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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月1日,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冬日,38天后的农历新年才是新的开始。而对于澳大利亚人莫理循,1910年1月1日这个西历新年则标志了他在中国生活的第17年的开始,而他正在自己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家中,期待一次新的出行,目的地是中国的西部。
莫理循在中国的职业记者生涯始于1897年,至此已经13年。他被上司喻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的特征”,曾亲历了中国变化最急剧的年代:他见证了六君子的头颅和热血;亲身介入了对张荫桓的救援;他曾在东交民巷的交火中受伤,在1905年之前,他就结识了很多中国官员,比如李鸿章、袁世凯、曾广铨、唐绍仪、梁诚、蔡廷干……他目睹与亲历的是一个一方面动荡不安,一方面又在腐朽没落的夹缝中露出了希望的中国。
他近距离观察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中国的十八个省他曾去过十七个,北京、天津、武汉是他常停留之地,他还曾从上海出发,向西南走到缅甸仰光,又曾从东京经云、贵、湘三省到湖北的汉口。
而他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准备去一些更加寒冷的地方:陕西、甘肃、新疆……这是一片他未曾仔细踏访的土地,他希望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学校,寻找新政改革的痕迹,试图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说明“新政改革”带给旧中国的新内容。
1910年的西北
1910年1月15日,莫理循带着端方替他写给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和新疆巡抚的手札,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达河南,然后乘坐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入新疆。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他自称是“穿越中华帝国,从北京到达伊宁,并从那里穿越天山山脉的木扎提隘口到达喀什和俄国铁路线上的安集延的第一名记者”。
要了解新政,他为什么不去沿海城市、湖北或直隶,反而要去落后的西北呢?莫理循这样解释:“这些地方,更能看出事件的端倪……”他以《穿越中国和中亚》为题给《泰晤士报》发回一系列报道,沿途还拍下了上千幅照片,逐日详尽地记录了从陕西华州至新疆喀什沿途所见北疆的山野、客栈、当地居民、差人、废墟、城垣。
莫理循的照片中展现了废弃的烽燧,残缺的城墙、城门,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他看到左宗棠西征时修筑的大道,宽可数丈,而道路长年失修,车辙深达半尺。他发现中国西部边境贸易路途中重要的木扎提山口的道路状况很差,虽然当地官员告诉他“每年都修路,现在运行状况良好”,但事实则是“现在的路况并不比7世纪好多少”。
而克什噶尔到安集延途中,有一个重要的边境要塞乌鲁克恰提,莫理循到达后发现这个重要要塞只是一座泥筑城堡,堡垒内部杂乱不堪,只有一个要倒塌的,且没有马匹的马厩……当他参观时,仅有的四个看守边境城堡的中国人,两个在农田锄草,一个在洗小葱,一个则在睡似睡非睡……
这里,无论是城垣、村庄、农田、甚至人们脸上的表情,和35年前1875年俄罗斯经贸远征队摄影师波雅尔斯基(A. E. Boyarsky)所记录的都没有什么大不同。如果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万象更新的景象,莫理循似乎来错了地方。
不仅是莫理循,同时,1910年,那爱德在四川、施塔福在上海,埃德温•约翰•丁格尔在中国西南,他们看到的都是1910年时的底层中国,在中国传统农村,一切一如往昔,人民照常劳作,生活仍在继续,平静而迟缓,日出日落,耕作休息。无论上层的思想如何激变,在乡村、在离政治中心很远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几乎只是微变:他们仍然牵着牛,犁着地,在镜头前留下了仿佛深思又仿佛茫然的神情。外面一波一波的革命、新政,与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无涉。
而就在这似乎千年不变的土地上,莫理循以记者的敏锐,注意到的确有新的事物在悄悄成长:大型民用企业兰州织呢厂、邮政系统、咨议局、乌鲁木齐的四川会馆、教堂、军容整齐的新军——这是中国最边远地区的新式陆军……这一切是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的惠赐,代表着新的文明正在这片荒凉大地生长。
在乌鲁木齐,莫理循还会见了主张“新政”改革的巡抚王树根等官员;清末“报案”的要角,《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他正在此地为一位地方官员担任家庭教师,而庚子事变后被流放至此的载澜则在此迷上了摄影,并且送给莫理循不少他本人拍摄的照片。新的人,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即使在这片荒远的大地,也在成长和出现着。
莫理循的变化
归来后,1910年9月16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西部中国的发展”的社论,其中提到“西部中国在大发展,正在进行的改革清楚地说明清朝的皇帝恢复了权力,北京保守势力的影响仍然存在,成为改革的阻力,但它们无法阻止各省革新的活力。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从未被真正削弱的有力证据不在紫禁城内,而在幅员辽阔却人烟稀少的地区。”同时,随着中国局势的暗暗变迁,莫理循头脑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想法也在慢慢地变革。
虽然他的同事濮兰德说他“执意用柔和的玫瑰色眼光去看这个国家”,但莫理循一直认为中国是有光明前途的,一直积极报道新政,进而把这些进步以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温和的改革派”作为中国光明的未来加以宣传。这篇社论虽然并非莫理循所写,但《泰晤士报》编辑部显然继承了莫理循中国观。
然而实际上,莫理循过于乐观了。1910年初这个冬天,清末新政几乎走到了终点,清廷试图自我拯救的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运动失败了。因此在1910年的春天的中国,希望与幻灭并存,出路与绝望并存。这种希望与幻灭,体现在西北,则是那些被抛荒的边防哨所、年久失修的公路,与新军和新政的遗产并存的景象。
莫理循仍将希望寄托在清廷改革派身上,他最为欣赏的官员包括袁世凯——1902年莫理循第一次采访袁世凯就被吸引,此后过从甚密。而此时,袁正在彰德乡下的养寿园疗养自己的“足疾”。他和莫理循不知道,一年多之后,他们会被一起推上历史舞台——莫理循致力支持袁世凯,希望一个新生的政府能够带中国走上他所一直期望的富强之路。
莫理循在中国的职业记者生涯始于1897年,至此已经13年。他被上司喻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的特征”,曾亲历了中国变化最急剧的年代:他见证了六君子的头颅和热血;亲身介入了对张荫桓的救援;他曾在东交民巷的交火中受伤,在1905年之前,他就结识了很多中国官员,比如李鸿章、袁世凯、曾广铨、唐绍仪、梁诚、蔡廷干……他目睹与亲历的是一个一方面动荡不安,一方面又在腐朽没落的夹缝中露出了希望的中国。
他近距离观察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中国的十八个省他曾去过十七个,北京、天津、武汉是他常停留之地,他还曾从上海出发,向西南走到缅甸仰光,又曾从东京经云、贵、湘三省到湖北的汉口。
而他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准备去一些更加寒冷的地方:陕西、甘肃、新疆……这是一片他未曾仔细踏访的土地,他希望察看西部的商路和学校,寻找新政改革的痕迹,试图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说明“新政改革”带给旧中国的新内容。
1910年的西北
1910年1月15日,莫理循带着端方替他写给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和新疆巡抚的手札,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到达河南,然后乘坐马车或骑马,一路西行,从西安到甘肃,进入新疆。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他自称是“穿越中华帝国,从北京到达伊宁,并从那里穿越天山山脉的木扎提隘口到达喀什和俄国铁路线上的安集延的第一名记者”。
要了解新政,他为什么不去沿海城市、湖北或直隶,反而要去落后的西北呢?莫理循这样解释:“这些地方,更能看出事件的端倪……”他以《穿越中国和中亚》为题给《泰晤士报》发回一系列报道,沿途还拍下了上千幅照片,逐日详尽地记录了从陕西华州至新疆喀什沿途所见北疆的山野、客栈、当地居民、差人、废墟、城垣。
莫理循的照片中展现了废弃的烽燧,残缺的城墙、城门,荒芜的河谷,没有叶子的树木。他看到左宗棠西征时修筑的大道,宽可数丈,而道路长年失修,车辙深达半尺。他发现中国西部边境贸易路途中重要的木扎提山口的道路状况很差,虽然当地官员告诉他“每年都修路,现在运行状况良好”,但事实则是“现在的路况并不比7世纪好多少”。
而克什噶尔到安集延途中,有一个重要的边境要塞乌鲁克恰提,莫理循到达后发现这个重要要塞只是一座泥筑城堡,堡垒内部杂乱不堪,只有一个要倒塌的,且没有马匹的马厩……当他参观时,仅有的四个看守边境城堡的中国人,两个在农田锄草,一个在洗小葱,一个则在睡似睡非睡……
这里,无论是城垣、村庄、农田、甚至人们脸上的表情,和35年前1875年俄罗斯经贸远征队摄影师波雅尔斯基(A. E. Boyarsky)所记录的都没有什么大不同。如果希望在这些地方,能够看到万象更新的景象,莫理循似乎来错了地方。
不仅是莫理循,同时,1910年,那爱德在四川、施塔福在上海,埃德温•约翰•丁格尔在中国西南,他们看到的都是1910年时的底层中国,在中国传统农村,一切一如往昔,人民照常劳作,生活仍在继续,平静而迟缓,日出日落,耕作休息。无论上层的思想如何激变,在乡村、在离政治中心很远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几乎只是微变:他们仍然牵着牛,犁着地,在镜头前留下了仿佛深思又仿佛茫然的神情。外面一波一波的革命、新政,与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无涉。
而就在这似乎千年不变的土地上,莫理循以记者的敏锐,注意到的确有新的事物在悄悄成长:大型民用企业兰州织呢厂、邮政系统、咨议局、乌鲁木齐的四川会馆、教堂、军容整齐的新军——这是中国最边远地区的新式陆军……这一切是洋务运动对西北地区的惠赐,代表着新的文明正在这片荒凉大地生长。
在乌鲁木齐,莫理循还会见了主张“新政”改革的巡抚王树根等官员;清末“报案”的要角,《京话日报》主编彭翼仲,他正在此地为一位地方官员担任家庭教师,而庚子事变后被流放至此的载澜则在此迷上了摄影,并且送给莫理循不少他本人拍摄的照片。新的人,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即使在这片荒远的大地,也在成长和出现着。
莫理循的变化
归来后,1910年9月16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西部中国的发展”的社论,其中提到“西部中国在大发展,正在进行的改革清楚地说明清朝的皇帝恢复了权力,北京保守势力的影响仍然存在,成为改革的阻力,但它们无法阻止各省革新的活力。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从未被真正削弱的有力证据不在紫禁城内,而在幅员辽阔却人烟稀少的地区。”同时,随着中国局势的暗暗变迁,莫理循头脑里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想法也在慢慢地变革。
虽然他的同事濮兰德说他“执意用柔和的玫瑰色眼光去看这个国家”,但莫理循一直认为中国是有光明前途的,一直积极报道新政,进而把这些进步以及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温和的改革派”作为中国光明的未来加以宣传。这篇社论虽然并非莫理循所写,但《泰晤士报》编辑部显然继承了莫理循中国观。
然而实际上,莫理循过于乐观了。1910年初这个冬天,清末新政几乎走到了终点,清廷试图自我拯救的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近代化运动失败了。因此在1910年的春天的中国,希望与幻灭并存,出路与绝望并存。这种希望与幻灭,体现在西北,则是那些被抛荒的边防哨所、年久失修的公路,与新军和新政的遗产并存的景象。
莫理循仍将希望寄托在清廷改革派身上,他最为欣赏的官员包括袁世凯——1902年莫理循第一次采访袁世凯就被吸引,此后过从甚密。而此时,袁正在彰德乡下的养寿园疗养自己的“足疾”。他和莫理循不知道,一年多之后,他们会被一起推上历史舞台——莫理循致力支持袁世凯,希望一个新生的政府能够带中国走上他所一直期望的富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