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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颐和园旁边的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之所以加上“颐和园旁边的”，既有炫耀母校地理位置独一无二之意，也是与北京大学或人民大学等高校的国际关系学院区分。其实，我们那代人更喜欢说位于大有庄或坡上村的国关，其中故事，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是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高考前，才知道母校之名。来招生面试的国关老师介绍说，“国关好啊，夏天颐和园游泳，冬天圆明园滑冰”。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来了，一气儿呆了将近八年，虽然游泳和滑冰都没学会，但与校名中的关键词“国际关系”结了深缘。《世界知识》也是在国关期间开读的。
直奔中年，总得为母校做些事情。有一次给新入学的国关研究生们做开学教育演讲，获得学校赠送的两件T－shirt，印着国关“精品硕士”的标记。由此，开启带研究生之旅。截至目前，已毕业三批。
第一批学生只有一个，陈生。他在电话里说，“老师，我只比你小一岁”。一听就知道他经历丰富。我一向佩服从中专一路考上来的研究生。他们与应届生的不同之处在于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吃苦，会合理安排学习生涯。陈生的勤奋和自觉，弥补了我经验的不足。做论文时，我鼓励他做点与家乡福建有关的研究，尤其是国际视野中的海西建设。他做成了，我希望他能学以致用。
第二批学生迅速膨胀，算是3 2 1。国关的三个，曹生、王生、田生；中国传媒大学的两个，陈生和张生；以及北大的一个胡生。胡生为我的“好为人师”做了两大贡献。首先，她是北大潘教授的弟子，她对缅甸问题兴趣很大，潘老师推荐我指导。胡生戏称在北大的师门是“潘家园”，我说咱们就叫“大宅门”吧。其次，她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亲自到缅北实地调研，这在研究生中极少见。国关和传媒的五位学生形成学习小组，集中做澳大利亚方向的毕业论文。期间，我们下了不少力气。我也动用了自己多年经营的学术网络，让他们有机会与澳大利亚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外交官等接触并请教。
曹生研究了澳大利亚参加地区合作的认同问题，几乎是一遍写成，显示了很好的学术功底。他现在在一家国家级媒体的报社做国际评论，有声有色。王生是国内最早全面回顾陆克文在总理任内对华关系的人。田生创造性地运用苏珊·斯特兰奇的理论研究了中澳关系中的资源瓶颈问题。陈生选择了澳大利亚的战略思想家休·怀特对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期间得到休·怀特本人及其弟子的帮助。张生则非常现实地研究了中澳自贸谈判的困境和出路。这是我的一次尝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由于我国澳大利亚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毕业答辩时想凑齐五个答辩委员都不太容易。感谢他们为澳大利亚研究所做的贡献——五篇实实在在、具有开创性的硕士论文。
第三批学生是4 1。4是周生、苏生、王生和刘生（女），1是刘生（男）。总结经验教训，借鉴他山之石，我们继续摸索集体学习和因人而异的培养模式。这个学习小组异常勇敢精进，选择研究当前中国参与东亚合作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政策困境和理论问题，在规定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答辩委员会和校方的肯定。周生剖析了中国与东盟的政经互动关系问题，尝试破解“以经促政”之惑。苏生创制了一个综合评估体系，用以解决中国参与亚太范围内不同地区合作机制的次序问题。王生用系统科学总结出中国与东盟交往的“以一对多”和“以多对一”的模型。刘生（女）另辟蹊径，剖析了各方对东亚合作主导权的认知差异问题，她还是大宅门第一个考上博士的。刘生（男）的导师出国在外，我接手指导他完成论文通过答辩。总的来看，他们的思维和学术训练，时间安排和运用，论文的把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初步总结带研究生的心得，与初为人师的朋友分享：第一，无贵贱。学生不论是来自知名学府，还是一般大学，素质都很好。只要师生配合好，假以时日，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带研究生应该是有系统、成体系地把他们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做研究”的意识激发出来，方法训练出来，效果打磨出来。第二，巧规划。多数研究生是两年学制，期间要完成学业、论文、实习、考公务员、找工作、考博士等，就怕诸事混杂，理不清头绪，啥事都干不好。如果能提前把论文做好是不错的选择。
每批大宅门的学生毕业时，我都希望能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但每次都事与愿违。作为补偿，借《世界知识》的宝地，祝福他们。
直奔中年，总得为母校做些事情。有一次给新入学的国关研究生们做开学教育演讲，获得学校赠送的两件T－shirt，印着国关“精品硕士”的标记。由此，开启带研究生之旅。截至目前，已毕业三批。
第一批学生只有一个，陈生。他在电话里说，“老师，我只比你小一岁”。一听就知道他经历丰富。我一向佩服从中专一路考上来的研究生。他们与应届生的不同之处在于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吃苦，会合理安排学习生涯。陈生的勤奋和自觉，弥补了我经验的不足。做论文时，我鼓励他做点与家乡福建有关的研究，尤其是国际视野中的海西建设。他做成了，我希望他能学以致用。
第二批学生迅速膨胀，算是3 2 1。国关的三个，曹生、王生、田生；中国传媒大学的两个，陈生和张生；以及北大的一个胡生。胡生为我的“好为人师”做了两大贡献。首先，她是北大潘教授的弟子，她对缅甸问题兴趣很大，潘老师推荐我指导。胡生戏称在北大的师门是“潘家园”，我说咱们就叫“大宅门”吧。其次，她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亲自到缅北实地调研，这在研究生中极少见。国关和传媒的五位学生形成学习小组，集中做澳大利亚方向的毕业论文。期间，我们下了不少力气。我也动用了自己多年经营的学术网络，让他们有机会与澳大利亚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外交官等接触并请教。
曹生研究了澳大利亚参加地区合作的认同问题，几乎是一遍写成，显示了很好的学术功底。他现在在一家国家级媒体的报社做国际评论，有声有色。王生是国内最早全面回顾陆克文在总理任内对华关系的人。田生创造性地运用苏珊·斯特兰奇的理论研究了中澳关系中的资源瓶颈问题。陈生选择了澳大利亚的战略思想家休·怀特对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期间得到休·怀特本人及其弟子的帮助。张生则非常现实地研究了中澳自贸谈判的困境和出路。这是我的一次尝试，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由于我国澳大利亚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毕业答辩时想凑齐五个答辩委员都不太容易。感谢他们为澳大利亚研究所做的贡献——五篇实实在在、具有开创性的硕士论文。
第三批学生是4 1。4是周生、苏生、王生和刘生（女），1是刘生（男）。总结经验教训，借鉴他山之石，我们继续摸索集体学习和因人而异的培养模式。这个学习小组异常勇敢精进，选择研究当前中国参与东亚合作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政策困境和理论问题，在规定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答辩委员会和校方的肯定。周生剖析了中国与东盟的政经互动关系问题，尝试破解“以经促政”之惑。苏生创制了一个综合评估体系，用以解决中国参与亚太范围内不同地区合作机制的次序问题。王生用系统科学总结出中国与东盟交往的“以一对多”和“以多对一”的模型。刘生（女）另辟蹊径，剖析了各方对东亚合作主导权的认知差异问题，她还是大宅门第一个考上博士的。刘生（男）的导师出国在外，我接手指导他完成论文通过答辩。总的来看，他们的思维和学术训练，时间安排和运用，论文的把握和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初步总结带研究生的心得，与初为人师的朋友分享：第一，无贵贱。学生不论是来自知名学府，还是一般大学，素质都很好。只要师生配合好，假以时日，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带研究生应该是有系统、成体系地把他们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做研究”的意识激发出来，方法训练出来，效果打磨出来。第二，巧规划。多数研究生是两年学制，期间要完成学业、论文、实习、考公务员、找工作、考博士等，就怕诸事混杂，理不清头绪，啥事都干不好。如果能提前把论文做好是不错的选择。
每批大宅门的学生毕业时，我都希望能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但每次都事与愿违。作为补偿，借《世界知识》的宝地，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