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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是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他者”，他们在城市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的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全面的保护，他们的公民意识尚有待提高，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公民。
关键词：农民工；公民文化；他者
一、农民工：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他者”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产生与我国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特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我国是一个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农民一般具有重土难迁的特点，若非战争、瘟疫、自然灾害或行政命令强制等原因，一般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农民工是一个特指的概念，但它又是一个不太容易界定的概念。从字面理解农民工就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或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然而在现实中，这一概念的所指（或外延）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在我国，工人也是一个外延比较丰富的词汇。农民工的产生与新中国产生之后的“农-城”二元户籍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建国以来，所有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户籍登记为农业户口的人属于农民，所有生活在城市（部分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户籍登记为城镇户口的人都往往被认为工人；农民工是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未改变农业户口性质的人，到东南地区城市求生存求发展的青年农民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
农民工及其大规模的流动现象发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开始了气势恢弘的社会变革，经济体制变革、工业化进程迅猛提速、农业现代化的逐渐普及、城乡发展机会存在很大差异、人口流动限制政策宽松化、农民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这些客观与主观因素共同促生了农民工这一“特异群体”。曹明贵撰文比较全面讨论了农民工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这为我们认识农民共这一群体的公民文化特点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启发。
从社会学到政治学，再到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往往把农民工界定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深刻认识和研究我国农民工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农民工是来自于遥远的农村社会客居现代城市的“他者”，虽然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杂居共处在现代文明社会，他们甚至和其他城市居民从事相同的工作，然而，无论是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农民工却被当成与不同于城市居民的外来的“他者”，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业已将这一个缺乏结构化的群体看成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另类组织来加以研究。受建国以来对流动人口的消极态度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者将农民工看成了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一类群体，通过对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等分析，来论证农民工是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稳定、破坏成分是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类研究的态度类似于人类学对非西方社会研究的态度。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影响的不断强化，在学术研究领域，理性和宽容不断抢占感性与偏见的地盘，对农民工的研究也渐渐出现了一些转型：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渐渐取代了对他们的责备与不满，农民工在城市中“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不断受到关注，农民工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价值不断获得了认可。
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期所形成的一个尤其不能忽视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极其有限，这导致了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公民地位十分尴尬，他们一方面是共共和国的公民，享受宪法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所规定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的公民权保障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农民工的公民意识相对薄弱，参与积极性不高，在他们流连颠沛的城市生活中，在维权及其他一些方面，他们往往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二、农民工的政治生活
大多数农民工过着候鸟般的生活，他们随着农业经济生活闲忙规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移；有的农民工已经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长期在城市徜徉逗留不归。农民工的政治生活被遥遥相隔的农村和城市空间所撕裂，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尴尬，很多农民工既无法参与城市政治生活，也无法参与到家乡的政治生活：在他们滞留的社区或城市，他们处于政治生活圈子之外，他们根本无法融入也不会被融入到城市的政治生活；他们大部分时间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农村社区的政治生活也与他们渐行渐远。农民工处于城市体制的边缘，他们无法享受到同市民相同的国民待遇；农民工处于农村体制的外缘，他们基本甚至大部分放弃了农村的、本来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
人类学关注与劳动力迁移相伴而生的“流亡”和“难民”。流亡被当作一种仪式，其中通过暴力的分离手段从一个家园社区中感触跌跌撞撞的流亡者，让他们进入一个限定的区域（例如难民帐篷），只有通过一个相应的重新融合的仪式才能获得新的身份。[]我国的农民工当然不是流亡者或难民，但他们在城市里虽然不是在那民营落脚，他们很少能生活都市繁华区，他们是比较落后的环境中生存，比如棚户区和待开发的都市村庄。尽管他们也经受了一番生活的洗礼，然而他们想获得一个新身份却十分困难，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断了农民工成为城市人的梦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生成的社会结构将农民和农民工固化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这一职业身份所富含的一种底层的职业和传统落后的经济生活形式、卑微的政治与社会身份，社会一度将农民工视为为“城市边缘人”、“两栖人”、“沉默的大多数”，甚至会被贴上打破城市生活安全隐患的标签，这些称谓无不体现了农民工的尴尬处境。
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可以相对轻松地跨越社区的地域边界，然而他们却很难跨越农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壁垒。他们在城市里过着与城里人不太一样的生活，在城市，他们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同。由于农民工来自于不同地域，在同一城市或社区里，除了先赋的农民身份和自致的农民工身份这一共同点之外，他们之间缺乏文化及其他的联系纽带，这使得农民工很难结成一个共同的联盟来实现政治利益的诉求。尽管农民工人口众多，然而他们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结构化的组织，农民工在目前看来尚是一群乌合之众，因而农民工无法展开统一的政治行动、达成共同的政治目标。
关键词：农民工；公民文化；他者
一、农民工：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他者”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产生与我国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特定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我国是一个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农民一般具有重土难迁的特点，若非战争、瘟疫、自然灾害或行政命令强制等原因，一般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农民工是一个特指的概念，但它又是一个不太容易界定的概念。从字面理解农民工就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或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然而在现实中，这一概念的所指（或外延）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在我国，工人也是一个外延比较丰富的词汇。农民工的产生与新中国产生之后的“农-城”二元户籍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建国以来，所有生活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户籍登记为农业户口的人属于农民，所有生活在城市（部分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户籍登记为城镇户口的人都往往被认为工人；农民工是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未改变农业户口性质的人，到东南地区城市求生存求发展的青年农民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
农民工及其大规模的流动现象发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国开始了气势恢弘的社会变革，经济体制变革、工业化进程迅猛提速、农业现代化的逐渐普及、城乡发展机会存在很大差异、人口流动限制政策宽松化、农民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这些客观与主观因素共同促生了农民工这一“特异群体”。曹明贵撰文比较全面讨论了农民工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这为我们认识农民共这一群体的公民文化特点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启发。
从社会学到政治学，再到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往往把农民工界定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深刻认识和研究我国农民工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农民工是来自于遥远的农村社会客居现代城市的“他者”，虽然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杂居共处在现代文明社会，他们甚至和其他城市居民从事相同的工作，然而，无论是社会生活领域还是学术领域，农民工却被当成与不同于城市居民的外来的“他者”，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业已将这一个缺乏结构化的群体看成一个具有共同特点的另类组织来加以研究。受建国以来对流动人口的消极态度的影响，早期的研究者将农民工看成了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的一类群体，通过对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等分析，来论证农民工是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稳定、破坏成分是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类研究的态度类似于人类学对非西方社会研究的态度。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影响的不断强化，在学术研究领域，理性和宽容不断抢占感性与偏见的地盘，对农民工的研究也渐渐出现了一些转型：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渐渐取代了对他们的责备与不满，农民工在城市中“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不断受到关注，农民工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价值不断获得了认可。
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期所形成的一个尤其不能忽视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极其有限，这导致了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公民地位十分尴尬，他们一方面是共共和国的公民，享受宪法及其他一些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所规定的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的公民权保障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农民工的公民意识相对薄弱，参与积极性不高，在他们流连颠沛的城市生活中，在维权及其他一些方面，他们往往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二、农民工的政治生活
大多数农民工过着候鸟般的生活，他们随着农业经济生活闲忙规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移；有的农民工已经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长期在城市徜徉逗留不归。农民工的政治生活被遥遥相隔的农村和城市空间所撕裂，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当尴尬，很多农民工既无法参与城市政治生活，也无法参与到家乡的政治生活：在他们滞留的社区或城市，他们处于政治生活圈子之外，他们根本无法融入也不会被融入到城市的政治生活；他们大部分时间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农村社区的政治生活也与他们渐行渐远。农民工处于城市体制的边缘，他们无法享受到同市民相同的国民待遇；农民工处于农村体制的外缘，他们基本甚至大部分放弃了农村的、本来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
人类学关注与劳动力迁移相伴而生的“流亡”和“难民”。流亡被当作一种仪式，其中通过暴力的分离手段从一个家园社区中感触跌跌撞撞的流亡者，让他们进入一个限定的区域（例如难民帐篷），只有通过一个相应的重新融合的仪式才能获得新的身份。[]我国的农民工当然不是流亡者或难民，但他们在城市里虽然不是在那民营落脚，他们很少能生活都市繁华区，他们是比较落后的环境中生存，比如棚户区和待开发的都市村庄。尽管他们也经受了一番生活的洗礼，然而他们想获得一个新身份却十分困难，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断了农民工成为城市人的梦幻。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影响生成的社会结构将农民和农民工固化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这一职业身份所富含的一种底层的职业和传统落后的经济生活形式、卑微的政治与社会身份，社会一度将农民工视为为“城市边缘人”、“两栖人”、“沉默的大多数”，甚至会被贴上打破城市生活安全隐患的标签，这些称谓无不体现了农民工的尴尬处境。
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可以相对轻松地跨越社区的地域边界，然而他们却很难跨越农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壁垒。他们在城市里过着与城里人不太一样的生活，在城市，他们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同。由于农民工来自于不同地域，在同一城市或社区里，除了先赋的农民身份和自致的农民工身份这一共同点之外，他们之间缺乏文化及其他的联系纽带，这使得农民工很难结成一个共同的联盟来实现政治利益的诉求。尽管农民工人口众多，然而他们根本谈不上是一个结构化的组织，农民工在目前看来尚是一群乌合之众，因而农民工无法展开统一的政治行动、达成共同的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