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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开年后，有两件事看来纯属巧合：先是习近平首谈要消除改革的“中梗阻”;随后一部控霾的纪录片引爆网络热点。无论是来自高层的谈话，还是来自民间的舆论，共同点都是将矛头指向利益集团。这不由令人联想：这是要向特殊利益集团开战的节奏吗？
当然，将中国空气污染的原因直指能源垄断集团，虽比以往的媒体分析都更加抵达真相，但是要将所有的板子打在利益集团身上，却仍遮蔽了部分事实。实际上，利益集团总是存在，但其行为是好是坏，端赖社会制度环境如何。既然公众视线已集中于利益集团导致环境污染这一敏感话题，不如再往前走一步，看看这些利益集团凭什么坐大？又凭什么能够“梗阻”中国人的生存权？
利益集团曾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秘诀，即通过利益分割而在原有的大一统框架内形成某种竞争格局，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流动。所谓改革开放，含义之一即是构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为主体的经济利益集团，并鼓励其相互间的充分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首先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也因此逐渐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问题。
在增量改革空间缩窄时，中国社会的既有利益分割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特别是某些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等强势利益集团，实际上并非采用市场规则，而是直接使用政治权力占据资源，并以集团利益取代公共利益，从而成为改革的梗阻。这种梗阻是全方位的，公允地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基本都与特殊利益集团有关。从2013年起突然恶化的雾霾迟迟得不到有效治理，即同能源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有关。
针对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改革梗阻，短期的办法是解决这些集团制造出来的问题;中期的解决方式是打散成形的利益集团;而长期的、根本的解决方式是创设机制，将集团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
近10年来，执政党先是尝试短期解决方式，即先后强调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公平正义等，这正是看到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所在，并试图着力解决，但因为没有真正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利益集团开刀，因此也收效甚微。
十八大后，执政党选择对利益集团各个突破的策略。2014年是以腐败官员为重点的“打老虎”。这一次则以雾霾治理为契机，社会舆论的矛头直指制造污染问题的“煤老虎”、“油老虎”等能源垄断集团。不得不说，这几次开刀所找的部位都很准，并且在解决方式上终于进步到中期解决的手段。
而一旦进入针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中期解决，人们会发现，其实这些集团并不如想象中强大。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的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和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特定的利益诉求。确实，在中国，就连掌握最多资源、能量极大的腐败官员集团，也只是一个松散联盟。并且中国式利益集团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统一的理念。对于这样的集团，打压或分解都更容易。但如前所述，这只是中期的解决方式。如果制度环境不做变更，新的利益聚集迟早会再度出现。这才是问题所在，并在中国反贪史上被一再验证。
所以，最可期待的仍是对利益集团的长期解决。即在法治环境下，政治市场将各个集团的利益摆在桌面上公平博弈，不需要私下里玩花样。如美国的《游说限制法》就并非着眼于取消利益集团（实际上也做不到），而是要求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外国公司、外国代理人都需要登记注册，公开身份，以便于管理。诸如此类的法律，现已形成体系，为规范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法治框架。
利益集团政治的开放性、规范性和公平性，保障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公平博弈，以腐败保障特殊利益只是个别现象。但问题是，在中国并不是每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都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更是付之阙如，所以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才能占尽优势。以空气污染治理为例，多年来不断参与环保的NGO、关注环保的媒体，就经常受到某些地方政府、垄断企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打压。而究其实质，无非是借政治权力来垄断经济利益。
在千夫齐指利益集团的同时，如果能够想深一步，就会发现，在政治发展的“穹顶”之下，要消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梗阻，而非集团本身。因此，建立开放性的政治参与平台，让公共利益、弱勢群体利益都有所代表，支持更多普通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集团，达到利益集团的平衡，而非简单地消灭利益集团，才是从长远上对问题的真正解决。
当然，将中国空气污染的原因直指能源垄断集团，虽比以往的媒体分析都更加抵达真相，但是要将所有的板子打在利益集团身上，却仍遮蔽了部分事实。实际上，利益集团总是存在，但其行为是好是坏，端赖社会制度环境如何。既然公众视线已集中于利益集团导致环境污染这一敏感话题，不如再往前走一步，看看这些利益集团凭什么坐大？又凭什么能够“梗阻”中国人的生存权？
利益集团曾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秘诀，即通过利益分割而在原有的大一统框架内形成某种竞争格局，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流动。所谓改革开放，含义之一即是构建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为主体的经济利益集团，并鼓励其相互间的充分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首先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也因此逐渐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问题。
在增量改革空间缩窄时，中国社会的既有利益分割开始出现严重的不公平。特别是某些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等强势利益集团，实际上并非采用市场规则，而是直接使用政治权力占据资源，并以集团利益取代公共利益，从而成为改革的梗阻。这种梗阻是全方位的，公允地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基本都与特殊利益集团有关。从2013年起突然恶化的雾霾迟迟得不到有效治理，即同能源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有关。
针对特殊利益集团形成的改革梗阻，短期的办法是解决这些集团制造出来的问题;中期的解决方式是打散成形的利益集团;而长期的、根本的解决方式是创设机制，将集团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
近10年来，执政党先是尝试短期解决方式，即先后强调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公平正义等，这正是看到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所在，并试图着力解决，但因为没有真正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利益集团开刀，因此也收效甚微。
十八大后，执政党选择对利益集团各个突破的策略。2014年是以腐败官员为重点的“打老虎”。这一次则以雾霾治理为契机，社会舆论的矛头直指制造污染问题的“煤老虎”、“油老虎”等能源垄断集团。不得不说，这几次开刀所找的部位都很准，并且在解决方式上终于进步到中期解决的手段。
而一旦进入针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中期解决，人们会发现，其实这些集团并不如想象中强大。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现有的利益集团，大多没有完备的组织形态和固定的组织架构，只是松散地、自发地、临时性地“结伙”，以协同行动，表达特定的利益诉求。确实，在中国，就连掌握最多资源、能量极大的腐败官员集团，也只是一个松散联盟。并且中国式利益集团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统一的理念。对于这样的集团，打压或分解都更容易。但如前所述，这只是中期的解决方式。如果制度环境不做变更，新的利益聚集迟早会再度出现。这才是问题所在，并在中国反贪史上被一再验证。
所以，最可期待的仍是对利益集团的长期解决。即在法治环境下，政治市场将各个集团的利益摆在桌面上公平博弈，不需要私下里玩花样。如美国的《游说限制法》就并非着眼于取消利益集团（实际上也做不到），而是要求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外国公司、外国代理人都需要登记注册，公开身份，以便于管理。诸如此类的法律，现已形成体系，为规范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法治框架。
利益集团政治的开放性、规范性和公平性，保障了利益集团之间的公平博弈，以腐败保障特殊利益只是个别现象。但问题是，在中国并不是每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都有条件建立自己的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更是付之阙如，所以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才能占尽优势。以空气污染治理为例，多年来不断参与环保的NGO、关注环保的媒体，就经常受到某些地方政府、垄断企业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打压。而究其实质，无非是借政治权力来垄断经济利益。
在千夫齐指利益集团的同时，如果能够想深一步，就会发现，在政治发展的“穹顶”之下，要消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梗阻，而非集团本身。因此，建立开放性的政治参与平台，让公共利益、弱勢群体利益都有所代表，支持更多普通利益集团和公共利益集团，达到利益集团的平衡，而非简单地消灭利益集团，才是从长远上对问题的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