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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少康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顾易生先生的《苏轼的文艺思想》在苏轼风格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本文认为张少康先生的相关论证有待完善。
关键词 苏轼 风格论
张少康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明确指出“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是苏轼诗歌风格论中的更高境界。但之前顾易生先生的《苏轼的文艺思想》却认为：“苏轼主要还是企图吸取另一种艺术手法来补充这一种手法的不足，并不是转为尚司空图而丢弃李、杜。”
张先生首先以苏轼《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中关于“望”、“见”二字的评价入手，得出“苏轼懂得意境必须在具体描写之外，给人无穷的联想”的结论。又以此结论反观《书黄子思诗集后》，认为苏轼推崇司空图“味外之旨”是其重视意境的美学思想的产物。张先生并没有提出苏轼风格论的层次性，只是说明了苏轼意识到有意境的诗歌是好的。
接下来，张先生提出“苏轼十分推崇艺术意境的‘象外之景’、‘言外之意’”的观点。关于苏轼推崇“景生象外”，他举出苏轼进行绘画艺术批评的两个例子：
他在比较王维和吴道子的绘画时，认为王维之所以超出吴道子，就是因为王维更富有象外之趣。
他在《题文与可墨竹》中赞扬文与可道：“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
《东坡文谈录》记载苏轼曾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无言之言，无声之音，无画之画，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苏轼特别欣赏陶渊明的无弦琴之妙用，能借它寄托难以言喻的无限情意。
最后张先生指出：苏轼“在艺术意境的创造上，发挥了梅尧臣的平淡论”，并认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更高的境界”。张先生在苏轼意境论上用力极深，在横向上关注到诗论、书论、画论、文论等多个方面，并且在纵向上为苏轼意境论找到了可靠的理论谱系。但似乎仍有几处有待商榷：
其一，张先生首先以苏轼重意境的观点，先入为主地观照《与黄子思论诗书》，以至于忽视了其中若干重要信息。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的确表明了其重视“味外之旨”的观点，但是细细玩味这段文字，苏轼却丝毫没有孰轻孰重的价值判断。苏轼先概说书法风格发展的情况，接着他说“至于诗亦然”，笔峰一转，开始谈诗歌风格发展的情况——采取是以书喻诗的评论模式。颜柳书法流行导致“钟、王之法益微”的現象，在苏轼看来，可以清晰地对应为李杜诗风流行导致“古今诗人尽废”的现象。不管是在书法领域还是诗歌领域，这种独尊现象的出现，在苏轼看来是不合理的，因此《与黄子思书》字里行间流露出遗憾和不满的情绪。《答张文潜书》中有言：“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苏轼在《与黄子思论诗书》中反映出的反对李杜、颜柳独尊的态度，正与其反对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态度相一致。
其二，张先生举苏轼论画的例子来佐证苏轼重视“象外之象”的观点，其中尤以《王维吴道子画》为力证。但看苏轼的另一篇美术评论《书吴道子画后》：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接着他盛赞吴道子的画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馀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照张先生的说法，苏轼既认为王维比吴道子高明，又说吴道子是古今一人，岂不是自相矛盾？
那怎么理解苏轼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呢？苏轼《书吴道子画后》站在“知者创物”的高度，纵观三代历汉至唐的文化现象，把画中吴道子与诗中杜甫、文中韩愈、书中颜真卿放在同样崇高的地位，这与苏轼文论、诗论中的观点都是相契合的。《书黄子思诗集后》论诗尊陶，其原因不在于陶确实高于李杜，而在于苏轼不满于世人推尊李杜，长期忽视陶渊明、柳宗元为代表的淡泊风格。苏轼之所以推崇王维的画，也可能是出于对有唐以来吴风独尊现象的拨正，不一定就认为王维高出吴道子一筹。
事实上，吴道子在唐以至北宋的画坛上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唐朝名画录》载，在神、妙、能、逸四品的品第中，吴道子是“神品”上的唯一，而王维列入“妙品”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称吴道子为“画圣”，至宋其地位仍无人比肩。《宣和画谱》更将吴道子神化：“画至于吴道玄，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驴于僧房，一夕而闻有踏藉破迸之声。僧繇画龙点睛，则闻雷电破壁飞去；道子画龙则鳞甲飞动，每天雨则烟雾生。”所以，苏轼说“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也可以是他对王维写意画风的发现，并不一定就是“抑吴扬王”。
其三，张先生引《东坡文谈录》中“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的句子证明苏轼更推崇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境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元陈秀民编。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初官武冈城步巡检，擢知常熟州。后为张士诚参军，历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是编杂采诸家评论苏文之语，大抵诸书所习见。又秀民既别有《东坡诗话录》，而此编又滥及於诗，为例亦复不纯。”陈秀民的《东坡文谈录》与苏轼的年代相去甚远，编纂又甚杂，怎么能以此为证而言之凿凿呢？
综上，我认为张先生此文在有意无意之间，过分地重视苏轼对“平淡”诗风的态度，其“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这是更高的境界”的论断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文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曾枣庄.三苏文艺思想[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苏轼 风格论
张少康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明确指出“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是苏轼诗歌风格论中的更高境界。但之前顾易生先生的《苏轼的文艺思想》却认为：“苏轼主要还是企图吸取另一种艺术手法来补充这一种手法的不足，并不是转为尚司空图而丢弃李、杜。”
张先生首先以苏轼《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中关于“望”、“见”二字的评价入手，得出“苏轼懂得意境必须在具体描写之外，给人无穷的联想”的结论。又以此结论反观《书黄子思诗集后》，认为苏轼推崇司空图“味外之旨”是其重视意境的美学思想的产物。张先生并没有提出苏轼风格论的层次性，只是说明了苏轼意识到有意境的诗歌是好的。
接下来，张先生提出“苏轼十分推崇艺术意境的‘象外之景’、‘言外之意’”的观点。关于苏轼推崇“景生象外”，他举出苏轼进行绘画艺术批评的两个例子：
他在比较王维和吴道子的绘画时，认为王维之所以超出吴道子，就是因为王维更富有象外之趣。
他在《题文与可墨竹》中赞扬文与可道：“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时时出木石，荒怪轶象外。”
《东坡文谈录》记载苏轼曾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无言之言，无声之音，无画之画，才是最高的境界。所以苏轼特别欣赏陶渊明的无弦琴之妙用，能借它寄托难以言喻的无限情意。
最后张先生指出：苏轼“在艺术意境的创造上，发挥了梅尧臣的平淡论”，并认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是更高的境界”。张先生在苏轼意境论上用力极深，在横向上关注到诗论、书论、画论、文论等多个方面，并且在纵向上为苏轼意境论找到了可靠的理论谱系。但似乎仍有几处有待商榷：
其一，张先生首先以苏轼重意境的观点，先入为主地观照《与黄子思论诗书》，以至于忽视了其中若干重要信息。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的确表明了其重视“味外之旨”的观点，但是细细玩味这段文字，苏轼却丝毫没有孰轻孰重的价值判断。苏轼先概说书法风格发展的情况，接着他说“至于诗亦然”，笔峰一转，开始谈诗歌风格发展的情况——采取是以书喻诗的评论模式。颜柳书法流行导致“钟、王之法益微”的現象，在苏轼看来，可以清晰地对应为李杜诗风流行导致“古今诗人尽废”的现象。不管是在书法领域还是诗歌领域，这种独尊现象的出现，在苏轼看来是不合理的，因此《与黄子思书》字里行间流露出遗憾和不满的情绪。《答张文潜书》中有言：“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苏轼在《与黄子思论诗书》中反映出的反对李杜、颜柳独尊的态度，正与其反对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态度相一致。
其二，张先生举苏轼论画的例子来佐证苏轼重视“象外之象”的观点，其中尤以《王维吴道子画》为力证。但看苏轼的另一篇美术评论《书吴道子画后》：
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接着他盛赞吴道子的画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馀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照张先生的说法，苏轼既认为王维比吴道子高明，又说吴道子是古今一人，岂不是自相矛盾？
那怎么理解苏轼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呢？苏轼《书吴道子画后》站在“知者创物”的高度，纵观三代历汉至唐的文化现象，把画中吴道子与诗中杜甫、文中韩愈、书中颜真卿放在同样崇高的地位，这与苏轼文论、诗论中的观点都是相契合的。《书黄子思诗集后》论诗尊陶，其原因不在于陶确实高于李杜，而在于苏轼不满于世人推尊李杜，长期忽视陶渊明、柳宗元为代表的淡泊风格。苏轼之所以推崇王维的画，也可能是出于对有唐以来吴风独尊现象的拨正，不一定就认为王维高出吴道子一筹。
事实上，吴道子在唐以至北宋的画坛上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唐朝名画录》载，在神、妙、能、逸四品的品第中，吴道子是“神品”上的唯一，而王维列入“妙品”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称吴道子为“画圣”，至宋其地位仍无人比肩。《宣和画谱》更将吴道子神化：“画至于吴道玄，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驴于僧房，一夕而闻有踏藉破迸之声。僧繇画龙点睛，则闻雷电破壁飞去；道子画龙则鳞甲飞动，每天雨则烟雾生。”所以，苏轼说“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也可以是他对王维写意画风的发现，并不一定就是“抑吴扬王”。
其三，张先生引《东坡文谈录》中“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的句子证明苏轼更推崇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境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元陈秀民编。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初官武冈城步巡检，擢知常熟州。后为张士诚参军，历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是编杂采诸家评论苏文之语，大抵诸书所习见。又秀民既别有《东坡诗话录》，而此编又滥及於诗，为例亦复不纯。”陈秀民的《东坡文谈录》与苏轼的年代相去甚远，编纂又甚杂，怎么能以此为证而言之凿凿呢？
综上，我认为张先生此文在有意无意之间，过分地重视苏轼对“平淡”诗风的态度，其“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这是更高的境界”的论断有待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文集[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曾枣庄.三苏文艺思想[M].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