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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起源于西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中引入的中介组织,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管理方式上来看,都是对西方大学制度的一种模仿和借鉴。通过对英国政治文化视角出发,分析英国中介机构建立的思想基石,以期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介组织提出建议。
【关键词】文化;中介组织
高等教育领域中介性组织的出现,是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借助于中介性评估组织可以有效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协调、处理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关系、矛盾。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管理中引入的中介组织,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管理方式上来看,都是对西方大学制度的一种模仿和借鉴。因此,在我国构建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的过程中,适应性问题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英国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享有充分的自由,而辨明英国中介机构背后深层的文化影响,对于我们更加深入把握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都不无补益。
一、英国政治观念的思想基石
探寻历史,必然要追寻文化。探究英国现代政治观念,对于探寻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中介组织的超然独立有着逐本清源的重要意义。英国政治制度的思想奠基石导致了英国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英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导致的“限制王权”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观念确保了英国人在尊崇王权的前提下,同样认同自由的崇高地位。
英国作为一个贵族国家,贵族与国王的抗衡造就了英国人的政治观念,即“自由”与“王权受限”。英国的贵族虽不可能制服王权,但每当国王超出许可的范围任意行事时,贵族们却可以加以阻挡。由于贵族对国王的长期抗争,“王权受限”的思想便逐渐形成,贵族在“权利”的旗帜下抵抗暴君,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抵抗对于后世英国具有深远的影响。[1]“王权受限”和“自由”的理念就是在滚动的历史车轮中被传承下来的。
二、英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变中之恒
1.超然独立,英国中介组织的坚定姿态
高等教育领域的中介组织是指一个正式建立起来,缓冲大学与政府、企业间矛盾冲突,维护大学自主权的组织,可看作院校管理集体的一个延伸。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出现时英国人与政权斗争的结果,是个“抗拒王权,限制王权的过程”,也体现了英国“自由”的传统,也是英国有着运行良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中介机构的重要原因。
在英国,对于学术本身的自由和对政府的权力都得到了保留。在高等教育领域,英国高等学校同样获得了比其他国家要大的自主权,实行完全的自主管理,政府不对高校直接下达指令,只能通过评估和拨款等中间机构的运作间接影响高等学校。机构组织由当选的委员会管理,该机构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为质量保障提供资助和建议,而不是政策管制。
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组织,成立于1919年的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改变了英国传统大学“象牙塔”的状态,改变了大学自治和保守;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政府开始参与高校的管理。纵观历史,英国大学也正是在政府的干预与中介组织的介入下开始从封闭走向市场的。
英国中介组织的出现、其强大作用的发挥,正是源于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因为英国深入人心的自由精神和自由理念。从院校到中介组织,再到广大民众,社会舆论,都认为高等院校是应当独立的,政府即便是资金的提供者,也不应该过多干涉中介机构。因此,英国中介组织的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首先,中介组织作为院校的“代表”影响了政府政策;其次,在中介组织为履行政府政策而承担责任时,接管了政府的部分任务,却依然保持中立的姿态。
2.学术自由,英国中介组织的终极目标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作建立在大学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基础之上,保持着自律的良好传统,把教育质量的自我保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即使是在政府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大学仍会在与政府的斗争和抗议中,保持“自我约束”的姿态和意愿。中介组织的出现不单单是牵引大学服务于社会,更重要的是在不自觉中维持了这种平衡,成全了高等院校的学术自由主义。这种不自觉恰恰体现了英国传统政治观念中自由理念的重要作用。
在英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主线的,即政府在处理与大学的关系时,以不“干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原则。其中介组织的建立也是基于保护大学的自治、学术自由,同时又协调大学与社会发展目标,使其尽量一致。如果把自治与控制作为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两个极限点,而合作作为中间点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的目标就是在于合作之右,即偏于帮助政府进行控制。中介组织作为制衡政府力量渗入学术机构的重要手段,其对于学术本身的自由和对政府权力的影响都得到了保留作用;而中介组织作为历史长期选择的结果,其唯一权威性就在于它的存在源远流长,也就是说,体系来源于传统,而不受控于任何理论、原则、制度。
三、构建我国中介组织的适应性思考
1.以文化支撑我国中介组织的建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中介机构的发展和完善文化的影响,无不折射出社会文化环境的烙印。尽管我国不具备西方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产生的原始条件,但无疑我们应该向英国成熟的中介组织不断学习,在建设我国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要特别注意文化适应性的问题,塑造中介机构的理想范型。
但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构绝对不能仅从西方模式出发。高等教育机构教育质量的落实,更加不可能用固化的模式来代替以往固有的、自觉的传统,而应该将传统意识融入到思维习惯中,立足中国本土,以文化支撑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变革。
2.构建适合我国现有制度的中介组织
我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无疑最为复杂的高等教育。在我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则是以政府的控制为主体。建国后,政府集权式的高教管理体制决定了中介组织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长期以来,大学根本没自主权可言,一切都纳入政府计划,一切科学研究都高度意识形态化。所以,政府与大学根本就不是对等的实体,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成为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一种政策工具,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和平稳发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但是行政权力却容易侵犯学术自由与自治,随着院校自主权的旁落,院校会逐渐丧失主体意识。恰恰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对官员和政府的依赖程度是极为深厚的,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国家机构联结在一起,是和社会的统御运作联结在一起,却不与专业的知识联结在一起,高等教育机构中弥漫着崇拜权力的官本位文化,“官本位”的文化既妨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转换,又妨碍中介机构独立性的形成。
正是因为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建立应有着明确合适的指导目标和文化导向,即建立能真正确保大学自由的中介组织,而不是左右于政府权力的依附性组织。我国目前建立的中介机构应该为了使陷入社会事务中的大学能退一步,能远离行政的干预,能以学者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能更多一点具有象牙塔的气质。其目的应倾向于帮助大学获得自治。而我国的中介组织是保护高校办学自主权,远离行政干预。
参考文献
[1]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8):27.
[2]范文曜,马陆亭主编.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5):84.
[3]嵇文甫.漫谈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社,1990,627.
【关键词】文化;中介组织
高等教育领域中介性组织的出现,是大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借助于中介性评估组织可以有效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协调、处理政府、大学、企业之间的关系、矛盾。当下,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管理中引入的中介组织,无论是从观念还是从管理方式上来看,都是对西方大学制度的一种模仿和借鉴。因此,在我国构建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的过程中,适应性问题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英国的高等教育中介机构享有充分的自由,而辨明英国中介机构背后深层的文化影响,对于我们更加深入把握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都不无补益。
一、英国政治观念的思想基石
探寻历史,必然要追寻文化。探究英国现代政治观念,对于探寻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中介组织的超然独立有着逐本清源的重要意义。英国政治制度的思想奠基石导致了英国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英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导致的“限制王权”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观念确保了英国人在尊崇王权的前提下,同样认同自由的崇高地位。
英国作为一个贵族国家,贵族与国王的抗衡造就了英国人的政治观念,即“自由”与“王权受限”。英国的贵族虽不可能制服王权,但每当国王超出许可的范围任意行事时,贵族们却可以加以阻挡。由于贵族对国王的长期抗争,“王权受限”的思想便逐渐形成,贵族在“权利”的旗帜下抵抗暴君,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抵抗对于后世英国具有深远的影响。[1]“王权受限”和“自由”的理念就是在滚动的历史车轮中被传承下来的。
二、英国教育中介组织的变中之恒
1.超然独立,英国中介组织的坚定姿态
高等教育领域的中介组织是指一个正式建立起来,缓冲大学与政府、企业间矛盾冲突,维护大学自主权的组织,可看作院校管理集体的一个延伸。英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出现时英国人与政权斗争的结果,是个“抗拒王权,限制王权的过程”,也体现了英国“自由”的传统,也是英国有着运行良好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中介机构的重要原因。
在英国,对于学术本身的自由和对政府的权力都得到了保留。在高等教育领域,英国高等学校同样获得了比其他国家要大的自主权,实行完全的自主管理,政府不对高校直接下达指令,只能通过评估和拨款等中间机构的运作间接影响高等学校。机构组织由当选的委员会管理,该机构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为质量保障提供资助和建议,而不是政策管制。
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组织,成立于1919年的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改变了英国传统大学“象牙塔”的状态,改变了大学自治和保守;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政府开始参与高校的管理。纵观历史,英国大学也正是在政府的干预与中介组织的介入下开始从封闭走向市场的。
英国中介组织的出现、其强大作用的发挥,正是源于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因为英国深入人心的自由精神和自由理念。从院校到中介组织,再到广大民众,社会舆论,都认为高等院校是应当独立的,政府即便是资金的提供者,也不应该过多干涉中介机构。因此,英国中介组织的职能得到了充分发挥。首先,中介组织作为院校的“代表”影响了政府政策;其次,在中介组织为履行政府政策而承担责任时,接管了政府的部分任务,却依然保持中立的姿态。
2.学术自由,英国中介组织的终极目标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作建立在大学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基础之上,保持着自律的良好传统,把教育质量的自我保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即使是在政府力量介入的情况下,大学仍会在与政府的斗争和抗议中,保持“自我约束”的姿态和意愿。中介组织的出现不单单是牵引大学服务于社会,更重要的是在不自觉中维持了这种平衡,成全了高等院校的学术自由主义。这种不自觉恰恰体现了英国传统政治观念中自由理念的重要作用。
在英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主线的,即政府在处理与大学的关系时,以不“干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原则。其中介组织的建立也是基于保护大学的自治、学术自由,同时又协调大学与社会发展目标,使其尽量一致。如果把自治与控制作为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两个极限点,而合作作为中间点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大学与政府间的中介性组织的目标就是在于合作之右,即偏于帮助政府进行控制。中介组织作为制衡政府力量渗入学术机构的重要手段,其对于学术本身的自由和对政府权力的影响都得到了保留作用;而中介组织作为历史长期选择的结果,其唯一权威性就在于它的存在源远流长,也就是说,体系来源于传统,而不受控于任何理论、原则、制度。
三、构建我国中介组织的适应性思考
1.以文化支撑我国中介组织的建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国中介机构的发展和完善文化的影响,无不折射出社会文化环境的烙印。尽管我国不具备西方大学与政府间中介组织产生的原始条件,但无疑我们应该向英国成熟的中介组织不断学习,在建设我国高等教育中介机构的同时,充分考虑到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要特别注意文化适应性的问题,塑造中介机构的理想范型。
但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构绝对不能仅从西方模式出发。高等教育机构教育质量的落实,更加不可能用固化的模式来代替以往固有的、自觉的传统,而应该将传统意识融入到思维习惯中,立足中国本土,以文化支撑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变革。
2.构建适合我国现有制度的中介组织
我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无疑最为复杂的高等教育。在我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则是以政府的控制为主体。建国后,政府集权式的高教管理体制决定了中介组织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长期以来,大学根本没自主权可言,一切都纳入政府计划,一切科学研究都高度意识形态化。所以,政府与大学根本就不是对等的实体,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学与政府间中介性组织成为国家管理高等教育的一种政策工具,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和平稳发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但是行政权力却容易侵犯学术自由与自治,随着院校自主权的旁落,院校会逐渐丧失主体意识。恰恰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对官员和政府的依赖程度是极为深厚的,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国家机构联结在一起,是和社会的统御运作联结在一起,却不与专业的知识联结在一起,高等教育机构中弥漫着崇拜权力的官本位文化,“官本位”的文化既妨碍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转换,又妨碍中介机构独立性的形成。
正是因为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我国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建立应有着明确合适的指导目标和文化导向,即建立能真正确保大学自由的中介组织,而不是左右于政府权力的依附性组织。我国目前建立的中介机构应该为了使陷入社会事务中的大学能退一步,能远离行政的干预,能以学者的方式解决学术问题,能更多一点具有象牙塔的气质。其目的应倾向于帮助大学获得自治。而我国的中介组织是保护高校办学自主权,远离行政干预。
参考文献
[1]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8):27.
[2]范文曜,马陆亭主编.国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与财政拨款[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5):84.
[3]嵇文甫.漫谈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社,199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