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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孤陋寡闻，笔者以前只知道余英时在《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中罔顾事实地说郭沫若抄袭了钱穆。11月23日经人指点，看了网上的一篇《问题文豪郭沫若：删减史料 涉嫌剽窃》（署名“走刀口”），才知道世界上还流传着关于郭沫若的三种抄袭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抄袭了考古学家邹衡的讲义、郭沫若研究管子的文章抄袭了马非百的《管子轻重篇新诠》、郭沫若上世纪50年代将一位考古学者的两篇文章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这三种说法如果确属事实，那么完全可以说郭沫若是一个欺世盗名之徒。不过，看完这些文字，笔者感到惊讶的是，“走刀口”怎么能够在明知是片面之词的情况下还断定这是郭沫若的“白璧微瑕”：“以上三个案例中，郭沫若是否抄袭都是由当事人的一方叙述，因此不能断定郭沫若就真的抄袭，但这三件事都有共同背景，即建国后郭沫若成为学术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人物，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指责都导向他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无法证明郭沫若是否真有抄袭，但若说其‘白璧微瑕’，显然不为过。”“走刀口”的文章尽管“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该说法却涉及到郭沫若的人格，而人格问题无小事啊！我们能够以如此随便的态度对待他人的人格吗？
在这篇文章中，“走刀口”还指责郭沫若“删减史料以此证明崇祯帝‘沽名钓誉’”。我们来看看他自己是如何对待史料的：“余英时质疑郭沫若抄袭钱穆是学术界的一段公案，各方说法不一，质疑者言之凿凿，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污蔑贤者，此段学术公案按下不表。在目前公开的新闻及出版物之外，至少还有三段关于郭沫若涉嫌抄袭的事例。”关于余英时质疑郭沫若抄袭钱穆这桩公案，看看《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耿清珩、翟清福）、《谈谈稷下学史料与研究——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孙开泰）、《〈十批判书〉真的抄袭了〈先秦诸子系年〉？──评余英时的〈互校记〉》（翟清福）、《郭沫若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的创见——兼驳梁漱溟、余英时先生》（方述鑫）、《郭沫若的老子考——兼驳抄袭之说》（叶桂生）、《关于郭沬若“抄袭”说与“焚书”说》（翟清福）、《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方舟子）等文章便可知道，该说法纯属无中生有。对此，“走刀口”却“按下不表”，由此给人的感觉是该抄袭说还没有定论，却详细叙述明知是“由当事人的一方叙述”的三种抄袭说，如此取舍，难道不是典型的“删减史料”吗？
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走刀口不可能不知道。知道了还要这样做，只能说明他别有目的。事实表明，现在一些人攻击郭沫若大致有这样两个目的（客观公正地批判的人不在此列）：借攻击声名卓著的郭沫若抬高自己、借攻击人们关注的郭沫若以引起他人注意。在笔者看来，“走刀口”的主要目的是后者。看看转载的网站数，再看看网页上成千上万的点击数、以赞同为主的成百上千的留言，可以知道“走刀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这是在诋毁他人人格基础上达到的啊！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吗？为了虚名微利，不惜以自己的人格为代价，这种买卖实在太不划算了。所以，笔者奉劝一下那些以诋毁他人人格而达到任何目的的人，此办法行不通，结果只会两败俱伤。尽管“走刀口”很可能是一个笔名，人们不知道该人到底是谁，但是这种用笔名诋毁他人人格的人难道不显得更卑下一些吗？同时也奉劝一下那些赞同该文观点的人，由于该文的缺陷太过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还表示赞同，只能说明自己是非不分。
由于笔者并非搞历史、考古研究的，并且之前对三种抄袭说闻所未闻，所以一时无法对它们是否属实做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还仓促行文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笔者对“走刀口”的做法感到遗憾：在明知是片面之词的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它们进行考证，而不是加以传说并演绎出结论，然后用“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的托词企图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不但“走刀口”不应该这样做，任何一个严谨的学者都不应该这样做。其次，笔者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感到遗憾：这三种抄袭说分别出自《新京报》2005年7月19日（“走刀口”未写文章题目，故笔者一时查不到该文作者）、《马非百与郭沫若》（吴营洲作，原载《湘声报》2009月1月2日，后被《经典杂文（下半月刊）》2010第12期、《法制博览》2010年第24期全文转载，又全文收入向继东选编的《2009年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我与中国》（罗斯·特里尔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意味着它们都已经在世上流传多年了，却没有一个研究者对它们进行考证。如果证明抄袭说属实，那么就应该承认这是郭沫若人生的一个污点；如果证明是谎言，那么就应该承认是邹衡、马非百等人人生的一个污点——如果是相关作者编造的谎言则是相关作者人生的一个污点。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对它们进行考证，致使片面之词在世上流传，这不能不说是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失职。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面对片面之词的正确做法是考证，如果暂时无法考证，则存疑以待将来或者来者，等找到有说服力的史料后再来证实或者证伪；作为一个明辨是非的普通人，面对片面之词的正确做法是怀疑，并且不传说，在有人传说时指出该说法为片面之词。只有这样，片面之词才有可能不传来传去。
（作者为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