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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始,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专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健康管理》杂志主编。
对于甲流,因为是一种新发的传染病,目前还有许多未知数。其实,对于未来人类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很多也是未知的,没人能够提前准确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人类跨进21世纪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使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危险因素不断增加。
首先,我们要明白人类和微生物的关系。病毒是微生物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体内体外都有无数的微生物,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是有益的,大家和平共处构成和谐的生态环境。只有少数微生物会引起疾病,引起疾病的微生物能在人群中传播。
其次,疾病的流行和人类的文明进程有关。在以采集和打猎为特征的远古时代,因为没有人类的定居和群居,人们可以随地大小便,随地丢垃圾,因为“单枪匹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不会引起大规模的疾病流行。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开始了定居和大规模群居,开始饲养家畜家禽,人、畜粪便和垃圾的大量堆积,经蚊子、苍蝇、老鼠等传播,传染病和食物源性及水源性疾病开始在人群中流行。当时,水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许多人喝了不干净的水死掉。西方人在实践中摸索出用发酵的方法消灭水中的致病微生物,不喝生水喝啤酒;东方人在实践中摸索出将水烧开来消灭水中的致病微生物,即喝开水和喝茶。
可以说,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和便利生活,也失去了一定的自由,增加了得病的机会。为了应对文明带来的副作用,公共卫生出现了。当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人群聚集程度更高,城市化更普及,资源消耗更多,污染更加严重,同时,人际交流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发达,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也就更快更广。文明和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帮助致病微生物提高了其在人群中传播的效率。这是必然的结果和发展悖论。
从西方医学的角度看,过去的百年,人类应对疫情和疾病的医学基础是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以单因单病、病在细胞为特征,在上世纪曾对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在21世纪,人类健康的挑战不仅来自瞬息万变的流行性传染病,也来自“悄悄逼近”的慢性疾病,在新的情况下,生物医学模式用来指导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则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慢性病不是单个病因所致;应对传染病的威胁也显得单薄无力,因为传染病除了传染源外,还受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等因素影响。
1970年代,健康领域的科学家根据数十年主要是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医学模式。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布了拉龙德(Lalonde)报告,指出国民健康并不仅仅是由医疗服务单方面所决定的,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和习惯因素、医疗卫生系统因素。1990年,伊文斯和斯多达特(Evans & Stoddart)又提出决定健康的多因素模式。这是一个与生物医学模式完全不同的、更加系统完善的认识人类健康规律的新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指出要实现人类健康,光预防和控制生物学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要同时改变环境和个人行为。
旧的生物医学模式关心的是如何从生物学层面解决人群中的疾病问题,新医学模式关心的是如何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目前,中国的卫生医疗体制以及流行病学体系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时落后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正在推进中的医疗体制改革也是在旧的思路下进行的,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混淆,使得医疗体系建设和医改只注重物质层面的就医,不注重日常的健康和疾病防控。
尽管国家在战略上已经确定了“战略前移,重心下移”,但落实到具体的计划中,我们并没有能够跳出陈旧的生物医学模式的束缚,也没有能够冲破利益集团的阻碍,没有做正确的事,大量的资源还是投在疾病上。南辕北辙。
好消息是,由于2003年的SARS给我们提供了生命的教训,当甲型H1N1流感(甲流)兵临城下之际,决策者能够从当时生物医学模式笼罩下的医改讨论中迅速跳出来,根据“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充分理解科学有效甲流防控策略的关键是控制环境和改变人的行为,毅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防控策略,成功地推迟了甲流在我国的流行,减少了甲流对国民健康的危害。甲流防控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像传染病防控这类传统上是生物医学模式长项的健康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在21世纪必须依靠新的医学模式,防控包括生物学因素在内的各种健康危险因素。相信我们在慢性病等问题上也能突破认识的误区,打破窠臼,改变目前在保障国民健康方面的落后现状。
对于甲流,因为是一种新发的传染病,目前还有许多未知数。其实,对于未来人类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很多也是未知的,没人能够提前准确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人类跨进21世纪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使疾病发生和流行的危险因素不断增加。
首先,我们要明白人类和微生物的关系。病毒是微生物大家庭的一员,我们体内体外都有无数的微生物,大多数微生物对人类是有益的,大家和平共处构成和谐的生态环境。只有少数微生物会引起疾病,引起疾病的微生物能在人群中传播。
其次,疾病的流行和人类的文明进程有关。在以采集和打猎为特征的远古时代,因为没有人类的定居和群居,人们可以随地大小便,随地丢垃圾,因为“单枪匹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不会引起大规模的疾病流行。进入农业社会后,人类开始了定居和大规模群居,开始饲养家畜家禽,人、畜粪便和垃圾的大量堆积,经蚊子、苍蝇、老鼠等传播,传染病和食物源性及水源性疾病开始在人群中流行。当时,水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许多人喝了不干净的水死掉。西方人在实践中摸索出用发酵的方法消灭水中的致病微生物,不喝生水喝啤酒;东方人在实践中摸索出将水烧开来消灭水中的致病微生物,即喝开水和喝茶。
可以说,随着文明的进展,人类获得了丰富的物质和便利生活,也失去了一定的自由,增加了得病的机会。为了应对文明带来的副作用,公共卫生出现了。当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人群聚集程度更高,城市化更普及,资源消耗更多,污染更加严重,同时,人际交流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发达,疾病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也就更快更广。文明和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帮助致病微生物提高了其在人群中传播的效率。这是必然的结果和发展悖论。
从西方医学的角度看,过去的百年,人类应对疫情和疾病的医学基础是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以单因单病、病在细胞为特征,在上世纪曾对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在21世纪,人类健康的挑战不仅来自瞬息万变的流行性传染病,也来自“悄悄逼近”的慢性疾病,在新的情况下,生物医学模式用来指导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则显得力不从心,因为慢性病不是单个病因所致;应对传染病的威胁也显得单薄无力,因为传染病除了传染源外,还受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等因素影响。
1970年代,健康领域的科学家根据数十年主要是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医学模式。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布了拉龙德(Lalonde)报告,指出国民健康并不仅仅是由医疗服务单方面所决定的,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和习惯因素、医疗卫生系统因素。1990年,伊文斯和斯多达特(Evans & Stoddart)又提出决定健康的多因素模式。这是一个与生物医学模式完全不同的、更加系统完善的认识人类健康规律的新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指出要实现人类健康,光预防和控制生物学因素是远远不够的,要同时改变环境和个人行为。
旧的生物医学模式关心的是如何从生物学层面解决人群中的疾病问题,新医学模式关心的是如何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目前,中国的卫生医疗体制以及流行病学体系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时落后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正在推进中的医疗体制改革也是在旧的思路下进行的,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了手段与目的的混淆,使得医疗体系建设和医改只注重物质层面的就医,不注重日常的健康和疾病防控。
尽管国家在战略上已经确定了“战略前移,重心下移”,但落实到具体的计划中,我们并没有能够跳出陈旧的生物医学模式的束缚,也没有能够冲破利益集团的阻碍,没有做正确的事,大量的资源还是投在疾病上。南辕北辙。
好消息是,由于2003年的SARS给我们提供了生命的教训,当甲型H1N1流感(甲流)兵临城下之际,决策者能够从当时生物医学模式笼罩下的医改讨论中迅速跳出来,根据“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充分理解科学有效甲流防控策略的关键是控制环境和改变人的行为,毅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防控策略,成功地推迟了甲流在我国的流行,减少了甲流对国民健康的危害。甲流防控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像传染病防控这类传统上是生物医学模式长项的健康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在21世纪必须依靠新的医学模式,防控包括生物学因素在内的各种健康危险因素。相信我们在慢性病等问题上也能突破认识的误区,打破窠臼,改变目前在保障国民健康方面的落后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