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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希腊历史是伪造的”这种声音突然多起来。这种声音，不乏支持者，但反驳起来并不难。
通常来说，反驳一个论证，可以攻其三处：结论、论据、推论过程。其中，最彻底的方式是直接驳倒结论。假如有人说“人都是直立行走的”，想要反驳，不必去找论据和论证过程的毛病，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好。
而要反驳“希腊历史是伪造”也是一样，直接驳倒结论就可以了，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希腊文明的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即先认定希腊文明是伪造的，而后去组织各种“证据”—比如从文献中搜找来诸如“欧洲历史上都是野蛮的”这种只言片语。
需要深思的是，持此种说法的人，是如何让情绪压制了理性，意气错乱了逻辑？这不是孤例，细究起来，它和中国社会上见怪不怪了的道德绑架、诈骗横行、谣言泛滥，本质上是一回事。
中国式逻辑
有种说法一直颇为流行，“中国人是不讲逻辑的”。擅长逻辑的西方人没少说过这话，从列维-布留尔，到黑格尔，乃至爱因斯坦，可谓同声相应：逻辑在中国没戏。
对此，国人也常自我反思，易中天就有个流传甚广的总结。不讲逻辑的“中国式逻辑”，在他那里被概括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这三点，戳中不少人的神经。想想看，这可不就是社会上各种版本的胡搅蛮缠、诛心论和道德绑架的症结所在吗？
例子比比皆是。如在最近大火的电视剧《都挺好》里，姚晨饰演的三女儿苏明玉被塑造成深受亲情绑架之苦的典型。她一次次想逃离原生家庭，却一次次被死死套牢。最极端的一回，苏明玉被自己的亲二哥打到骨裂，躺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伤还未愈，身边人进进出出地无不劝她放弃对二哥的起诉。爸爸、大哥、二嫂、老板、同事们的劝说模式几乎一致：他是错了，可毕竟是你的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有什么不能好好商量。没人去考虑亲情优先的处理对受害者本人的二次伤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逻辑，不存在的。
电视剧的例子看似不日常，但其内在“逻辑”化成各种熟悉的样貌，无时无刻不在中国社会里上演。依靠亲朋熟人关系的保健品推销、保险推销，为人父母袒护熊孩子，还有不论对错的“各打五十大板”，背后的理由不就是“你和我的关系亲，我是为了你好，所以你该听我的”；又或者“因为你是我的家人，所以我可以不顾事实去迁就你的错误”。
逻辑能让位于情感，也能让位于道德，让位于传统。特色的“中国式逻辑”延伸到公共空间，生长为仇富、迷信、极端民族主义等各种形态。
“你都那么有钱了，给别人多捐点算什么？”
“老祖宗说的肯定没错，既然都流传几千年，那一定有道理。”
“你否定我的观点，就是在否定我。”
“日本人曾经欺负中国，就要砸日本车。你是中国人，为啥要用日本的东西？”
2018年底的苏州马拉松比赛，选手在冲刺时“扔了”突然递上的国旗还要被质疑、讨伐：“你居然扔国旗？难道成绩比国旗更重要？”
很难真的分清楚，这些让人耳根生茧的说法究竟是无意的无理，还是有意的真坏。因为个体的有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交织，造就出一种动辄不顾逻辑，诉诸道德、情感和传统的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你跟他说现实，他给你扯历史；你和他论是非，他却要和稀泥；你与他讲道理，他让你选边站。
希腊伪史论中，那些“他们可以质疑我们，凭什么我们不能质疑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就是这种路数吗？
所以“中国人是不讲逻辑的”这种成见，才会大行其道。
你跟他说现实，他给你扯历史；你和他论是非，他却要和稀泥；你与他讲道理，他让你选边站。
可真的如此吗？有一点毋庸置疑，整座逻辑学大厦，是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明不断盖起来的，“逻辑”一词，即來源于古希腊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曾拥有过逻辑，在打地基的阶段，中国也曾夯上自己的砂土。
名辩与逻辑
当我们说一个人，或一种文化“不讲逻辑”时，我们在说什么？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逻辑差不多等同于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一个完美的逻辑应当是，通过正确的前提和正确的推导方式以达致正确的认识。
这种关于逻辑的认知，是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这位被称为逻辑学之父的哲人把逻辑学理解为关于证明的科学，理解为根据充足理由分辨真实和虚假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不是突降人世的天才，他也是古希腊文化所养育出的子嗣。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古希腊文化因民主而闪耀。而为后人所熟知的古典民主，不只是在制度学说上给后世以启发，它更为深厚的贡献在于培育出了鼓励论辩的文化环境。在古希腊这样一个视政治为“言说的艺术”的文明中，充足的辩论才是所谓民主设计的最重要内容。
发达的论辩又催生发达的逻辑。这很好理解，除去刻意的诡辩，辩论队的人讲话最有条理了。
而好玩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部逻辑学著作，就叫《论辩》。包括《论辩》在内的六部逻辑学著作，第一次建立起一套“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思维基本规律”的逻辑框架，奠定了此后十几个世纪西方的逻辑思维模式，其中以三段论为核心的逻辑理论更是影响至今。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也自此和自然科学与哲学紧密勾连起来。
相似的情节在中国也曾发生，并且时间和希腊差不多，都在所谓的“轴心时代”。
东周末期，旧制瓦解，权威未立，百家争鸣中，儒墨道法，竞相上场。各家各派，游走于列国之间，纵横捭阖，推销自家学说。在相互论辩争胜的氛围中，语言逻辑得到极大的刺激和发展，而且也初步形成了一套以“名、辞、说、辩”为主要内容的逻辑学体系，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作“名辩学”，其中尤以墨家最为突出。 《墨经》中说“夫辞以故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意思就是，论断是凭借理由而产生的，没有根据地下论断，是不对的。
我们不必以名辩学的概念和讨论方式去强套西方逻辑学，但它们在诸多表达上确有相似之处。
前述的“故”被分为大故和小故，小故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相当于必要条件，大故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相当于充要条件。著名的“彼，不两可两不可也”，也与逻辑学中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异曲同工。
可以说，在先秦这个中国文明大爆发的关键时期，由于公共论辩空间的存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和逻辑能力并未缺席。
只是后来，随着秦制的建立，平等的政治论辩被集权制下的上奏所代替，作为一种体系和学科的逻辑学没了培育的土壤，最终偃旗息鼓。
继而到了汉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内化于王朝治理体系之中，墨家式微，被定于一尊的儒家在董仲舒那里被神秘主义化。“天人感应”的证明无需逻辑的参与，它以非逻辑的比喻方式就轻松解决了超验和人间的关系，显然很牵强，以至于列维-布留尔暗示“天人感应”纯粹就是“原始思维”。
中国逻辑的历史走到这里，被迫中断。而在西方，则是另一番情形。逻辑未死，上帝诞生，希伯来战胜了希腊。
向左右，向右走
强大的罗马帝国在裂解前，引进了基督教，自此，上帝着华服登场。如今的西方文明追溯自己的精神源头，两希传统是始终交织的内核。
本来，希伯来传统重信仰，希腊传统重理性，是看似对立冲突的两极，但在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结合，竟美满地生出了经院哲学这个孩子。
随着经院哲学的诞生，原本与哲学联系紧密的逻辑，被吸纳进神学系统，不仅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而且进一步深化了神学的内容。经院哲学家相信，信仰先于理性，照耀着理性，没有信仰就没有理性。人的理性可以，也应当被用来作为增进对信仰理解的工具。所以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这件事上，理性服务于信仰，没得商量。
理性的方法就是逻辑。当时，逻辑作为神学院的三大基础课之一，其主要内容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
最早证明上帝存在问题的经院哲学家安瑟伦，带着“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的宣誓，采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去完成证明。他的论证很简单：
大前提：凡是最完满的观念必然包含存在；
在中国哲学话语中，充满了“涵泳”“体贴”“体认”等讲究领悟的语汇，领悟的目的，是要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万物皆备于我”“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这种境界，幽微莫测，难以言喻。
小前提：上帝是最完满的观念；
结论：上帝必然存在。
现在看来，这一证明仅仅依赖于概念的分析而非经验事实的证明，难以令人信服。但这个路子，本就走不通。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也提出了五种方法去证明上帝存在，绕来绕去，终究是思维的游戏。理性，或者说逻辑，不过是这种游戏中的棋子。
就这样，在西方世界，理性一度走进了死胡同，直到文艺复兴乃至启蒙运动，理性和逻辑被剥离开宗教，获得了独立的领地，并在莱布尼兹和弗雷格等数学家的参与下，以数理逻辑的面貌重新出现，才顺利地再度进入世俗的学术和生活之中，大展拳脚。
现代逻辑虽重获新生，但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打下的有效论证、严密推理的基本精神，始终没有改变。
而另一边的中国，学术从未曾脱离神秘主义的藩篱，即使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化入政治实践，逻辑也未能再在学术和语言领域登场。相反，在中国哲学话语中，充满了“涵泳”“体贴”“体认”等讲究领悟的语汇，领悟的目的，是要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万物皆备于我”“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这种境界，幽微莫测，难以言喻。
走到宋明理学，这一倾向更为强烈。
宋儒为了构建形而上体系，借由想象和类比把理、性、气和太极这些概念引进来。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和推论类似安瑟尔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全然空中楼阁的思维游戏。
朱熹说，任何事物在生成的时候就有一個理居于其中，理生成了物，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人的所思所为须得遵守理，而且都有成圣的可能。
似乎玄妙了些，不过可借由格物致知去实现，但问题也有，王阳明不就是为了格物，盯着竹子看了七天，最终失望而归。
所以看似可操作，但与逻辑无关，只是一套修身方法，顺着这个路径走下去，最终还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理学之后的心学更玄妙，极力强调“心即是理”。宇宙是我，我是宇宙，把心的世界看作理的世界、道德的依据。成圣依靠顿悟，更难以琢磨。
如此，中国文化一方面，在哲学层面讲究体验和领悟，在生活层面，则走向了无助于逻辑和科学的伦理实践。
如此，中西在逻辑路途上截然两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