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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着养儿防老观念与家庭传统养老模式传统的中国，一胎化政策以及子女分居等因素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从而人们被迫寻求社会化的养老模式，反过来不断完善的社会化养老制度又会影响人们的生养预期，改变人们生育决策。
关键词：独子老龄化 养老 心理预期 生育率
一、引言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孝字为先，也自古就有“养儿防老”一说。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常常将孩子看作一种投资，而养老的保障效用无疑是这种投资的预期收益之一。家庭养老模式也是最传统的养老模式，尤其是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东方国家，即使是在老龄化后的日本，家庭养老也曾很长一段时间是日本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我国的一胎化政策以及不断的人口老龄化，这种传统的养老模式在我国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提出应尽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发展老龄产业等对策。然而目前这种独子老龄与尚不完备的养老制度的状况，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普遍心理预期，从而改变很多家庭决策，将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二、现状回望
2000年10月31日，我国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0.21%，标志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2001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1%，标志着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2008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3.28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6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12.43% 和8.46%，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趋势十分明显。根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小学学校至少自1993年到2008年以来一直减少，这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小学生在校人数连续递减13年，已由1995年的13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2008年的10331.51 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09 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少子化将加剧未来养老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87个百分点。同1982 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 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中国已经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
三、养老方式的选择
关于养老决策，当期中老年人以及下一期中老年人是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的非正规化养老模式，还是依赖社会或者商业养老保险的正规养老模式？
人们对于正规养老模式与非正规养老模式的信任程度以及目前现状所导致的心理预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养老决策选择。我们分别分析非正规化养老模式和正规养老模式的可靠程度。
家庭养老模式（或者说子女赡养模式）的可靠程度，包括经济支持、日常护理、精神慰藉。我们都知道，赡养老人既要出钱、又要出力。随着经济、社会及消费结构的变化，可支配收入扣除基础消费后的余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上升，这体现在经济指标上;由于家庭结构、人口以及理念的变化，加之平均寿命的延长，慢性病患病率的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综合起来使得抚老系数比增加，体现在精力赡养指标上。事实上，已有学者通过计算赡养能力的综合系数得出中国家庭赡养能力困境凸显，并且在未来几年中表现为家庭赡养能力逐年下降，而这一结果也正好与人们的预期相符。
另一方面，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可靠程度，包括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对未来保险金体系可持续性的预期两个方面。
首先看看近几年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
由表1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国参保人数已超过45%，人们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正规化的养老模式，加之政治因素，正规化养老将逐渐成为人们养老的主要模式。另外有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网络组织的存在会降低农民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的意愿，也就是说如果家庭网络组织淡化，家庭规模变小，人们一定会更加依赖正规化的养老模式。
在这种人口老龄化，养老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很多人担心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国家养老负担。养老保险金支付压力， 主要体现在养老金来源不足与养老金支付额增加两个方面。但是随着养老正规化意愿的提高，更多的人会愿意提前为养老做准备，也就是会愿意拿出更多的当期消费来为将来的养老做准备。另外，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会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养老保障的信心，也会更愿意在当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社会经济将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自发的创造更多财富，自愿的拿出钱来投资养老，国家建立更完善的养老制度以及设施。
通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无论是城镇养老保险还是新农村养老保险，均维持正常的收入支出状况，并未出现赤字风险（表2）。
人们的选择，尤其是下一代的家庭选择，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自己的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从长远影响上看，目前我国的养老现状，会极大程度的影响这一期年轻人的心理预期，从而改变下一期的养老决策以及生育决策。以目前的养老状况来看，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子女赡养能力的不断降低，人们对子女赡养模式的心理预期降低，进而会有越来越多的当期人口选择正规的商业养老模式，这样以来，会促使正规商业养老模式的进一步完善，也使得正规养老模式更加可靠，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四、生育决策
在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中，孩子可以带来的效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把孩子当作“消费品”，以及父母的一种快乐源泉而获得的效用，这部分效用被称为“消费效用”;第二类把孩子看作一种生产动力而获得的效用，也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孩子可以预期成为劳动力而给家庭提供的收入，可以说是一种劳动——经济效用;第三类是预期孩子作为未来老年和其他方面的保障潜在源而获得的效用，可以说是一种保障效用。在这种理论下，孩子本身就是父母养老的方式之一。孩子作为一种投资，是被期望相应的收益的。
随着正规商业养老模式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子女赡养的心理预期也会不断降低，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预期不断淡化。加之“独子老龄化”现象，以及如今家庭结构的变化，子女成婚之后普遍倾向于与老人分开居住，养老方式逐渐的由家庭模式转化为分居式家庭养老或者社会化养老，人们对于养孩子的经济效用与保障效用都会逐渐降低。而此时，只有孩子的消费作用并没有降低，孩子就更大程度的更接近于消费品。作为消费品，生养孩子的成本升高就会更大程度的影响人们的生育抉择。
无疑在中国孩子的生养成本是不断攀升的。一方面大多数人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保障和教育，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现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下，子女抚养成本的节节高的现状已成为年轻人的共识。另一方面，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女性生养的机会成本不断攀升。女性选择生养孩子意味着需要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孩子，而非工作。这部分机会成本一方面在于女性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更体现在女性对于事业的放弃。机会成本越大，女性将越是倾向于选择不生育。这样，在中国生养成本不断提高的现状下，生育率的降低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事实上，这一状况并非中国所特有的，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现状也验证了这一推论。通过世界银行的数据（下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早于我国进入少子老龄化状态并且也曾经依赖家庭养老的日本，在老龄化的趋势下，80、90年代日本积极改进养老制度的同时，生育率持续走低，到近些年则已经达到与成本相适应的程度，保持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图1）。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随着“边际孩子”经济效用和保障效用的降低，未来中国生育率将随着生养成本不断提升而降低，直至达到与生养成本相适应的程度。
五、总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独子老龄化促使人们在无法通过家庭养老满足养老需求的情况下不断地寻求正规化的养老模式，进而推动了养老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不断完善的养老制度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下一期的生育决策。
不足之处在于，本文只是从理论上进行了定性分析，还缺乏通过实证对心理预期对于养老模式及生育决策的影响的相关程度的定量研究，这部分工作将作为下一步的重点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杨坚白.人口经济论[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李通屏等.人口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李仲生.人口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4]吴海盛.基于村庄内部差异视角的农村居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11月.
[5]陶娜.基于灰色GM_1_1_马尔柯夫预测模型的家庭赡养能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20）.
[6]王伟.日本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2004（3）.
[7]穆光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0卷第5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关键词：独子老龄化 养老 心理预期 生育率
一、引言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孝字为先，也自古就有“养儿防老”一说。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常常将孩子看作一种投资，而养老的保障效用无疑是这种投资的预期收益之一。家庭养老模式也是最传统的养老模式，尤其是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东方国家，即使是在老龄化后的日本，家庭养老也曾很长一段时间是日本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我国的一胎化政策以及不断的人口老龄化，这种传统的养老模式在我国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提出应尽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发挥老年人力资源优势、发展老龄产业等对策。然而目前这种独子老龄与尚不完备的养老制度的状况，是否会影响人们的普遍心理预期，从而改变很多家庭决策，将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二、现状回望
2000年10月31日，我国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0.21%，标志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2001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1%，标志着我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2008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3.28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6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1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达到12.43% 和8.46%，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趋势十分明显。根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小学学校至少自1993年到2008年以来一直减少，这15年间我国小学学校已由69.67万所锐减到去年的30.09万所，锐减了56.8%。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小学生在校人数连续递减13年，已由1995年的13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2008年的10331.51 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2009 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少子化将加剧未来养老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33.60%，65岁及以上人口占4.9%;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7.70%，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22.90%，65岁及以上人口占7.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87个百分点。同1982 年普查数据比较，0～14岁人口比重下降了17个百分点，超过一半，这是非常惊人的变化，与此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3.87 个百分点。两相比较，少子化的速度超过了老龄化，说明中国人口发展的潜力被大大削弱，中国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堪忧。中国已经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确切地讲，在一胎化政策下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独子高龄化”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
三、养老方式的选择
关于养老决策，当期中老年人以及下一期中老年人是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的非正规化养老模式，还是依赖社会或者商业养老保险的正规养老模式？
人们对于正规养老模式与非正规养老模式的信任程度以及目前现状所导致的心理预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养老决策选择。我们分别分析非正规化养老模式和正规养老模式的可靠程度。
家庭养老模式（或者说子女赡养模式）的可靠程度，包括经济支持、日常护理、精神慰藉。我们都知道，赡养老人既要出钱、又要出力。随着经济、社会及消费结构的变化，可支配收入扣除基础消费后的余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上升，这体现在经济指标上;由于家庭结构、人口以及理念的变化，加之平均寿命的延长，慢性病患病率的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综合起来使得抚老系数比增加，体现在精力赡养指标上。事实上，已有学者通过计算赡养能力的综合系数得出中国家庭赡养能力困境凸显，并且在未来几年中表现为家庭赡养能力逐年下降，而这一结果也正好与人们的预期相符。
另一方面，国家养老保险体系的可靠程度，包括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对未来保险金体系可持续性的预期两个方面。
首先看看近几年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
由表1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国参保人数已超过45%，人们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正规化的养老模式，加之政治因素，正规化养老将逐渐成为人们养老的主要模式。另外有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网络组织的存在会降低农民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的意愿，也就是说如果家庭网络组织淡化，家庭规模变小，人们一定会更加依赖正规化的养老模式。
在这种人口老龄化，养老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很多人担心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国家养老负担。养老保险金支付压力， 主要体现在养老金来源不足与养老金支付额增加两个方面。但是随着养老正规化意愿的提高，更多的人会愿意提前为养老做准备，也就是会愿意拿出更多的当期消费来为将来的养老做准备。另外，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会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养老保障的信心，也会更愿意在当期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社会经济将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自发的创造更多财富，自愿的拿出钱来投资养老，国家建立更完善的养老制度以及设施。
通过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无论是城镇养老保险还是新农村养老保险，均维持正常的收入支出状况，并未出现赤字风险（表2）。
人们的选择，尤其是下一代的家庭选择，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自己的生长环境的影响，所以从长远影响上看，目前我国的养老现状，会极大程度的影响这一期年轻人的心理预期，从而改变下一期的养老决策以及生育决策。以目前的养老状况来看，随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子女赡养能力的不断降低，人们对子女赡养模式的心理预期降低，进而会有越来越多的当期人口选择正规的商业养老模式，这样以来，会促使正规商业养老模式的进一步完善，也使得正规养老模式更加可靠，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四、生育决策
在莱宾斯坦的“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中，孩子可以带来的效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把孩子当作“消费品”，以及父母的一种快乐源泉而获得的效用，这部分效用被称为“消费效用”;第二类把孩子看作一种生产动力而获得的效用，也就是在某种情况下孩子可以预期成为劳动力而给家庭提供的收入，可以说是一种劳动——经济效用;第三类是预期孩子作为未来老年和其他方面的保障潜在源而获得的效用，可以说是一种保障效用。在这种理论下，孩子本身就是父母养老的方式之一。孩子作为一种投资，是被期望相应的收益的。
随着正规商业养老模式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于子女赡养的心理预期也会不断降低，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预期不断淡化。加之“独子老龄化”现象，以及如今家庭结构的变化，子女成婚之后普遍倾向于与老人分开居住，养老方式逐渐的由家庭模式转化为分居式家庭养老或者社会化养老，人们对于养孩子的经济效用与保障效用都会逐渐降低。而此时，只有孩子的消费作用并没有降低，孩子就更大程度的更接近于消费品。作为消费品，生养孩子的成本升高就会更大程度的影响人们的生育抉择。
无疑在中国孩子的生养成本是不断攀升的。一方面大多数人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保障和教育，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现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下，子女抚养成本的节节高的现状已成为年轻人的共识。另一方面，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也使得女性生养的机会成本不断攀升。女性选择生养孩子意味着需要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孩子，而非工作。这部分机会成本一方面在于女性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更体现在女性对于事业的放弃。机会成本越大，女性将越是倾向于选择不生育。这样，在中国生养成本不断提高的现状下，生育率的降低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
事实上，这一状况并非中国所特有的，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现状也验证了这一推论。通过世界银行的数据（下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早于我国进入少子老龄化状态并且也曾经依赖家庭养老的日本，在老龄化的趋势下，80、90年代日本积极改进养老制度的同时，生育率持续走低，到近些年则已经达到与成本相适应的程度，保持相对稳定的低生育率（图1）。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随着“边际孩子”经济效用和保障效用的降低，未来中国生育率将随着生养成本不断提升而降低，直至达到与生养成本相适应的程度。
五、总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独子老龄化促使人们在无法通过家庭养老满足养老需求的情况下不断地寻求正规化的养老模式，进而推动了养老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不断完善的养老制度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下一期的生育决策。
不足之处在于，本文只是从理论上进行了定性分析，还缺乏通过实证对心理预期对于养老模式及生育决策的影响的相关程度的定量研究，这部分工作将作为下一步的重点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杨坚白.人口经济论[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李通屏等.人口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李仲生.人口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4]吴海盛.基于村庄内部差异视角的农村居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11月.
[5]陶娜.基于灰色GM_1_1_马尔柯夫预测模型的家庭赡养能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20）.
[6]王伟.日本家庭养老模式的转变.2004（3）.
[7]穆光宗.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50卷第5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