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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苏力的《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以下本书引文只注页码），让人强烈感觉到的是他将中国的法律研究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从美国法学变化入手，分析了中国法学的变迁，提出法学发展的三种范式，表明了他本人更赞成社科法学的立场，并进一步对法学发展做出了前瞻性的预测。在其“引言”小结中，作者写道：“我的关于社科法学的猜测是基于当代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交流技术的高速发展，基于更多的专业化的实证研究成果的出现以及它们的方便获得。这些因素此刻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如果这一点是可靠的，那么，可以预见法律在其专业化的同时有可能会变得更加非专业化，出现一个‘法律的非法律化’的悖论。”作者对于法学发展的主张“社科法学”这条线索可以说贯穿了全书的始终。在第二编中他通过三章分析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底蕴”、“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从微观主体到宏观学术环境与学术制度逐一论述其观点。作者认为，人文底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也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主张的“文史哲不分家”。人文底蕴也许还要包括某种“终极关怀”、“人类理想”、“社会关注”，甚至包括知识人的知识情怀、基本的道德操守等方面。对于前辈的人文底蕴要予以足够尊重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仅仅有人文底蕴未必就能够推动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在这种所谓的人文底蕴或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通过分类来压迫人和压迫知识的力量”（182页）。作者主张要想大力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想加快建设好法学学科，就要适应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变化特点，形成良好的学术环境，推动学术市场的真正的自由竞争。为此，一方面，学术要走职业化、专门化道路；另一方面，研究学术的学者逐渐呈现分化，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而公共知识分子中，作者认为五十岁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多，这也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无论从他们的自我认同还是社会期待来看，他们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强调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但是他们在骨子里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让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楷模予以认同，这使得他们总结出来的制度化、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在他们自己那里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隔。因此，苏力先生又不无担忧地认为：“中国传统的缺少专业分工的知识分子形象——文人——仍然在追逐着我们。”（212）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通过对宏观的学术环境与微观的学术人的分析，表达对学术制度、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分工的合理尊重与资源有效整合配置的强烈愿望，洞穿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法学研究发展的轨道，可谓独一无二。它不仅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学术洞察力，更是为法学与社会学研究者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开启了新的思路。
该书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大大延伸法学研究的领域与风景线的提法引起了争论。但是，这是苏力先生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一种见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够去作对与错的判断。他考察二十五年来转型的中国法治实践与法学发展，对法学界提出，不仅要有真正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内省的态度和能力。我看到了苏力先生在该书中所指出的诸多变化，正在转型中国真的已经发生。
（《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苏力著，法律出版社二○○四年版，
23.00元）
该书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大大延伸法学研究的领域与风景线的提法引起了争论。但是，这是苏力先生对转型时期中国法学研究的一种见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够去作对与错的判断。他考察二十五年来转型的中国法治实践与法学发展，对法学界提出，不仅要有真正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内省的态度和能力。我看到了苏力先生在该书中所指出的诸多变化，正在转型中国真的已经发生。
（《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苏力著，法律出版社二○○四年版，
2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