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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报告提出的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九方面的部署，都围绕着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正在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其内涵要义和实现途径，专家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
文/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高质量增长成为热门词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制造2025、环保风暴等政策频出，高质量增长已经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强调高质量增长意味着当前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尽如人意。那么哪些地方不尽如人意呢？首先，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资金、劳动力、环境资源等，要增加这些要素的投入，就要抑制要素的价格，扭曲的要素价格是中国今天诸多乱象的根源。如中国资金的价格长期维持在低位，导致对资金过度需求，为防止通胀，货币政策不得不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限制供给，有限的供给和无限的需求，民企的融资需求自然会被排斥，这些需求在民间资金市场上投放，产生了融资的二元体制；过度依赖投资，使得中国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居高不下，投资回报率不断趋低，这是过去数年资金密集型的企业产能过剩的根源。
为保证增长，劳动力的价格被抑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保持低位，这进一步抑制了消费的规模，使得经济无法向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变。环境污染是更为直观的感受，空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接连预警，雾霾锁城，水体污染超标，大米含铬，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地步了。重大工业项目的环保与生产安全威胁，也让居民比较警惕，如本地居民反对在居民区附近建设PX工厂、垃圾处理站、加油站等。
其次，居民从吃饱、穿暖转向吃好穿好，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还处于低端行列，无法满足居民的消费多元化、消费升级的需要。例如中国目前粮食进口量超过总消费的10%，其中很大比例是中国无法生产的高品质粮食，海淘、品牌导向也是如此，近些年专车对出租车的替代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另外，中国企业也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大企业多，但强企业、名企业不多，中国的企业尽管在国内赚得盘满钵满，但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出海占领国际市场。
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会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产品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到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化；三是经济增长更强调平衡与和谐，增长的同时不污染环境，增长能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条件。
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中央政府主要也在上述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推行中国制造2025、鼓励创新创业、强调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对新兴产业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二是严厉削减落后产能，通过环保风暴等手段强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退出市场，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例如在北方14省的农村和部分城市推动冬天取暖由煤炭改为天然气；三是调整经济增长中不均衡的部分，抑制过高的房价，促进租赁房市场的发展，让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加快升级。
以去产能为例，从常识出发，商品都是稀缺的，只要价格足够低，总能找到买家，不存在过剩的供给。钢铁产量虽然多，但如果像沙石一样便宜，我们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建筑的钢铁比例，很容易消化现有的钢铁产能。所谓的产能过剩是指给定利润或不亏损的情况下，钢铁厂商生产的钢铁超过了需求。说到底，还是钢厂的效率太低，生产成本过高或者产品没特色。
去产能，意味着通过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化解落后产能。行业去产能也不代表所有的企业都要去产能，甚至必然会出现绩优企业在扩张产能，市场份额增加，继而提高全行业的生产效率。被淘汰企业的劳动力在再就业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提高自身技能或转型，完成人力资本的升级以适应新环境。
中国现实中的去产能并非如此。行政命令成为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的主要动力，经常出现所有企业不区分经营绩效，产能全部降低同样的百分比，自然也不再允许企业新增产能。板子一齐挨、好孩子坏孩子一视同仁的后果就是优质企业无法胜出，有些地区还出现大企业兼并小企业、国企兼并民企、国企不减产能让民企减的错误做法。这与市场化去产能、提升效率的目标相距甚远。当市场不是去产能唯一的准则时，去产能结果就会偏离提升效率的方向，这样的去产能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以此驱动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高质量的。
提高环保标准并严格执法在治理环境污染的同时，也成为去产能的工具。优美的环境自然是所有人的偏好，PM2.5越低越好、污水排放越少越好。问题是环境治理是有成本的，给定技术水平和人口密度，环保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越环保，经济增长越慢，以此连带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人们需要在清洁环境和高收入、高福利之间做权衡，显然，环保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事实上，短期内治霾、治污更多是零和博弈，要蓝天，城市里的取暖成本就要上涨，重排放的机动车就要被限制，在温暖和蓝天的取舍上，农村以及东三省的老工业城市很容易就会选择温暖。对现实状况的忽视，使得2017年末冬天展开的煤改气出现了工作纰漏，我们也将看到，同样热值的天然气成本远远高于煤炭，这些成本要么由老百姓承担，要么由财政承担。当地的人均生活水平是否已经到了可以消费天然气的阶段了，同样的资金，居民更愿意花在天然气上以获得蓝天，还是养老金、饮食或衣服上，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没有将有限的资金恰当地分配给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而仅着力于环保一项，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这样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显然也没办法高起来。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较快的工资上涨的趋势，企业的用工成本越来越高，部分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已经有很强的意愿去增加资本投入到机器人等方面，推进“机器”换人。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好事，工资上升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此带来的机器换人是产业升级的表现。
但据中国法制研究中心主任陆铭等人的研究，工资的上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劳动报酬增加，这样的工资上升是健康的，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不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另一种上升是以房价上涨或城市人口规模管制驱动的生活成本上涨，继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部分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倒逼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同步增加。这样的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偏离了中国劳动力供给仍然比较丰富的现实，让中国提前进入机器换人、产业升级的进程，极大地损害了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前景，不利于中国的城市化，最终会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回过头来看，什么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长期跟踪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西北大学的任保平教授提出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基本命题，包括稳定持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降低资源环境和生态成本，福利分配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由此我们可知，高质量增长并非一味地追求环保、并非简单的产业升级、并非要摒弃要素的投入，关键要把握合适的“度”，这个“度”取决于人的偏好、消费习惯，很难洞察也无法事先知道。
判斷“度”所在的位置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价格发挥作用，这首先要解释现有体制对要素价格的扭曲，让消费者可以决定环境污染的边界（权衡污染的成本与增长的收益），让市场去淘汰落后产能，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价格可以真实地反映需求与稀缺，这样的机制得到的经济增长必然是高质量的。
高质量增长的质量是什么
文/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高质量增长成为热门词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制造2025、环保风暴等政策频出，高质量增长已经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何为高质量增长
强调高质量增长意味着当前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尽如人意。那么哪些地方不尽如人意呢？首先，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资金、劳动力、环境资源等，要增加这些要素的投入，就要抑制要素的价格，扭曲的要素价格是中国今天诸多乱象的根源。如中国资金的价格长期维持在低位，导致对资金过度需求，为防止通胀，货币政策不得不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限制供给，有限的供给和无限的需求，民企的融资需求自然会被排斥，这些需求在民间资金市场上投放，产生了融资的二元体制；过度依赖投资，使得中国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居高不下，投资回报率不断趋低，这是过去数年资金密集型的企业产能过剩的根源。
为保证增长，劳动力的价格被抑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保持低位，这进一步抑制了消费的规模，使得经济无法向消费驱动的方向转变。环境污染是更为直观的感受，空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接连预警，雾霾锁城，水体污染超标，大米含铬，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健康与生活质量，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地步了。重大工业项目的环保与生产安全威胁，也让居民比较警惕，如本地居民反对在居民区附近建设PX工厂、垃圾处理站、加油站等。
其次，居民从吃饱、穿暖转向吃好穿好，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还处于低端行列，无法满足居民的消费多元化、消费升级的需要。例如中国目前粮食进口量超过总消费的10%，其中很大比例是中国无法生产的高品质粮食，海淘、品牌导向也是如此，近些年专车对出租车的替代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另外，中国企业也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大企业多，但强企业、名企业不多，中国的企业尽管在国内赚得盘满钵满，但只有很少的企业能出海占领国际市场。
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就会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产品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到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化；三是经济增长更强调平衡与和谐，增长的同时不污染环境，增长能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条件。
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中央政府主要也在上述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推行中国制造2025、鼓励创新创业、强调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对新兴产业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二是严厉削减落后产能，通过环保风暴等手段强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退出市场，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例如在北方14省的农村和部分城市推动冬天取暖由煤炭改为天然气；三是调整经济增长中不均衡的部分，抑制过高的房价，促进租赁房市场的发展，让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加快升级。
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道路是曲折的
以去产能为例，从常识出发，商品都是稀缺的，只要价格足够低，总能找到买家，不存在过剩的供给。钢铁产量虽然多，但如果像沙石一样便宜，我们可以提高单位面积建筑的钢铁比例，很容易消化现有的钢铁产能。所谓的产能过剩是指给定利润或不亏损的情况下，钢铁厂商生产的钢铁超过了需求。说到底，还是钢厂的效率太低，生产成本过高或者产品没特色。
去产能，意味着通过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企业，化解落后产能。行业去产能也不代表所有的企业都要去产能，甚至必然会出现绩优企业在扩张产能，市场份额增加，继而提高全行业的生产效率。被淘汰企业的劳动力在再就业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提高自身技能或转型，完成人力资本的升级以适应新环境。
中国现实中的去产能并非如此。行政命令成为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的主要动力，经常出现所有企业不区分经营绩效，产能全部降低同样的百分比，自然也不再允许企业新增产能。板子一齐挨、好孩子坏孩子一视同仁的后果就是优质企业无法胜出，有些地区还出现大企业兼并小企业、国企兼并民企、国企不减产能让民企减的错误做法。这与市场化去产能、提升效率的目标相距甚远。当市场不是去产能唯一的准则时，去产能结果就会偏离提升效率的方向，这样的去产能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以此驱动的经济增长并不是高质量的。
提高环保标准并严格执法在治理环境污染的同时，也成为去产能的工具。优美的环境自然是所有人的偏好，PM2.5越低越好、污水排放越少越好。问题是环境治理是有成本的，给定技术水平和人口密度，环保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越环保，经济增长越慢，以此连带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人们需要在清洁环境和高收入、高福利之间做权衡，显然，环保标准并非越高越好。
事实上，短期内治霾、治污更多是零和博弈，要蓝天，城市里的取暖成本就要上涨，重排放的机动车就要被限制，在温暖和蓝天的取舍上，农村以及东三省的老工业城市很容易就会选择温暖。对现实状况的忽视，使得2017年末冬天展开的煤改气出现了工作纰漏，我们也将看到，同样热值的天然气成本远远高于煤炭，这些成本要么由老百姓承担，要么由财政承担。当地的人均生活水平是否已经到了可以消费天然气的阶段了，同样的资金，居民更愿意花在天然气上以获得蓝天，还是养老金、饮食或衣服上，这些都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没有将有限的资金恰当地分配给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而仅着力于环保一项，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福利损失，这样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显然也没办法高起来。
工资上涨的两面性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较快的工资上涨的趋势，企业的用工成本越来越高，部分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已经有很强的意愿去增加资本投入到机器人等方面，推进“机器”换人。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好事，工资上升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此带来的机器换人是产业升级的表现。
但据中国法制研究中心主任陆铭等人的研究，工资的上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劳动报酬增加，这样的工资上升是健康的，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不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另一种上升是以房价上涨或城市人口规模管制驱动的生活成本上涨，继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部分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倒逼工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同步增加。这样的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偏离了中国劳动力供给仍然比较丰富的现实，让中国提前进入机器换人、产业升级的进程，极大地损害了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前景，不利于中国的城市化，最终会损害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回过头来看，什么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长期跟踪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的西北大学的任保平教授提出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基本命题，包括稳定持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降低资源环境和生态成本，福利分配可以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由此我们可知，高质量增长并非一味地追求环保、并非简单的产业升级、并非要摒弃要素的投入，关键要把握合适的“度”，这个“度”取决于人的偏好、消费习惯，很难洞察也无法事先知道。
判斷“度”所在的位置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价格发挥作用，这首先要解释现有体制对要素价格的扭曲，让消费者可以决定环境污染的边界（权衡污染的成本与增长的收益），让市场去淘汰落后产能，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价格可以真实地反映需求与稀缺，这样的机制得到的经济增长必然是高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