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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为什么有些大国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实现崛起，而有些大国却在高速增长之后骤然衰落？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回答了“何以衰”的问题，他提出：特殊利益集团为私利满足于寻租与分利拒绝创新与变革，损害了社会公益及效率，最终使国家由盛而衰。诺思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回答了“何以兴”的问题：一套有效率的创新性制度安排是西方经济持续增长乃至兴起的关键之所在。
面对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创建，对中国而言，寻求各领域新的创新模式是关系改革成败、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兴盛的当务之急。为此，李克强总理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参与的诸项战略对接以及签订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内的多数高标准多边贸易方案将推动中国国内改革和创新，而这内中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带回了围绕推动中韩4项战略对接而签署的系列文件这一丰硕果实之后，中韩文化交流方面是否也会有进一步的突破？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从文化创新的角度向《经济》记者详述了对中韩关系的思考和展望。
现状：文化交流更为平等
《经济》：中韩文化交流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
魏鹏举：在历史上，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远古以来，就有频繁的人员往来和广泛的交流关系。古代中国与古代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仅有文字记载的就有3000多年，文化交流实绩包括儒学文化、佛教道教文化、生活习俗等。不过，自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的社会平均发展水平在国际上有目共睹，再加上韩国人对形象的精心包装，中韩文化交流曾经有过“韩流”一边倒的情况。
《经济》：您认为为何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魏鹏举：这个现象的出现，本身就值得我们反思。可以看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实力和经济实力整体上呈正相关性，过去韩国学习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比韩国要发达。这不仅适用于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也适用于全世界。而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以及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韩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一边倒”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经济》：这种“一边倒”会对中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吗？
魏鹏举：影响是一定会存在的，但不能说是负面，这是任何文化交流过程中都要经历的过程。比如，早几年前，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严重滞后，许多韩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造成这种认知的发生，一来是因当时中韩来往人员数量小，韩国民众缺乏对中国的直接接触；二来是因韩国对于外国影视实行进口限额，只有少数像《还珠格格》这样的古装热剧才能在韩国“火一把”，因此韩国民众也缺乏间接了解中国的途径。但随着近年来两国经济交流和人员来往的增加，这种偏差得到了修正。
另一个影响就是中国民众对韩国的认知过于片面。从《天桥风云》到《大长今》到《来自星星的你》，从H.O.T到Super Junior到Bigbang，“韩流”凭影视和歌舞娱乐产业征服了许多中国民众，并且成为韩国形象的代表。实际上，“韩流”的摩登城市、时尚服饰、精致面孔、炫酷舞蹈，都是产业化精心包装的产物，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韩国社会和生活形态。
如今，随着两国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频繁化，这种“一边倒”的情况已经被“平等交流”所取代。韩驻华使馆最近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韩人员来往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中国人访韩约600万人次，韩国人访华约400万人次。韩国影视圈对中国人也更加开放，更多的韩国民众开始认识中国明星，也收看中国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交流也变得更为平等。
机遇：立足本土拓宽视野
《经济》：随着文化交流变得更为平等，中国下一步会向韩国输出什么样的文化？
魏鹏举：我建议不要用“输出”两个字，因为文化是“输出”不了的。比如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文化“走出去”，实际上类似于“同一首歌”和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并没有走出去，甚至还造成了反弹和逆反心理。因此文化领域的交流是靠“对话”来实现。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基于外交的对话，另一方面要基于民间社团的对话。
在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对话关系更多地用文化产品的形式来体现。比如韩国的电影在中国播出，或者中国购买韩国综艺节目的版权，再用中国的方式传播出去。这就是一种市场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它的动力是盈利，是经济效益，而不仅仅是社会效益。有了这样的动机，文化交流才会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经济》：对于企业来说该如何把握住这次机遇？
魏鹏举：首先要做到立足本土，深耕国内市场。我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人才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各区域的文化都各有所长，各高校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出文化人才，此外，中国当前文化消费潜力巨大，未来将呈现井喷式发展。
其次要有全球视野，面向国际发展。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文化开放是基本潮流。文化产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做到范围经济，取得规模效应，因此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或者文化模式复制出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第三则是需要发挥比较优势，文化企业若想逐渐地融入国际市场，就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目前来看，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因此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本优势。现阶段，我们积累了大量的产业资源，国内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大量过剩资本都站到了国际舞台上去进行文化传媒的并购和重组，这让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其软实力的。当然，中国在人力资本上同样也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人力资本的优势并不体现在体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是体现在创造力密集型产业，例如动漫的后期制作，电影视频的剪辑等。小马奔腾签约美国特效公司数字王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数字王国提供技术，小马奔腾提供资金，共同完成了电影《安德的游戏》这一部既输出技术又投入资金的合作拍摄影片。
未来：双边基金成为可能
《经济》：文化产业在日后中韩关系的发展中将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魏鹏举：“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韩两国在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都各有优势，其中，文化产业应该发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作用，实现多方面的合作，让两国的经济文化能更加自由地流动。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韩国经济复兴，经济互补的两国携手合作让文化领域的共鸣更加深入人心。放眼东亚，东亚一体化进程下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东亚文化共存并相互借鉴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强。通过增强各自国家的文化建设，增进文化互信和理解包容，能够持续有力地驳斥强加给中国的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进而努力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世界的文化融合，促进各国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经济》：宏观层面上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魏鹏举：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访韩的时候，“汉风”和“韩流”交相辉映，总书记也强调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因此未来我国和韩国共同成立一个文化产业基金将成为可能。这份双边的基金既会实现社会效益，也会达成经济效益，将会成为第一份由政府指导的产业型基金，对两国的文化企业、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市场来说都是很大的机遇。
面对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创建，对中国而言，寻求各领域新的创新模式是关系改革成败、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兴盛的当务之急。为此，李克强总理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参与的诸项战略对接以及签订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在内的多数高标准多边贸易方案将推动中国国内改革和创新，而这内中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带回了围绕推动中韩4项战略对接而签署的系列文件这一丰硕果实之后，中韩文化交流方面是否也会有进一步的突破？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从文化创新的角度向《经济》记者详述了对中韩关系的思考和展望。
现状：文化交流更为平等
《经济》：中韩文化交流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
魏鹏举：在历史上，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远古以来，就有频繁的人员往来和广泛的交流关系。古代中国与古代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仅有文字记载的就有3000多年，文化交流实绩包括儒学文化、佛教道教文化、生活习俗等。不过，自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的社会平均发展水平在国际上有目共睹，再加上韩国人对形象的精心包装，中韩文化交流曾经有过“韩流”一边倒的情况。
《经济》：您认为为何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魏鹏举：这个现象的出现，本身就值得我们反思。可以看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文化实力和经济实力整体上呈正相关性，过去韩国学习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比韩国要发达。这不仅适用于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关系，也适用于全世界。而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渐转变以及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韩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一边倒”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
《经济》：这种“一边倒”会对中国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吗？
魏鹏举：影响是一定会存在的，但不能说是负面，这是任何文化交流过程中都要经历的过程。比如，早几年前，韩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严重滞后，许多韩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造成这种认知的发生，一来是因当时中韩来往人员数量小，韩国民众缺乏对中国的直接接触；二来是因韩国对于外国影视实行进口限额，只有少数像《还珠格格》这样的古装热剧才能在韩国“火一把”，因此韩国民众也缺乏间接了解中国的途径。但随着近年来两国经济交流和人员来往的增加，这种偏差得到了修正。
另一个影响就是中国民众对韩国的认知过于片面。从《天桥风云》到《大长今》到《来自星星的你》，从H.O.T到Super Junior到Bigbang，“韩流”凭影视和歌舞娱乐产业征服了许多中国民众，并且成为韩国形象的代表。实际上，“韩流”的摩登城市、时尚服饰、精致面孔、炫酷舞蹈，都是产业化精心包装的产物，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韩国社会和生活形态。
如今，随着两国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频繁化，这种“一边倒”的情况已经被“平等交流”所取代。韩驻华使馆最近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韩人员来往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中国人访韩约600万人次，韩国人访华约400万人次。韩国影视圈对中国人也更加开放，更多的韩国民众开始认识中国明星，也收看中国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文化交流也变得更为平等。
机遇：立足本土拓宽视野
《经济》：随着文化交流变得更为平等，中国下一步会向韩国输出什么样的文化？
魏鹏举：我建议不要用“输出”两个字，因为文化是“输出”不了的。比如我们说了这么多年的文化“走出去”，实际上类似于“同一首歌”和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并没有走出去，甚至还造成了反弹和逆反心理。因此文化领域的交流是靠“对话”来实现。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基于外交的对话，另一方面要基于民间社团的对话。
在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对话关系更多地用文化产品的形式来体现。比如韩国的电影在中国播出，或者中国购买韩国综艺节目的版权，再用中国的方式传播出去。这就是一种市场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它的动力是盈利，是经济效益，而不仅仅是社会效益。有了这样的动机，文化交流才会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经济》：对于企业来说该如何把握住这次机遇？
魏鹏举：首先要做到立足本土，深耕国内市场。我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人才非常丰富，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和各区域的文化都各有所长，各高校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出文化人才，此外，中国当前文化消费潜力巨大，未来将呈现井喷式发展。
其次要有全球视野，面向国际发展。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文化开放是基本潮流。文化产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做到范围经济，取得规模效应，因此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或者文化模式复制出去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第三则是需要发挥比较优势，文化企业若想逐渐地融入国际市场，就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目前来看，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因此我们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本优势。现阶段，我们积累了大量的产业资源，国内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大量过剩资本都站到了国际舞台上去进行文化传媒的并购和重组，这让我想到了当年日本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发展其软实力的。当然，中国在人力资本上同样也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人力资本的优势并不体现在体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而是体现在创造力密集型产业，例如动漫的后期制作，电影视频的剪辑等。小马奔腾签约美国特效公司数字王国就是很好的例子，数字王国提供技术，小马奔腾提供资金，共同完成了电影《安德的游戏》这一部既输出技术又投入资金的合作拍摄影片。
未来：双边基金成为可能
《经济》：文化产业在日后中韩关系的发展中将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魏鹏举：“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韩两国在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都各有优势，其中，文化产业应该发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作用，实现多方面的合作，让两国的经济文化能更加自由地流动。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韩国经济复兴，经济互补的两国携手合作让文化领域的共鸣更加深入人心。放眼东亚，东亚一体化进程下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东亚文化共存并相互借鉴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强。通过增强各自国家的文化建设，增进文化互信和理解包容，能够持续有力地驳斥强加给中国的所谓“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进而努力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世界的文化融合，促进各国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经济》：宏观层面上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魏鹏举：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访韩的时候，“汉风”和“韩流”交相辉映，总书记也强调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因此未来我国和韩国共同成立一个文化产业基金将成为可能。这份双边的基金既会实现社会效益，也会达成经济效益，将会成为第一份由政府指导的产业型基金，对两国的文化企业、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市场来说都是很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