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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了那么一点点养心的事情
于丹又出新作《趣品人生》，在新书发布会上，她告诉记者们：“讲完了《论语》、《庄子》这些先秦的思想精华，我一直想找到一个载体，用日常生活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这些思想落地。这个载体必须是中国式的，从东方土壤里生长起来；还必须是低成本的，门槛要低，才能走进千家万户；而且它还能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有那么一点点生活里的庄严和安定。筛来筛去，我选了茶、酒、琴和行走山水，这些也都是我生活里最喜欢的。”
身为老师，于丹乐意陪伴学生们的成长，走过沟沟坎坎，很多时候毕了业的学生会从不同的城市打电话给她，这些学生在于丹看来都是很优秀的孩子，聪明勤奋、独当一面，然而他们并不快乐。有女生给于丹打电话，不说话，就是一直在哭。细细问下来，女生说：“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忙的累的。我都30多岁了，没有时间谈恋爱。我在小城市的同学，孩子都快上学了，我却开始得各种病，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随着学生们的长大，于丹知道，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她开始想：我们当下忙的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几年，于丹在各地讲课，常常有人来请教：你讲的儒家、道家文化特别好，道理我也懂，可是我还是心浮气躁，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于丹在思考，在讲究速度、追求和获得财富名利的过程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感觉不到幸福了？她发现周围很多朋友也在关心这样的问题。就像白岩松写的书《幸福了吗？》，他在问自己也是在问每一个人。《趣品人生》完成后，于丹跟白岩松说：“给我的这本书写个序吧。”白岩松写的序就是《做些无用的事》，在于丹看来写得好极了，他们事先并没有一句交流，但是序言所表达的内容非常有默契。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有用’绑架得太紧了。我们在这些‘忙碌’、‘有用’、‘价值’中，心里常会有种怨气。我们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裹挟着自己，既摆脱不了又找不到人来买单。但是，让自己慢下来的话，我们又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有用的事。那么‘无用’是干什么的？我觉得有用的事儿是用脑子的，无用的事儿是用心的。有时候，就是缺了那么一点点养心的事情。”
“于丹速度”从快到慢
于丹坦承，她的生活态度也在变化着。这几年来，于丹一直过着高度紧张、十分忙碌的日子，教学生、演讲、文化交流，她的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她飞到一个城市，第一站是机场，第二站是酒店，第三站是讲堂，然后或者回酒店，或者直接回机场。那座城市，于丹熟悉的只有三个地方：机场、酒店和讲堂。但是，一场火山灰，改变了于丹的速度，也让她最后完成了《趣品人生》这本书。
2010年4月，于丹飞抵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进行北欧讲学之行。她的行程是在瑞典发布新书、讲课，然后去挪威、芬兰，最后要在希腊做两大文明的对话。于丹手上拿着一摞电子机票，每一站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我还记得我在瑞典的那一天，一天里面有六个采访，四个电视的、两个报纸的。我还要到大学里做场演讲。中午，我就了吃块饼干。我特别喜欢这种节奏。第二天，我应该一早飞挪威。”于丹说。然而她没有走成，得到的理由是：因为硫化天气，机场关闭了。于丹问：“什么叫硫化天气？”没有人能解释。到了中午，机场还是关闭，于丹急了，明天在挪威的工作怎么办？最后决定改乘火车去奥斯陆，比飞机多花6个小时。
7个小时后，于丹一行到了奥斯陆，在媒体上得到消息，这种硫化天气是火山灰造成的。大家商量后决定去文化活动集中的波尔根，那里大学多，而且欧洲很多当地的学者都在等着对话。然后他们回奥斯陆，去赫尔辛基，最后去大南边的希腊。“波尔根隔着海峡就是冰岛，等于我们自己跑到火山灰的鼻子底下，所以，后来我们回不来了。”
这次坐火车，于丹要来了一张地图，一路标记经过的小站。每过三四十分钟，火车就停下来，于丹会记录下时间、站名，还跑到站台上拍照。车上的乘客善意地笑看这个跑上跑下的人，还特地留出了靠窗的位置方便于丹拍照。
“火车缓缓爬坡，停在一个山顶，室外的温度是零下二十七度，有厚厚的积雪。我就穿着毛衣下车拍站台，没想到车门竟然在我身后缓缓地关了。我的护照、钱、衣服全在车上，我简直太崩溃了。我是从车门只剩下一道缝的空间里挤进去的，火车上的人都在惊呼着看我上来了。”
就这样，于丹度过了7个小时的旅程，沿途风光让她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于丹忽然在想，如果是在国内，有人告诉她可以花两个小时飞到两个城市去工作，愿不愿意换成十四个小时的火车行程？于丹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愿意的。但是，在丹麦，面对不可抗力，这些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她忽然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件事情。
到了波尔根，当地孔子学院的院长Runa来接于丹一行。于丹描述的Runa是一个三百多斤的大块头，灰白的头发、灰白的眼睛，她得仰视他。跟着Runa，于丹忽然觉得自己的一切节奏就慢下来了。
最大的敌人——内心状态的焦虑
动作迟缓的Runa每天早上很慈祥地问于丹：“今天想去哪儿？”于丹说：“I follow you。”于是Runa带她去峡湾，到了地方介绍完情况，Runa就坐到长椅上说：“你玩去吧，我坐着等你。”等于丹欣赏过大海、故居、教堂，回到Runa这里，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lunch吃什么？”于丹说：“随便。”吃完午饭，还没下桌，Runa就问：“今天dinner吃啥？”大忙人于丹觉得，每天除了吃就是玩，除了玩就是吃，就这样日复一日。在波尔根，于丹有了大把的流光不知道该怎么打发，她开始用一种极慢的节奏去接触这一切。
每天Runa都会带着于丹去机场看看，所有的柜台全是红字，不是cancle，就是delay。满机场都是沮丧的外国人，电视台的人扛着机器抓人就问：“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采访到于丹时，“我跟记者说，我觉得挺好的，着急也没用，只能把这件事儿当做一个special holiday。我就磕磕巴巴地用我特别蹩脚的英语跟他们聊，我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打开了话匣子，于丹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她从一个老教堂顶上的四条龙聊到易卜生，她告诉记者中国的中学课本里有《玩偶之家》，中国的一个大文学家提问：娜拉出走以后会怎么样？记者点头说：“是啊，How about her future?”于丹不自觉地想，中国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她又聊到格里格，记者说：“在格里格的故居，你看到他的雕像了吗？”于丹回答那是非常现代的。记者又问：“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在即兴的一问一答间，于丹突然发现很多自己认为知道的答案，变得不那么清楚了，似乎自己还不够了解。Runa告诉记者，于丹是个作家。之后挪威电视台做了一个大专题，说一个中国作家高调地在机场宣扬了中国的乐观精神。每次于丹在机场聊完之后就高兴地跟大家道别：“See you tomorrow。” Runa说：“你明儿还来啊！”于丹说完这话也觉得特别不合适，但是就是特别习惯，每天去机场一看，走不了，就回到城里接着晃悠。
在晃悠的日子里，于丹开始了解当地人的生活。Runa是两个学校的校长，年纪大了走不动，陪着于丹逛，老在那儿坐着。于丹特别不忍心，说：“Runa你不用管我了，我自己可以玩，咱们到晚饭的时候一起吃饭，白天你去处理工作。”老Runa像一个委屈的孩子那样看着她说：“你烦我了，是吗？”于丹说：“没有啊，你是校长啊。”Runa说：“如果你烦我了，我答应你，我可以坐在办公室处理那些e-mail，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如果有工作，我会跟你讲的，我能够在这里，证明我可以处理好。你要讲实话，如果你烦我，我就回去。”于丹赶紧说，没有没有。于是，Runa就跟着她继续在外面晃。
接触多了，于丹发现当地人出奇的简单，他们身上保持着北欧渔民的朴实。Runa告诉于丹自己的一切，他的妻子是葡萄牙人，精通八门语言；他的两个女儿特别像妈妈，学习成绩极其优秀；他的儿子很高很帅，但是像他，学习不好。他的大女儿虽然读了博士，但是挑男人的眼光实在太差，嫁了个赌徒，把女儿的房子卖了，还在算计着要卖他家的房子，所以女儿离婚了，带着8个月的小外孙住在他那里。Runa说，现在他的生活一塌糊涂，他的两所学校，一所快要倒闭了，他陷入了很多纠纷。但是，每天陪着于丹玩的时候，Runa看到了自己生长的地方有很多新鲜的事物，他觉得这样看家乡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他对于丹说：“这两天我的心情也很好！”
回想自己去奥斯陆时，一脑门官司，老想着工作。现在在波尔根于丹静下来了，节奏慢下来了。于丹发现，这段经历是这几年来改变自己最大的一件事情，她的很多观念被改变了。“我终于想明白，过一种忙而不乱的生活。忙和乱是两回事儿。你可以有条不紊地忙，只要你自己的心思不乱。而且，一个人生活得从容，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节奏的紧张，而是内心状态的焦虑。”
于丹又出新作《趣品人生》，在新书发布会上，她告诉记者们：“讲完了《论语》、《庄子》这些先秦的思想精华，我一直想找到一个载体，用日常生活里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这些思想落地。这个载体必须是中国式的，从东方土壤里生长起来；还必须是低成本的，门槛要低，才能走进千家万户；而且它还能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有那么一点点生活里的庄严和安定。筛来筛去，我选了茶、酒、琴和行走山水，这些也都是我生活里最喜欢的。”
身为老师，于丹乐意陪伴学生们的成长，走过沟沟坎坎，很多时候毕了业的学生会从不同的城市打电话给她，这些学生在于丹看来都是很优秀的孩子，聪明勤奋、独当一面，然而他们并不快乐。有女生给于丹打电话，不说话，就是一直在哭。细细问下来，女生说：“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忙的累的。我都30多岁了，没有时间谈恋爱。我在小城市的同学，孩子都快上学了，我却开始得各种病，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随着学生们的长大，于丹知道，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她开始想：我们当下忙的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几年，于丹在各地讲课，常常有人来请教：你讲的儒家、道家文化特别好，道理我也懂，可是我还是心浮气躁，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于丹在思考，在讲究速度、追求和获得财富名利的过程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感觉不到幸福了？她发现周围很多朋友也在关心这样的问题。就像白岩松写的书《幸福了吗？》，他在问自己也是在问每一个人。《趣品人生》完成后，于丹跟白岩松说：“给我的这本书写个序吧。”白岩松写的序就是《做些无用的事》，在于丹看来写得好极了，他们事先并没有一句交流，但是序言所表达的内容非常有默契。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有用’绑架得太紧了。我们在这些‘忙碌’、‘有用’、‘价值’中，心里常会有种怨气。我们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裹挟着自己，既摆脱不了又找不到人来买单。但是，让自己慢下来的话，我们又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有用的事。那么‘无用’是干什么的？我觉得有用的事儿是用脑子的，无用的事儿是用心的。有时候，就是缺了那么一点点养心的事情。”
“于丹速度”从快到慢
于丹坦承，她的生活态度也在变化着。这几年来，于丹一直过着高度紧张、十分忙碌的日子，教学生、演讲、文化交流，她的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她飞到一个城市，第一站是机场，第二站是酒店，第三站是讲堂，然后或者回酒店，或者直接回机场。那座城市，于丹熟悉的只有三个地方：机场、酒店和讲堂。但是，一场火山灰，改变了于丹的速度，也让她最后完成了《趣品人生》这本书。
2010年4月，于丹飞抵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进行北欧讲学之行。她的行程是在瑞典发布新书、讲课，然后去挪威、芬兰，最后要在希腊做两大文明的对话。于丹手上拿着一摞电子机票，每一站的行程都安排好了。“我还记得我在瑞典的那一天，一天里面有六个采访，四个电视的、两个报纸的。我还要到大学里做场演讲。中午，我就了吃块饼干。我特别喜欢这种节奏。第二天，我应该一早飞挪威。”于丹说。然而她没有走成，得到的理由是：因为硫化天气，机场关闭了。于丹问：“什么叫硫化天气？”没有人能解释。到了中午，机场还是关闭，于丹急了，明天在挪威的工作怎么办？最后决定改乘火车去奥斯陆，比飞机多花6个小时。
7个小时后，于丹一行到了奥斯陆，在媒体上得到消息，这种硫化天气是火山灰造成的。大家商量后决定去文化活动集中的波尔根，那里大学多，而且欧洲很多当地的学者都在等着对话。然后他们回奥斯陆，去赫尔辛基，最后去大南边的希腊。“波尔根隔着海峡就是冰岛，等于我们自己跑到火山灰的鼻子底下，所以，后来我们回不来了。”
这次坐火车，于丹要来了一张地图，一路标记经过的小站。每过三四十分钟，火车就停下来，于丹会记录下时间、站名，还跑到站台上拍照。车上的乘客善意地笑看这个跑上跑下的人，还特地留出了靠窗的位置方便于丹拍照。
“火车缓缓爬坡，停在一个山顶，室外的温度是零下二十七度，有厚厚的积雪。我就穿着毛衣下车拍站台，没想到车门竟然在我身后缓缓地关了。我的护照、钱、衣服全在车上，我简直太崩溃了。我是从车门只剩下一道缝的空间里挤进去的，火车上的人都在惊呼着看我上来了。”
就这样，于丹度过了7个小时的旅程，沿途风光让她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于丹忽然在想，如果是在国内，有人告诉她可以花两个小时飞到两个城市去工作，愿不愿意换成十四个小时的火车行程？于丹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愿意的。但是，在丹麦，面对不可抗力，这些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她忽然发现自己很享受这件事情。
到了波尔根，当地孔子学院的院长Runa来接于丹一行。于丹描述的Runa是一个三百多斤的大块头，灰白的头发、灰白的眼睛，她得仰视他。跟着Runa，于丹忽然觉得自己的一切节奏就慢下来了。
最大的敌人——内心状态的焦虑
动作迟缓的Runa每天早上很慈祥地问于丹：“今天想去哪儿？”于丹说：“I follow you。”于是Runa带她去峡湾，到了地方介绍完情况，Runa就坐到长椅上说：“你玩去吧，我坐着等你。”等于丹欣赏过大海、故居、教堂，回到Runa这里，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lunch吃什么？”于丹说：“随便。”吃完午饭，还没下桌，Runa就问：“今天dinner吃啥？”大忙人于丹觉得，每天除了吃就是玩，除了玩就是吃，就这样日复一日。在波尔根，于丹有了大把的流光不知道该怎么打发，她开始用一种极慢的节奏去接触这一切。
每天Runa都会带着于丹去机场看看，所有的柜台全是红字，不是cancle，就是delay。满机场都是沮丧的外国人，电视台的人扛着机器抓人就问：“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采访到于丹时，“我跟记者说，我觉得挺好的，着急也没用，只能把这件事儿当做一个special holiday。我就磕磕巴巴地用我特别蹩脚的英语跟他们聊，我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打开了话匣子，于丹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她从一个老教堂顶上的四条龙聊到易卜生，她告诉记者中国的中学课本里有《玩偶之家》，中国的一个大文学家提问：娜拉出走以后会怎么样？记者点头说：“是啊，How about her future?”于丹不自觉地想，中国人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她又聊到格里格，记者说：“在格里格的故居，你看到他的雕像了吗？”于丹回答那是非常现代的。记者又问：“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在即兴的一问一答间，于丹突然发现很多自己认为知道的答案，变得不那么清楚了，似乎自己还不够了解。Runa告诉记者，于丹是个作家。之后挪威电视台做了一个大专题，说一个中国作家高调地在机场宣扬了中国的乐观精神。每次于丹在机场聊完之后就高兴地跟大家道别：“See you tomorrow。” Runa说：“你明儿还来啊！”于丹说完这话也觉得特别不合适，但是就是特别习惯，每天去机场一看，走不了，就回到城里接着晃悠。
在晃悠的日子里，于丹开始了解当地人的生活。Runa是两个学校的校长，年纪大了走不动，陪着于丹逛，老在那儿坐着。于丹特别不忍心，说：“Runa你不用管我了，我自己可以玩，咱们到晚饭的时候一起吃饭，白天你去处理工作。”老Runa像一个委屈的孩子那样看着她说：“你烦我了，是吗？”于丹说：“没有啊，你是校长啊。”Runa说：“如果你烦我了，我答应你，我可以坐在办公室处理那些e-mail，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如果有工作，我会跟你讲的，我能够在这里，证明我可以处理好。你要讲实话，如果你烦我，我就回去。”于丹赶紧说，没有没有。于是，Runa就跟着她继续在外面晃。
接触多了，于丹发现当地人出奇的简单，他们身上保持着北欧渔民的朴实。Runa告诉于丹自己的一切，他的妻子是葡萄牙人，精通八门语言；他的两个女儿特别像妈妈，学习成绩极其优秀；他的儿子很高很帅，但是像他，学习不好。他的大女儿虽然读了博士，但是挑男人的眼光实在太差，嫁了个赌徒，把女儿的房子卖了，还在算计着要卖他家的房子，所以女儿离婚了，带着8个月的小外孙住在他那里。Runa说，现在他的生活一塌糊涂，他的两所学校，一所快要倒闭了，他陷入了很多纠纷。但是，每天陪着于丹玩的时候，Runa看到了自己生长的地方有很多新鲜的事物，他觉得这样看家乡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他对于丹说：“这两天我的心情也很好！”
回想自己去奥斯陆时，一脑门官司，老想着工作。现在在波尔根于丹静下来了，节奏慢下来了。于丹发现，这段经历是这几年来改变自己最大的一件事情，她的很多观念被改变了。“我终于想明白，过一种忙而不乱的生活。忙和乱是两回事儿。你可以有条不紊地忙，只要你自己的心思不乱。而且，一个人生活得从容，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节奏的紧张，而是内心状态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