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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代经济发展曾持续了一段空前的繁荣，那时货币就出现过数量不足、结构不适的征兆，物价大幅下跌，“钱荒”频频发生。货币供给不足导致了唐末到五代货币经济的倒退，实物经济大为增加。直到北宋初期的几十年，实物经济还盛行。宋代以来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尽管在宋代每年所铸的钱币平均高出盛唐时铸币最多的年份20多倍，人均持币量也高出10多倍，据估计宋代货币经济最活跃时，市场流通量达2.56亿贯（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但仍然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物价至贱”。
一、“钱荒”问题的产生原因
1.商业贸易发展
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推动下，商业贸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乡村有定期的集市，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突破坊与市的界限，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海外贸易大规模展开。中国的纺织品、瓷器、茶叶等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地。有人把宋代的商业贸易繁荣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纷繁复杂的货币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商品经济对货币既有量的增加，又有交易工具创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变得比以往更为急迫和重要。
2.税制改革
中国古代税制改革中有一个核心内容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变革。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中唐的两税法；宋代的青苗法、免役法；明朝的一条鞭法，都有租税货币化的内容。尽管每次改革都会遇到挫折，总的趋势是一次比一次把货币税往前推进。同时，也是货币经济不断推进的过程。纵观历史，许多次“钱荒”都是与税制改革有直接相关，而且货币化程度越高，货币供求失衡的程度也越重，越是到后期，矛盾越是尖锐突出。
3.财富贮藏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剩余产品随之逐渐增加。在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由于货币具有流动性和“万能”的特点，所以人们自然也会把储存钱币当作一种占有财富的形式。特别是传统社会的农民，由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把贮藏钱币作为以丰补歉、提供安全保障的手段。加之战乱，许多人倾家远逃，铜钱不便携带，只好窖藏落土。历代钱币的大量出土就说明了这一点。富商赚了钱，发了财，也常把钱存起来，是保证财富价值的一个基本途径。虽然没有利息，但只要保存的是足值的“良币”，长远看购买力是有保证的。至于购房置地，既是封建社会人们的习惯价值取向，是对货币的不稳定性作出的反应，也是政府强制禁制大量积存钱币的结果。
4.货币外流
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强大帝国的地位和先进繁荣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当时中国钱币充当类似国际货币的角色。政府对钱币外流，不时采取许多的限制措施，但还是导致大量钱币外流，以至“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张方平《论钱禁铜法事》）。一些周边国家如日本、交趾（今越南）和南洋一些小国如爪哇、三佛齐、锡兰都使用中国钱。中国钱币对于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藩国朝贡皇上时，朝庭常把大量的铜钱馈赠予外国使节，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形式流出，这更加剧了对货币供给的压力。
二、中国古代治理“钱荒”问题的对策
中后期的中国货币史，更像是一部补救“钱荒”史。面对社会经济渴望钱币总量增加，信用工具创新的强大压力，统治者采取了许多办法。
1.发行大钱、铁钱
其自身的价值并不是以等比例地加大重量为其前提，而是没有什么规律地以略重于小平钱的形式，以铸出几倍于小平钱的“大钱”，实际上是以货币符号充当真实货币。崇宁重宝当十大钱是个典型。11世纪初，王安石变法，货币需要急剧增加，钱荒日甚。1103年，蔡京动员全部铸造力量铸行崇宁重宝当十大钱，到1104年竟废止小平钱和当五钱，折二钱也改铸为折十钱。而当十钱无论重量还是成色一枚当十大钱都比不上三枚小平钱。结果钱分两等，市有两价，民间因此发生许多纷扰，甚至拿钱买不到东西。省陌制是补救货币供应不足的另一个传统办法，名为1000文的钱，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货币紧张程度只付约50%-85%的实钱就可以了（最初在东汉实行短陌制是每贯除20文）。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量的增加，充当交换手段的铸币自身的价值应向较高的趋势发展，事实却非如此。比较有名的如南朝梁武帝的铁五铢，价值极低，交易时要用车载铁钱支付，计价时论贯（千枚）计算，物价上涨到一斗米卖八十万钱。使用铁钱在四川有较长的历史，但进入宋代后，不是用铜币代替铁钱，而是使铁钱的铸量猛增，仅四川的四个州每年就铸50万贯，流通的区域扩大到了陕西、河东（今山西南部），甚至福建。
2.限制蓄钱
禁舶海泄一方面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财富增加，持币量剧增，于是当局直接明令禁蓄钱。公元1159年，南宋王朝针对富家积钱，多的累百巨万，少的不下数10万贯的情况，下令平民积钱不得超过1万贯，官吏也不得超过2万贯，超过的限两年内买物消费，否则拘捕入官，告发的有赏（叶世昌等《中国古近代金融史》）。这个禁令与300年前晚唐时期的规定基本相同。其目的就在于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缓和供求矛盾。但由于铜钱体积小不易发觉，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进入11世纪后，不仅对内严控蓄钱，且对外禁舶泄海。公元1248年南宋淳祐年间，监察御史陈求鲁上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所以宋、金、明历代都特别强调禁海舶泄钱，违者严加惩处。金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就立制：《古钱钞文》载：“以钱与外方人与交易者，徒五年，沂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尝，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结果，虽然短期有助于控制市场通货的减少，但高额的铸币税也相应的少收了，更重要的因此而加剧了闭关锁国。
3.启用旧钱 变通对待私铸封建帝王总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愿直接使用前朝的旧钱，但大多最后都离不开旧钱的支持，只得“依数准使，不许挑拣”。在16世纪末期的明万历年间，流通的旧钱比本朝钱还多许多，旧钱币的“良币”与本朝钱一样看待。1553年，嘉靖皇帝决定嘉靖钱以7文准银一分，本朝洪武等钱及前代杂钱加倍。但到了第二年，就调整为“上品同嘉靖钱”，其余或10文、或14文准银一分。这一方面是由于铜材紧缺，铸币不足；另一方面，高昂的铸造费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私铸铜钱，无论在那个朝代都是禁止的。但中国历代的私铸，由于市场钱币奇紧，铸钱利丰、技术简单、制作容易，很少因政府法令的禁止而停止。
4.以物为币
《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在一些地区以盐帛为币交易，而另一些地区“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十来年后，又规定交易100贯以上的，匹帛米粟要各占一半（《新唐书》）。宋朝则是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分别使用不同的货币。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交子，陕西、河东铜铁兼用。据说在元代，康藏一带，大额交易用黄金，小数目通行盐币，用盐水煮成浓汁，然后用模子造成砖形，重约半磅，上圆下方，放在火旁烤硬，并加官印。明代，一些区域不得不退回到使用非金属货币。《明考宗实录》记载：“土货之乡殊，则贸易之情异。”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毛布作为货币。
5.发行纸币补救“钱荒”
纸币产生于北宋时代，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比西方纸币的产生约早六、七百年。北宋的西北辽、金和西夏都是敌国，大量茶马交易只得在四川与境外进行。交易手段面临着双重的困难，一是流通量的不足；二是币值太低，不便大额贸易。四川通行铁钱，当时2万文铁钱，才可购一匹罗，重达130斤，纸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起初，先出现在民间，客户用铁钱到发行者那里换取“交子”（纸币），客户拿到交子就如同携带等额的铁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支付。当客户不愿持交子时，随时可到发行者那里兑换铁钱，只需每贯付30文工墨费（贴水钱）。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到了1023年，政府设置交子务，改由官办。此后，纸币不断发行，元明代大量发行宝钞，以解决“钱荒”问题。
6.启用贵金属
金银贵金属在中国漫长的补救“钱荒”中，特别是明初以前，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作用。由于受金银的天然特性所决定，古今中外都视其为财富。金银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充当货币的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支付手段主要服务于赋税、捐献、赏赐、赎罪、贿赂、谢礼、军政开支等。但作为货币，在全社会的经济生活交往中的作用范围有限。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储量相对较少，生产量不高。唐代产金的地区不少，但年产量不过百两左右。宋代有所提高，皇祐中年产量为15094两，治平中年产量减为5440。白银的产量唐代每年不过一、二万两。云南省产银36，780两，当时全国产银量是77，560两，云南占整个国家产银量的47%。在明朝天顺年问，云南产银量达到了100，000两，是全国产银两的一半。在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云南在银子加工方面的税收是全国第一。以上这些数据很难准确了解中国历代的黄金、白银的产额。但总的看，中国金银贵金属在古代及近代的产量很低，所以历代金银储存量也很少。二是相当数量的金银被长期贮藏，不能进入流通。铜钱作为货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有其一定的优势。但作为财富贮藏，因其体大价低，钱币与铜价背离过大，所以它不是非常理想的贮藏手段。特别在宋代之后，通行铁钱和纸币，信用不好，更不宜承担价值贮藏职能。因此，当人们剩余产品增多、财富增加时，金银成为承担此职能的最好选择。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一、“钱荒”问题的产生原因
1.商业贸易发展
在社会劳动分工的推动下，商业贸易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乡村有定期的集市，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突破坊与市的界限，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海外贸易大规模展开。中国的纺织品、瓷器、茶叶等远销日本、东南亚各地。有人把宋代的商业贸易繁荣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纷繁复杂的货币形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商品经济对货币既有量的增加，又有交易工具创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变得比以往更为急迫和重要。
2.税制改革
中国古代税制改革中有一个核心内容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变革。西汉的算赋、口钱和算缗；中唐的两税法；宋代的青苗法、免役法；明朝的一条鞭法，都有租税货币化的内容。尽管每次改革都会遇到挫折，总的趋势是一次比一次把货币税往前推进。同时，也是货币经济不断推进的过程。纵观历史，许多次“钱荒”都是与税制改革有直接相关，而且货币化程度越高，货币供求失衡的程度也越重，越是到后期，矛盾越是尖锐突出。
3.财富贮藏
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剩余产品随之逐渐增加。在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由于货币具有流动性和“万能”的特点，所以人们自然也会把储存钱币当作一种占有财富的形式。特别是传统社会的农民，由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把贮藏钱币作为以丰补歉、提供安全保障的手段。加之战乱，许多人倾家远逃，铜钱不便携带，只好窖藏落土。历代钱币的大量出土就说明了这一点。富商赚了钱，发了财，也常把钱存起来，是保证财富价值的一个基本途径。虽然没有利息，但只要保存的是足值的“良币”，长远看购买力是有保证的。至于购房置地，既是封建社会人们的习惯价值取向，是对货币的不稳定性作出的反应，也是政府强制禁制大量积存钱币的结果。
4.货币外流
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强大帝国的地位和先进繁荣的经济发展，造就了当时中国钱币充当类似国际货币的角色。政府对钱币外流，不时采取许多的限制措施，但还是导致大量钱币外流，以至“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张方平《论钱禁铜法事》）。一些周边国家如日本、交趾（今越南）和南洋一些小国如爪哇、三佛齐、锡兰都使用中国钱。中国钱币对于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藩国朝贡皇上时，朝庭常把大量的铜钱馈赠予外国使节，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形式流出，这更加剧了对货币供给的压力。
二、中国古代治理“钱荒”问题的对策
中后期的中国货币史，更像是一部补救“钱荒”史。面对社会经济渴望钱币总量增加，信用工具创新的强大压力，统治者采取了许多办法。
1.发行大钱、铁钱
其自身的价值并不是以等比例地加大重量为其前提，而是没有什么规律地以略重于小平钱的形式，以铸出几倍于小平钱的“大钱”，实际上是以货币符号充当真实货币。崇宁重宝当十大钱是个典型。11世纪初，王安石变法，货币需要急剧增加，钱荒日甚。1103年，蔡京动员全部铸造力量铸行崇宁重宝当十大钱，到1104年竟废止小平钱和当五钱，折二钱也改铸为折十钱。而当十钱无论重量还是成色一枚当十大钱都比不上三枚小平钱。结果钱分两等，市有两价，民间因此发生许多纷扰，甚至拿钱买不到东西。省陌制是补救货币供应不足的另一个传统办法，名为1000文的钱，实际上根据当时的货币紧张程度只付约50%-85%的实钱就可以了（最初在东汉实行短陌制是每贯除20文）。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量的增加，充当交换手段的铸币自身的价值应向较高的趋势发展，事实却非如此。比较有名的如南朝梁武帝的铁五铢，价值极低，交易时要用车载铁钱支付，计价时论贯（千枚）计算，物价上涨到一斗米卖八十万钱。使用铁钱在四川有较长的历史，但进入宋代后，不是用铜币代替铁钱，而是使铁钱的铸量猛增，仅四川的四个州每年就铸50万贯，流通的区域扩大到了陕西、河东（今山西南部），甚至福建。
2.限制蓄钱
禁舶海泄一方面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财富增加，持币量剧增，于是当局直接明令禁蓄钱。公元1159年，南宋王朝针对富家积钱，多的累百巨万，少的不下数10万贯的情况，下令平民积钱不得超过1万贯，官吏也不得超过2万贯，超过的限两年内买物消费，否则拘捕入官，告发的有赏（叶世昌等《中国古近代金融史》）。这个禁令与300年前晚唐时期的规定基本相同。其目的就在于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缓和供求矛盾。但由于铜钱体积小不易发觉，故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进入11世纪后，不仅对内严控蓄钱，且对外禁舶泄海。公元1248年南宋淳祐年间，监察御史陈求鲁上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所以宋、金、明历代都特别强调禁海舶泄钱，违者严加惩处。金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就立制：《古钱钞文》载：“以钱与外方人与交易者，徒五年，沂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尝，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结果，虽然短期有助于控制市场通货的减少，但高额的铸币税也相应的少收了，更重要的因此而加剧了闭关锁国。
3.启用旧钱 变通对待私铸封建帝王总想维护自己的尊严，不愿直接使用前朝的旧钱，但大多最后都离不开旧钱的支持，只得“依数准使，不许挑拣”。在16世纪末期的明万历年间，流通的旧钱比本朝钱还多许多，旧钱币的“良币”与本朝钱一样看待。1553年，嘉靖皇帝决定嘉靖钱以7文准银一分，本朝洪武等钱及前代杂钱加倍。但到了第二年，就调整为“上品同嘉靖钱”，其余或10文、或14文准银一分。这一方面是由于铜材紧缺，铸币不足；另一方面，高昂的铸造费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私铸铜钱，无论在那个朝代都是禁止的。但中国历代的私铸，由于市场钱币奇紧，铸钱利丰、技术简单、制作容易，很少因政府法令的禁止而停止。
4.以物为币
《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在一些地区以盐帛为币交易，而另一些地区“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十来年后，又规定交易100贯以上的，匹帛米粟要各占一半（《新唐书》）。宋朝则是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区域，分别使用不同的货币。京东、京西十三路行使铜钱，成都等四路行使铁钱、交子，陕西、河东铜铁兼用。据说在元代，康藏一带，大额交易用黄金，小数目通行盐币，用盐水煮成浓汁，然后用模子造成砖形，重约半磅，上圆下方，放在火旁烤硬，并加官印。明代，一些区域不得不退回到使用非金属货币。《明考宗实录》记载：“土货之乡殊，则贸易之情异。”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毛布作为货币。
5.发行纸币补救“钱荒”
纸币产生于北宋时代，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比西方纸币的产生约早六、七百年。北宋的西北辽、金和西夏都是敌国，大量茶马交易只得在四川与境外进行。交易手段面临着双重的困难，一是流通量的不足；二是币值太低，不便大额贸易。四川通行铁钱，当时2万文铁钱，才可购一匹罗，重达130斤，纸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起初，先出现在民间，客户用铁钱到发行者那里换取“交子”（纸币），客户拿到交子就如同携带等额的铁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支付。当客户不愿持交子时，随时可到发行者那里兑换铁钱，只需每贯付30文工墨费（贴水钱）。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到了1023年，政府设置交子务，改由官办。此后，纸币不断发行，元明代大量发行宝钞，以解决“钱荒”问题。
6.启用贵金属
金银贵金属在中国漫长的补救“钱荒”中，特别是明初以前，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作用。由于受金银的天然特性所决定，古今中外都视其为财富。金银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充当货币的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支付手段主要服务于赋税、捐献、赏赐、赎罪、贿赂、谢礼、军政开支等。但作为货币，在全社会的经济生活交往中的作用范围有限。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储量相对较少，生产量不高。唐代产金的地区不少，但年产量不过百两左右。宋代有所提高，皇祐中年产量为15094两，治平中年产量减为5440。白银的产量唐代每年不过一、二万两。云南省产银36，780两，当时全国产银量是77，560两，云南占整个国家产银量的47%。在明朝天顺年问，云南产银量达到了100，000两，是全国产银两的一半。在清朝康熙到乾隆年间，云南在银子加工方面的税收是全国第一。以上这些数据很难准确了解中国历代的黄金、白银的产额。但总的看，中国金银贵金属在古代及近代的产量很低，所以历代金银储存量也很少。二是相当数量的金银被长期贮藏，不能进入流通。铜钱作为货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有其一定的优势。但作为财富贮藏，因其体大价低，钱币与铜价背离过大，所以它不是非常理想的贮藏手段。特别在宋代之后，通行铁钱和纸币，信用不好，更不宜承担价值贮藏职能。因此，当人们剩余产品增多、财富增加时，金银成为承担此职能的最好选择。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