人佩服。
北屋住的是本院的房东李伯伯一家。说是房东,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所有房屋都由北京房管所管理,所以李伯伯一家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没什么特殊的。李伯伯在铁路部门工作,常年在外地(宁夏石嘴山机务段),只是每年可享受国家的探亲假,才能回北京住一段时间。李大婶在教子胡同副食店的蔬菜组上班。他们家人口较多,除了李伯伯和李大婶,还有李爷爷、李奶奶,他们生有五子一女,分别是文奎、文才、文山、文明、文庆,最后生了一个老闺女文艳,视为掌上明珠。李家五兄弟自然也是同院的发小儿,经常在一块儿玩,没说的。
那时是个困难时期,人口一多,吃饭吃菜就是大问题。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李家五兄弟也正在能吃的时候。好在李大婶在菜站上班,所以吃菜还是挺方便的。像一毛钱能买上半筐缺帮少叶的洋白菜,有十来棵,够吃几天的。一毛钱也能买上半筐有点毛病的茄子,也能吃几天。可是连着几天老吃一种菜,谁都有烦的时候。一天傍晚,老三文山问李婶:“今天吃什么呀?我这儿饿着呢!”李婶说:“还能有什么!窝头,绿豆粥,独茄子。”老三说:“您就会独独独,不会做别的?”
那么,什么是“独茄子”呢?反正菜谱上没有这道菜。我当时也不理解,事隔多年我才明白,“独茄子”其实就是凉拌茄子。这种做法,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非常实用,它既省油又好吃。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美好的回忆,像我提到的喜忠、崇良、李家五兄弟等都是同院发小儿。您可以想象,当时我们这个大杂院是多么的热闹呀!7户人家和睦相处。逢年过节,有时也不管什么节日,只要有点特殊的好吃的,同院的人都能尝到,大家共同享受。如果谁家洗衣裳晾在院中的铁丝上,您尽管去上班,下雨都不怕,自然有人给您收起来,您就放心吧!
如遇上大事儿,全院都帮忙。比如李爷爷那年无常(死亡)之后,全院的人都忙前忙后,买菜、做饭、炸油香等,大家全包了,直到丧事办完为止。像婚丧嫁娶的事,还有几起,我就不一一说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十年匆匆而过。现如今,牛街经过拆迁,小胡同没了,自然那些老街坊也不知搬到何处。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起来,总是那么温馨,那么亲切,那么令人难忘……
(编辑·宋冰华)
我们这条胡同叫吴家桥四条(当然,还有头条、二条、三条,在这里就不说了),我们这个大杂院是5号,在这个大杂院里住着七户人家。您想,本来不大的院子住着7户人家,那热闹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大杂院有南房三间住人,另一间则是门道和院门(院门外就是胡同了),这三家第一间住的是杨老伯一家,中间的一间就是我们家,里面一家住的是刘伯伯。东屋住的是两家,一家是万伯伯,一家是鲁姥姥。西屋是两间,住的是黄伯伯一家。北屋是正房,住着这个院的房东,三大间半(北京人讲究,正房三间跨半间),一砖到顶,一水儿的青砖,磨砖对逢,青瓦起脊,很是气派;三层的台阶,都是条石;屋的上半部是实木的窗,镶着大块的玻璃,窗台下才是青砖墙;门也是实木的,上半部也是镶着玻璃,屋里是方砖墁地(青砖)。可以说这个院儿北屋最好,而东、西、南屋就逊色多了,就是老北京低矮的普通房了。在正屋前还种着三棵树,一棵枣树,一棵桑树,一棵椿树(臭椿)。这三棵树给不大的小院增添了无限的生机,非常好看。
我还是从南屋说起吧。南屋除了一间门道外,第一家住着杨老伯一家三口,杨老婶和一个男孩,叫喜忠。杨老伯我管他叫“老伯”(发“掰”的音),是北京公交车(那时叫公共汽车)某路的售票员,他个子不高,偏瘦,但总是笑眯眯的,还经常跟我闹着玩儿,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记得1962年的端午节前夕,我上小学四年级。早晨我刚要上学,杨老伯从他家探出头来,冲我直招手:“小四,来,过来!”我来到他面前,他说:“给你的,小枣粽子。”不容我说什么,拿过我的书包,就把粽子塞进我的书包里。当时我的心里热乎乎的,觉得杨老伯真好呀!您想呀,1962年,我国刚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穷呀,什么东西供应都紧张,买点儿东西不是要票就是要本儿,这四个粽子可以说是奢侈品,我能不感动吗?
杨老伯在工作上也很辛苦,那时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要有真功夫,不像现在的售票员有固定的座位,那时他们都得随着乘客上车下车,尤其是早晚上下班高峰,挤车就显出了售票员的真功夫,挤上车之后,就更忙了。卖票,收钱,报站名,嘴里总是不闲着:“哪位给老大爷让个座?”“劳驾,您往前来,让那个小孩扶着把手。”“谢谢您呐!”您瞧他多忙。
后来我上山下乡到了宁夏,回北京探亲,也找杨老伯,托他给我买一张北京通用汽车月票。那时普通月票3块钱,只能坐市区公共汽车。3块5是专线,意思是说,除了市区,郊区只能坐一条线,比如北京到昌平,其他各县不能坐。而通用汽车月票要5块钱,就是说,在北京地区,不管市区还是郊区随便坐。第二天,杨老伯就把买好的月票送到我的手里。那时年轻的我和小伙伴到处坐车去玩儿,真是开心!
南屋的第二家就是我们家,第三家是刘伯伯一家。刘伯伯一家三口,刘老婶和叫小美的女儿。小美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小女孩。刘伯伯长得富态,稍胖,面相特别的慈祥。他在西四清真小吃店上班。刘伯伯做得一手清真小吃,手艺特别棒,我吃过他亲手做的切糕、驴打滚等小吃,那味道至今难忘。1964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他给我家送来了四块自制的提江月饼,真是好吃。有一次闲聊,我说:“刘伯伯,您做的月饼真好吃,能教教我吗?”他说:“行,我就教你做五仁月饼和酥皮点心吧。”我说:“酥皮点心好做吗?”他说:“好做,关键是馅儿……”稍后又说:“咱们在家自己做,简单点,要是到了点心铺可就复杂多了,也讲究多了,别的我就不说了,你有兴趣自己试试吧!至于月饼,我这儿有一个模子你看看。”说着拿出一个模子让我看,样子是红棕色,上边是一个圆槽,里面是凸凹的花边和图案,下面是一个把。他说:“这个模子是枣木的,做月饼专用。只要把包好的月饼坯放进槽里一按,再磕出来就行了。”
事过多年,刘伯伯教我做的月饼和酥皮点心,我只做过有数的几次,毕竟做点心又费事,又麻烦。想吃了到点心铺买点儿多省事。但不管怎么说,刘伯伯毕竟教了我一门手艺,想想还是不错了。
西屋住的黄伯伯是个蹬三轮的,是一个憨厚的老实人。而黄二婶是一位家庭妇女,比较泼辣的那种。一儿一女,儿子崇良和我差不多大,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儿。不知是谁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劳低”,整条胡同的小伙伴都这么叫他。那时我们那条胡同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儿,一起做游戏,什么弹球儿(玻璃球儿)拍洋画儿、扇三角(烟盒)等,玩得非常开心。偶尔也发生一些矛盾,小孩之间打架的事儿也常有,而受气的一方就会跑到另一方的院门口,去告状,站在院门口,嘴里喊着“瞧你们家×××来哎!”×××家长听见了赶忙跑出来处理此事,或拽过自己的孩子打上几下算完事。
有一回,崇良和胡同的小七玩方宝,不知怎么就打了起来,小七吃了点亏,于是就跑到我们院门口告状:“瞧你们家劳低来哎!”黄二婶那时正在家里做饭,好像正在和面,于是挲着两只面手跑了出来,喊道:“谁管我们家崇良叫‘劳低’呢?小丫挺儿的,别走,我饶不了你!”小七一看,吓得状也不告了,撒丫子就跑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顺便跟您提一提,黄二伯家养了一只大黄猫,非常机灵,是个贼猫。过去老北京养猫的人家不少,黄二伯就是其一。为什么说是贼猫呢?夜里这只猫在胡同里窜房越脊,时不时的往家叼东西,有时是肉,有时是大条的鱼,还有一回竟叼回来一只大烧鸡,蹲在房檐下,呜囔呜囔吃得真香。为了这些事,黄二伯伤透了脑筋,几次把猫装进麻袋,出城(广安门外)好远把它扔了。可是黄二伯还没到家,大黄猫倒先回来了。这类的事发生了好几次,也没把猫扔掉。
像我也丢了好几回肉,大冬天的,快过年了,我在聚宝源买了三斤羊肉(7毛1一斤),那时没有冰箱,天儿挺冷,放在外面小棚儿里也坏不了。我把羊肉放在一个锅里,盖上盖,盖上又压了一块大砖头,您猜怎么着?半夜听到“咣啷”一响,我连衣服都没穿,伸头一看,得,肉没了,锅也从窗台掉在了地上,您说多气人! 东屋里住的是万伯伯一家四口,万婶和一儿一女,万伯伯是天津人,可他在首钢上班。万伯伯当时40岁左右,个子不是很高,却是个精壮的汉子,脸上棱角分明,一身的腱子肉,很是精神,难怪,标准的工人阶级嘛!
1964年9月的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六年级学生到首钢去参观,首钢那时在广安门外,在首钢巨大的厂区内,我看见了首钢工人热火朝天工作的景象,这时大天车开过来了,我看见万伯伯身穿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脖子上围着白毛巾,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哨,手里拿着一面小旗,精神抖擞地站在天车的踏板上。他看见了我,冲我招了招手,我觉得万伯伯真的很精神!
万伯伯还很风趣,有一天他在院里,坐小板凳上,叫着我:“来,小四,咱们做个游戏。”说着他拿出一副朴克牌,对我说:“你随便抽一张,我用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什么牌。”我不信,随手抽出一张递给他,他拿起来放在鼻子下一闻,说:“是方块6。”说完,把牌翻过来一看,果然是方块6。我连抽了几张,他都准确无误地说了出来。我感到很奇怪,心想:这太神奇了,他是怎么闻出来的呢?事后我才发现,原来在他的板凳底下有一面立着的小镜子,我这才恍然大悟。
又有一次,我放学回家,万伯伯又叫住我,对我说:“今天再猜。”我一看,万伯伯没坐板凳,是站着,看他怎么猜?可是我连抽几张牌,还是被他“闻”了出来。我心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看他穿的上衣工作服上面的小兜里,兜口被撑了起来。我伸头一看,原来是一块镜子的小碎片儿,我用手捂着他的兜儿,说:“您再猜。”他冲我哈哈一笑,说:“你真聪明。”
其实万伯伯才是真聪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自学医书,学习针灸和推拿,掌握了人身上的穴道,对医疗保健起了不少的作用。那时,我已经是青年人。他跟我闲聊时说起了这方面的话题,告诉我人身上的穴位。我哪儿懂呀,他伸手在我的胳膊上捏了两下,告诉我这是什么穴,我也没记住,但感觉胳膊上酸酸的,麻麻的。他认穴之准,真叫人佩服。
北屋住的是本院的房东李伯伯一家。说是房东,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所有房屋都由北京房管所管理,所以李伯伯一家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没什么特殊的。李伯伯在铁路部门工作,常年在外地(宁夏石嘴山机务段),只是每年可享受国家的探亲假,才能回北京住一段时间。李大婶在教子胡同副食店的蔬菜组上班。他们家人口较多,除了李伯伯和李大婶,还有李爷爷、李奶奶,他们生有五子一女,分别是文奎、文才、文山、文明、文庆,最后生了一个老闺女文艳,视为掌上明珠。李家五兄弟自然也是同院的发小儿,经常在一块儿玩,没说的。
那时是个困难时期,人口一多,吃饭吃菜就是大问题。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李家五兄弟也正在能吃的时候。好在李大婶在菜站上班,所以吃菜还是挺方便的。像一毛钱能买上半筐缺帮少叶的洋白菜,有十来棵,够吃几天的。一毛钱也能买上半筐有点毛病的茄子,也能吃几天。可是连着几天老吃一种菜,谁都有烦的时候。一天傍晚,老三文山问李婶:“今天吃什么呀?我这儿饿着呢!”李婶说:“还能有什么!窝头,绿豆粥,独茄子。”老三说:“您就会独独独,不会做别的?”
那么,什么是“独茄子”呢?反正菜谱上没有这道菜。我当时也不理解,事隔多年我才明白,“独茄子”其实就是凉拌茄子。这种做法,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非常实用,它既省油又好吃。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美好的回忆,像我提到的喜忠、崇良、李家五兄弟等都是同院发小儿。您可以想象,当时我们这个大杂院是多么的热闹呀!7户人家和睦相处。逢年过节,有时也不管什么节日,只要有点特殊的好吃的,同院的人都能尝到,大家共同享受。如果谁家洗衣裳晾在院中的铁丝上,您尽管去上班,下雨都不怕,自然有人给您收起来,您就放心吧!
如遇上大事儿,全院都帮忙。比如李爷爷那年无常(死亡)之后,全院的人都忙前忙后,买菜、做饭、炸油香等,大家全包了,直到丧事办完为止。像婚丧嫁娶的事,还有几起,我就不一一说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几十年匆匆而过。现如今,牛街经过拆迁,小胡同没了,自然那些老街坊也不知搬到何处。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想起来,总是那么温馨,那么亲切,那么令人难忘……
(编辑·宋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