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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幅度的萎缩。同时，全球经济的许多问题和矛盾长期累积以及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凸显，使得全球经济运行面临的障碍和挑战不断加大，全球经济秩序也因此陷入严重危机。这些问题的持续发酵，深刻反映出当前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重构全球经济秩序的紧迫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高收入差距、高资产价格的“三低三高”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还在一定条件下加速累积和暴露，并对全球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同时，受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世界各国难以形成全球经济治理的共同行动，全球经济的有序运行因此失去有效保障。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严重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但是，受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力、技术进步的积极效应释放缓慢以及国际经济合作阻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范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放缓。同时，反映资本和劳动总体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也在逐步下降。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经济增速已出现超预期的大幅下滑，因此疫情后全球经济出现大幅萎缩并未超出人们预料。2021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8%，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创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3.5%，较上年下降6.3个百分点。
其次，全球经济政策严重分化。近年来，尽管一些国家加大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盛行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经济中的开放与保护两种力量的较量日益激烈。各国经济政策的严重分化，使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频繁挑起贸易战，严重抑制了全球贸易投资往来，损害了全球经济利益。2019年10月，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贸易战造成的累积经济损失可能达到70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0.7%。
最后，全球经济治理严重赤字。过去数十年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经济也涌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展十分缓慢，全球经济治理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变化。一方面，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已经达到60%，但他们在IMF、世界银行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与其实力和贡献很不匹配。另一方面，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和规则未能跟上全球经贸、金融和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问题十分突出，难以有效化解日益涌现的全球新问题。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客观上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断裂。疫情发生后，很多国家旅游、航空运输、酒店、餐饮等消费服务业和外贸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阻碍，居民消费支出受到直接冲击，企业投资意愿下降。2020年10月，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额较上年下降7%至9%，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第二季度同比下降近20%。2021年1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较上年下降42%，总额约为8590亿美元，创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FDI较上年下降69%，总额约为2290亿美元，创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疫情冲击不仅表现在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上，还表现在全球范围的资本市场动荡、资本外流加大、债务风险上升等方面。当前，全球疫情还远未结束，并且在一些国家出现反弹，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断和重组的影响正在呈现长期化趋势。
2021年1月18日，世界经济论坛相关负责人在瑞士科洛尼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透露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议程。
此外，疫情对全球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国家政策的内顾倾向加大，全球经济因此呈现出本土化趋势。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客观冲击让很多国家开始从政策上反思经济高度对外依存的负面影响，并加大了推行重要生活生产物资本土化供应政策的力度，并希望将关键产业链或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收缩到国内或“可靠的”邻国和盟国。这与经济全球化阶段生产力所要求的市场导向和效率导向的生产关系的全球分工布局背道而驰，并加大了全球经济的脱钩风险。对于一些致力于扩大全球开放的国家，即便无意甚至极力阻止全球经济脱钩，但为了化解外部脱钩压力和防范生产中断风险，也不得不推出一些更加强调经济自主的政策，从而产生了为规避脱钩风险而不得不强化脱钩行动的“脱钩悖论”。疫情持续扩散蔓延将进一步导致一些国家走向自我封闭的民粹主义之路，全球化进程将面临更大挑战。为此，有学者提出警告，全球化可能回归“经济主权时代”。
此外，缺乏全球化共识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双刃剑”效应逐步显现。近年来，由于全球化进程受阻，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并取得明显进展。例如，2018年12月，包括11个亚太国家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2020年11月，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0年12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完成谈判;2021年1月，中国同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这些区域合作安排无疑能够增加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的驱动力，但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化发展方向和路径上缺乏足够的共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将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本土化、区域化、碎片化趋势，并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方向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出现的增长低迷、无序竞争和各自为战，进一步凸显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21年1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獨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这些理念与主张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指明了方向。
短期来看，各国必须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共同维护市场开放。近年来，全球经济深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疫情发生后，全球经贸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创造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推动实现保持市场开放的目标。
长期来看，各国必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革，重建全球经济秩序。当前，全球经济与国际政治、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高度联动，这对全球治理机制的领导力和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担负这一重任。无论是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还是二十国集团（G20）、七国集团（G7）、金砖国家等新型综合性国际经济合作机制，都未能在采取快速行动应对全球危机、促进全球各经济体形成政策合力方面发挥作用，与其成立时确立的目标相去渐远。因此，必须从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入手，同时加快存量规则与机制的改革，不断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经济秩序正面临重大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高收入差距、高资产价格的“三低三高”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还在一定条件下加速累积和暴露，并对全球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同时，受一些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影响，世界各国难以形成全球经济治理的共同行动，全球经济的有序运行因此失去有效保障。
首先，全球经济增长严重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但是，受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推进不力、技术进步的积极效应释放缓慢以及国际经济合作阻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全球范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持续放缓。同时，反映资本和劳动总体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也在逐步下降。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经济增速已出现超预期的大幅下滑，因此疫情后全球经济出现大幅萎缩并未超出人们预料。2021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8%，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创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3.5%，较上年下降6.3个百分点。
其次，全球经济政策严重分化。近年来，尽管一些国家加大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盛行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经济中的开放与保护两种力量的较量日益激烈。各国经济政策的严重分化，使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上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频繁挑起贸易战，严重抑制了全球贸易投资往来，损害了全球经济利益。2019年10月，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贸易战造成的累积经济损失可能达到7000亿美元，占全球GDP的0.7%。
最后，全球经济治理严重赤字。过去数十年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经济也涌现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展十分缓慢，全球经济治理严重滞后，不能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变化。一方面，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未能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已经达到60%，但他们在IMF、世界银行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投票权和话语权，与其实力和贡献很不匹配。另一方面，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和规则未能跟上全球经贸、金融和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问题十分突出，难以有效化解日益涌现的全球新问题。
疫情强化全球经济本土化和区域化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客观上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断裂。疫情发生后，很多国家旅游、航空运输、酒店、餐饮等消费服务业和外贸相关产业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阻碍，居民消费支出受到直接冲击，企业投资意愿下降。2020年10月，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额较上年下降7%至9%，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第二季度同比下降近20%。2021年1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较上年下降42%，总额约为8590亿美元，创2005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FDI较上年下降69%，总额约为2290亿美元，创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疫情冲击不仅表现在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上，还表现在全球范围的资本市场动荡、资本外流加大、债务风险上升等方面。当前，全球疫情还远未结束，并且在一些国家出现反弹，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断和重组的影响正在呈现长期化趋势。
此外，疫情对全球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国家政策的内顾倾向加大，全球经济因此呈现出本土化趋势。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客观冲击让很多国家开始从政策上反思经济高度对外依存的负面影响，并加大了推行重要生活生产物资本土化供应政策的力度，并希望将关键产业链或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收缩到国内或“可靠的”邻国和盟国。这与经济全球化阶段生产力所要求的市场导向和效率导向的生产关系的全球分工布局背道而驰，并加大了全球经济的脱钩风险。对于一些致力于扩大全球开放的国家，即便无意甚至极力阻止全球经济脱钩，但为了化解外部脱钩压力和防范生产中断风险，也不得不推出一些更加强调经济自主的政策，从而产生了为规避脱钩风险而不得不强化脱钩行动的“脱钩悖论”。疫情持续扩散蔓延将进一步导致一些国家走向自我封闭的民粹主义之路，全球化进程将面临更大挑战。为此，有学者提出警告，全球化可能回归“经济主权时代”。
此外，缺乏全球化共识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双刃剑”效应逐步显现。近年来，由于全球化进程受阻，一些国家和地区加快了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并取得明显进展。例如，2018年12月，包括11个亚太国家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2020年11月，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0年12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完成谈判;2021年1月，中国同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这些区域合作安排无疑能够增加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的驱动力，但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全球化发展方向和路径上缺乏足够的共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将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本土化、区域化、碎片化趋势，并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方向发展。
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当前，全球经济出现的增长低迷、无序竞争和各自为战，进一步凸显坚持多边主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21年1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特别致辞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则为基础，不搞唯我獨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故步自封。这些理念与主张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体制指明了方向。
短期来看，各国必须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共同维护市场开放。近年来，全球经济深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疫情发生后，全球经贸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创造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推动实现保持市场开放的目标。
长期来看，各国必须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革，重建全球经济秩序。当前，全球经济与国际政治、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高度联动，这对全球治理机制的领导力和协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担负这一重任。无论是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传统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还是二十国集团（G20）、七国集团（G7）、金砖国家等新型综合性国际经济合作机制，都未能在采取快速行动应对全球危机、促进全球各经济体形成政策合力方面发挥作用，与其成立时确立的目标相去渐远。因此，必须从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入手，同时加快存量规则与机制的改革，不断推动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