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作为理想主义学派“最雄辩和最有影响的代言人”，伍德罗·威尔逊对形成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是在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影响与指导下，美国威尔逊政府对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最初反对、到犹豫动摇、再到最终联合日本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过程。这种政策转变，体现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国家利益两者之间调适与互动的关系，暴露出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
关键词 美国，西伯利亚，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20—07
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是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反映，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所谓“理想主义”只不过是个幌子。另有人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混为一谈，威尔逊理想主义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是美国外交决策中十分重大的传统影响因素之一。但上述两种观点，忽视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国家利益在美国对外关系具体决策过程中的调适与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威尔逊政府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外交政策演变做个案研究，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阐释，并揭示出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
一
“理想主义”作为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影响因素，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之中。它植根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发端于美国早期移民中自入清教徒的基督教传教士精神，借助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伴随着美国早期移民的开疆拓土而生根发芽。在早期移民踏上新大陆后，美国的独特地理环境诱发出他们那种把“文明”带给“荒野”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又因美国早期清教徒移民的“上帝选民”观念而得到加强。所有这些连同美国文化生而带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一起构成了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美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是自由之地、希望之乡、“山巅之城”。总之，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民族”，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义务，即向世界传播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就是美利坚民族性格中所特有“使命感”和“例外论”的本质内涵。
伍德罗·威尔逊被誉为理想主义学派“最雄辩和最有影响的代言人”，因而该学派也被称之为“威尔逊学派”。威尔逊的思想深受美国民族性格中“使命感”和“例外论”的影响，坚信美利坚这个上帝“特选”的民族对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负有一种“特殊使命”，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要用美国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念推向全球。威尔逊还深受美国边疆学派的影响。他高度评价美国的西进运动，认为应该将美国历史中开拓边疆的经验应用于当代世界，试图用西进运动中的边疆开拓精神为当时美国的对外扩张辩护。他声称，文明的进步使美国的西部边疆已经消失，但与此同时，正如美西战争的结果所预示着的那样，一个全新的边疆又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前面“这个新边疆通向东方”。威尔逊对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坚定信仰、对美国边疆开拓精神的极力推崇，加之美国当时恰好处在积极进行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从而成就了他对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外交的新贡献，为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要素，并在其执政时期将这种“理想主义”外交提升到了一种国家外交政策原则的高度，使其从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诸多传统因素中升华出来。
关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克劳特将其概括为以下四点：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的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而掌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尊重道义。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指出，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的第一项原则是“民主制度比君主制、专制政治能塑造更好、更可靠的伙伴”。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这一信仰推导出其外交政策中的另一项重大原则，即“在全世界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一种(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可见，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的逻辑延伸必然是美国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对全世界负有特殊使命，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并最终要领导全世界。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和促进美国的霸权国家利益。甚至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在威尔逊看来，“只要是用于高尚而不是传统的目的，武力便可以在其中扮演适当的角色”。
不管对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做何种概括，这些原则无疑集中体现在以“十四点计划”为代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主张之中，即在国际事务中信奉自由民主，主张民族自决，提倡国际道德主义，寻求集体安全和国际和平……这些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主张往往用带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华丽外交辞藻装饰起来。换言之，美国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能够本着维护和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依据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外交原则，用和平、民主、道义等利他主义的华丽外交辞藻来表达其具体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调适与互动。对此，威尔逊政府在武装干涉西伯利亚问题上的具体政策演变就是明证。
二
美国政府最初从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和美国国家现实利益的需要出发，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俄国西伯利亚。
首先，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同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所宣布的对俄国的基本政策相抵触。
美国威尔逊政府对俄国的具体政策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十四点计划”中。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提出了美国式的战后和平纲领——“十四点计划”。计划不仅向全世界宣布“公开缔结和约”“贸易自由平等”“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而且威尔逊还以其特有的“理想主义”言辞明确宣布了他对俄国的基本政策。他呼吁：“必须从俄国的全部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在解决有关俄国的一切问题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必须保证最良好的和最自由的合作，使俄国能够得到一个无阻碍的和顺利的机会来独立决定它自己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保证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时受到诚挚的欢迎……在未来的日子里，各姊妹国家对俄国的待遇，将严峻地考验它们是否抱着良好的意愿……是否具有理智的和无私的同情。”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不仅明确宣布“必须从俄国的全部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而且还试图用“独立决定”的机会、“自己选择”等理想主义的华丽辞藻掩盖其政策的真实目的——威尔逊政府所 承认的俄国拥有独立决定并选择本民族发展道路的权力，并非意味着承认现有的苏维埃俄国政府，而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成功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建立。威尔逊政府希望利用这些美妙的利他主义的外交辞藻来博得俄国普通劳动人们对美国的好感，以防止俄国倒向德国的怀抱，从而利于美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显然，武装干涉西伯利亚不符合威尔逊在其“十四点计划”中宣称的对俄国的基本政策，有违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原则，会使美国在国际上丧失其参战的“崇高道义”立场。因此，威尔逊政府最初极力反对武装干涉西伯利亚。
其次，美国自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后，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胜利成为美国最重大的现实国家利益诉求。在威尔逊政府看来，美国的任何政策都必须有助于加强美国及其协约国盟友抗击同盟国的力量和决心。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府为生存而主张退出战争，防止苏俄退出战争、维持反德联盟、保持东方战线成为美英等国对俄外交的首要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英法等国就曾商谈过在俄国前线使用日军的问题。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这项建议又作为鼓舞俄国军队士气的手段重新提出。十月革命后，防止俄国退出战争以保持东方战线再次成为美国和协约国各国对俄外交中的焦点问题。美英等国最初试图借助外交手段阻挠俄国退出战争。然而，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为了挽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决意退出战争。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东方战线已名存实亡。在美英等国的外交努力受挫后，为重建东方战线而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政府参与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必然会牵制和减少美国派往欧洲对德战场的兵力，将分散和削弱美国在欧洲抗击同盟国的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协约国盟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很可能会将俄国推向德国的怀抱，从而加强同盟国的力量，延缓战争胜利的进程。这些都不符合美国当时的国家利益需求，因而遭到威尔逊政府的拒绝。
三
尽管赢得战争的胜利始终是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但随着俄国西伯利亚形势的发展及战争进程的演变，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日益凸显，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这种变化必然要求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作出相应的调适。
首先，随着美日在亚太地区的矛盾与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逐渐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诉求。
西伯利亚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它不仅是联系欧、美、亚三大洲民族和文化发展的纽带和桥梁，还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它的能源，其中石油储量在100亿到200亿吨之间，天然气约50万亿立方米，煤为6万亿吨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亚洲国际格局和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西伯利亚这种地缘政治经济价值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美、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大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通过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大体上的实力均衡。旨在维持现有均势、维护既得利益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基本政策。在美国看来，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海外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门户开放应从中国开始扩展应用于全球范围。门户开放政策要求美国在亚洲要避免出现任何一个大国取得独占地位的统治局面，最大限度地维持各国在这一地区的均势。离开了这一均势前提，无论是哪个强国，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取得绝对优势和霸主地位，美国一厢情愿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将名存实亡。可以说，没有均势就没有真正的门户开放。
而日本奉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严重威胁着亚洲的均势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列宁曾指出：“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地相信，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防止日美之间的日益冲突是不可能的。”美日矛盾愈演愈烈。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同年12月通过美西战争夺取菲律宾，继而以菲律宾为跳板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使日本看到美国在亚洲的野心。1905年塔夫脱-桂太郎达成初步谅解备忘录，以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非侵略目的来交换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然而日本在宣布尊重朝鲜主权后，1910年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乘机占领中国山东半岛，1915年初又向中国强行提出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美国最终也认清了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尽管1917年11月美日签订《兰辛－石井协定》，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表面认可。但美日两国的争夺并未停息，两国间的不信任和矛盾日益滋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俄国集中兵力在东线与德国对垒，无暇顾及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生存急于退出世界大战，却又陷入国内战争的泥潭，其有效统治亦无法波及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如何填补这一权力真空，成了美日等国关注的焦点。由于美英法等国正忙于西线战事，尽管日本已加入战争，但一直拒绝派军队参加欧洲的战事，反而认为它的全部军队应该用来保护自己在亚洲地区的权益。因此，日本就成了在西伯利亚最具优势的竞争者。一旦日本独占西伯利亚，加上它趁大战之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所捞得的实惠，势必在东北亚地区、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确立起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这必将破坏该地区的势力均衡，危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因此，谁主宰西伯利亚，已不仅仅是争夺该地区的权益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整个亚洲外交政策的问题。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必将进一步激化这种局势。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也必将进一步上升。
其次，除了上述西伯利亚地缘环境的演变外，随着苏俄同德国的停战谈判及《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东方战线彻底崩溃，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极力游说美国支持武装干涉西伯利亚，致使威尔逊政府的反对立场发生动摇。
十月革命后，英国十分担心布尔什维克会把存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批军需品扣留并出售给德国。因此，英国建议派一支协约国的部队(主要由日军组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以保护这些军需品。1918年1月30日，英国通知美国，它准备敦促各盟国邀请日本作为受托国占领西伯利亚铁路。尽管英国也认识到，一旦日本占领西伯利亚滨海省份，就很难再把它赶出去，但从目前的形势看，日本的干涉势在必行。2月19日，英国又把一项要求日本占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至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议提交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希望以这种方式迫使美国同意干涉。英法两国指出，为了拯救俄国以利于协约国的事业，为了防止东线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敌军向西线的转移，占领铁路是最后的机会。英国不无威胁地指出。日 本已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只要它想做，它就能随心所欲地夺取西伯利亚的滨海省份。但美方代表塔斯克·H·布利斯将军反对这项建议，认为这会危害协约国在俄国的道义地位。
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干涉的方向发展。2月26日，英国又建议美国加入协约国一起请求日本占领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至车里雅宾斯克或鄂木斯克，在占领的同时将宣布这是暂时性的。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急电威尔逊总统，说他获悉在西伯利亚的德奥战俘正组织起来准备切断这条铁路，这一事态使干涉变得十万火急。同时，伦敦还转来法国驻日大使的一份电报，电报称，日本外相本野愿公开宣称日本对西伯利亚不感兴趣，也可以担保其军事行动能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这意味着重建东方战线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兰辛非常担心德奥战俘被武装起来，并认为日本的上述保证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他请求总统重新考虑英国的建议。
鉴于上述形势的变化，1918年3月1日，威尔逊决定改变立场，试图与协约国合作，默许日本武装干涉西伯利亚，但同时也希望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持自己的外交行动自由。因此，“它(美国政府)不反对提这项请求，也希望日本政府放心，它完全相信日本是作为俄国的盟国派武装部队进入西伯利亚的目的，是从德国的武装侵略和阴谋诡计中拯救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别无所图”。
但威尔逊的上述政策改变遭到异议。3月2日，美国外交部欧洲司的威廉·C·布利特将一份持反对意见的备忘录转呈威尔逊总统。布利特明确指出：“我们参加战争所基于的整个道义立场将无可挽回地大打折扣，除非我们公开反对日本入侵西伯利亚。”备忘录进一步指责美国：“默许日本入侵西伯利亚……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反对日本，它可能转向德国一边。我们还相信日本由于渴望吞并东西伯利亚……如果它不能博得协约国的同意得到它，它就会依靠德国的帮助得到它。”但他继续写道：“如果日本投入德国的怀抱，那么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界限就形成了，这场战争就会成为一场真正为民主而战的战争。”因而，“总统必须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反对日本入侵西伯利亚。总统必须行动起来，否则，他作为世界自由主义者的道义领袖地位将丧失殆尽”。布利特所谓的“民主国家”反对“专制国家”的世界民主大战，对一向以“自由民主”“世界道义”自居的威尔逊如此具有诱惑力，以致后者不自觉地开始重新考虑他的政策。此时，豪斯上校也劝说威尔逊改变决定，他认为默许日本的干涉有可能使俄国投入德国的怀抱。豪斯警告说：“我们将踏上一块极伤脑筋，极其危险的土地，我们很可能失去您赋予协约国事业的崇高道义立场。”
这些建议总的结果是促使威尔逊迅速改变了3月1日的既定方针。3月5日，威尔逊把一份重新起草的、对干涉问题已完全改变立场的新照会交给国务院顾问波尔克转交日本。这样，在布利特和豪斯等人的影响下，威尔逊又重新回到他原来的立场。新照会从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立场出发，高度关注武装干涉所涉及的道义问题。新照会强调提出两个反对干涉的理由：第一，这样一项干涉政策将会加强俄国极端革命分子的力量，使俄国舆论对协约国和美国失去信心；第二，拟议中的方针同美国所宣布的为民主而战的目标背道而驰，将会致命地损害美国的道义地位。正是出于以上原因，即使日本保证它将不损害西伯利亚的政治和领土完整，美国也都反对在西伯利亚的干涉。
3月19日，日本对上述美国新的反对照会予以答复。日本声称在得到美国的谅解之前，将克制不采取任何行动。但同时补充说，如果西伯利亚形势的发展“损害了日本的安全或其重大利益，日本可能会被迫采取快速、有效的自卫措施”。可见，正是在美国反对态度的影响下，日本才被迫暂时搁置起已着手准备的干涉行动，尽管这并不能排除日本将来单独出兵西伯利亚的可能。
总之，在西伯利亚的形势尚未发生质的演变、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战略利益尚未上升到重大国家利益的时候，威尔逊理想主义者尽管在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时犹豫动摇过，但始终没有超出美国现实国家利益许可的范围之外。同时也说明早在“十四点计划”中所宣称的美国在俄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仍能够服务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四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及西伯利亚局势的新发展，武装干涉西伯利亚逐渐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所在。这一转变要求威尔逊主义者积极寻求新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和口号，以便使美国得以师出有名。
首先，战争形势的恶化对重新开辟东方战线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东方战线的开辟有赖于美日等国出兵西伯利亚。
1918年3月21日，西线德军发动“春季攻势”，在一周之内向前推进40多英里，协约国军队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到4月底，英国政府通知美国，德国人正在把40个师从东线调往西线，这增强了协约国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从俄国调兵的信念。
协约国借此重新发起了进行干涉的外交攻势。英国政府特别强调俄国的虚弱，担心如果俄国的粮食资源落入德国人的掌握之中，这场战争就会无限期延长。同时，法国的态度也对威尔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德国正把兵力从东线调往西线，因此法国福煦将军此时也主张干涉。威尔逊总统非常重视这位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意见：“我急切地渴望得知福煦将军本人对这个棘手问题的态度……”他还请求法国驻美大使朱塞朗代为询问福煦将军，“是否他认为派遣美国军队去俄国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卷入这种干涉将减少我们可能派往法国的兵员数目也在所不惜”。由此看来，威尔逊总统反对干涉的立场再次动摇。
其次，日本的积极行动加深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有可能抛开美国单独出兵西伯利亚的担忧。
1918年中日两国缔结的一系列军事协定，加剧了美国的这种担忧。早在1918年2月间，日本就以恢复西伯利亚的秩序为借口建议中日两国缔结军事协定。中国方面迫于压力，原则上表示同意。5月中旬，中日两国军事当局在北京秘密签署了《中日陆军共同防御敌军协定》，条约特别规定，中日在战争期间要联合防卫中国的边境地区，联合派遣军队出境，并应联合使用中东铁路。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表明中国政府默许了日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918年4月5日，继三位寻衅的日本国民被杀后，日本的一支武装力量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
日本的上述行动为美国国内主张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和借口，因为美国不能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而无所作为。美国绝不允许日本独占西伯利亚，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贝蒂·米利埃·昂德伯杰所言：“一旦日本显示出它企图依据1918年5月的中日军事协定独立远征西伯利亚和满洲时，美国就不禁紧张起来。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危如累卵。如果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美国也必须这么做。”日本独占西伯利亚的前景及由此激化的美日矛盾与争夺，最终促使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 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所在，这一实质性的变化要求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作出相应的调适。
第三，德奥战俘被武装起来而造成威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甚至被人为地夸大用以煽动干涉西伯利亚。
在整个1918年，德奥战俘有可能被武装起来的说法成为英法等协约国呼吁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当时的说法，在贝加尔胡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大约有3万名德奥战俘，在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等地都有战俘营。早在1917年底，就有消息说大量的战俘正在逃跑并被组织武装起来。苏俄单独同德国停战并缔结和约更加剧了协约国的这种担忧。尽管这一消息在美日联合出兵西伯利亚之前始终没有得到确证，但可以想像，如果这些战俘真的被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德国对中国和俄国的威胁，这将大大改变西伯利亚的局势，而派兵进入西伯利亚乃至西进到伊尔库茨克也便成了必需之举，美国也不得不改变其西伯利亚政策。
第四，此时，西伯利亚捷克军团问题的出现对威尔逊最终改变立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策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所谓捷克军团，是由来自奥地利军队中捷克人的战俘和逃亡者组成，约有7万人。他们不愿为保卫奥地利而战，在欧洲向俄国投降，并被俄国改编去同德国人作战。191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这些人更渴望回到祖国。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这些捷克士兵已不可能在东线继续对德国作战。3月26日，捷克军团同苏维埃政府达成协定，规定捷克人在交出武器后，作为自由市民而不是军事分遣队可以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再由协约国负责运送他们返回欧洲，参加西线作战。但捷克人经常藏匿超出许可数量的武器，苏维埃当局便予以追缴。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俄国当时秩序的混乱以及在运输上的滞后使情况更加恶化。到5月底，双方在中西伯利亚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捷克军团问题随之产生。
英法等国在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捷克军团问题上出现分歧。直到6月初，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达成妥协，决定将一部分捷克部队用于保卫协约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基地，把其余部分尽快运回欧洲法国前线。此时，已经有1万多捷克人的分遣队陆续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协约国没有能筹措出足够的运输船只将他们及时送往欧洲，他们只能暂时滞留在那里。当中西伯利亚地区的捷克人同苏维埃当局爆发战争的消息传来，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克人开始大批地重返乌拉尔，以营救他们那些在中西伯利亚同布尔什维克战斗着的捷克同胞，使局势更加复杂。
捷克军团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在美国和协约国看来，他们的捷克友军正处在危险之中，“拯救捷克友军”便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捷克军团问题的出现，最终使美国找到了干涉西伯利亚同时又符合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的借口，不仅使美国得以师出有名，也适应了美国在西伯利亚现实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转变的要求。威尔逊正是从这一责任中找到了美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国际道义”依据，从而导致他最终默许武装干涉西伯利亚。
1918年7月2日，英国人将它的最后干涉计划提交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列举了武装干涉的主要理由，并呼吁美国可与捷克军队及日本共同代表协约国进行干涉。会议估计需要10万军队，其中绝大部分是日军。
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已决定武装干涉西伯利亚，这意味着不管美国参加与否，日本获得了出兵西伯利亚的通行证。面对这种形势，威尔逊决定改变政策，并于7月6日召开有国务卿兰辛、陆军部长贝克和海军部长丹尼尔斯等人参加的高级会议。威尔逊在会上宣布他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会议认为美国和协约国有必要帮助捷克军团，使他们在中西伯利亚的军队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队会师。会议制定了与日本合作的具体条件，其中特特别要求由美日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以下正式声明：军队登陆的目的是援助捷克人反对德奥战俘，而绝对没有干涉俄国内政的目的，并且保证不损害俄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美日逆联合出兵西伯利亚。
五
可见，在美国正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证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一直都是美国重大的现实国家利益诉求，只是随着亚太地区美日矛盾斗争的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一战进程中战争态势的变化以及俄国西伯利亚局势的发展，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才逐渐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所在。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必然要反映这种重大国家利益的变动。从给予俄国人“独立决定”的机会和“无私的同情”，到“真正为民主而战的战争”，再到“拯救捷克友军”，直至最后美日联合出兵时所宣称的“保证不损害俄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所有这些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所特有的华丽外交政策口号，都随着美国在海外的重大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换。换言之，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始终是服从并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它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轴心，通过不停地寻找、变换新的外交政策口号或华丽的外交辞藻，实现了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调适与互动：一方面，当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口号适合美国重大现实国家利益需要时，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诸传统因素中作用最为突出，并且能最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当原有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口号不再适应美国现实国家利益的需要，威尔逊理想主义者会努力提出新的外交政策口号，以服务于维护国家的重大现实利益。
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重大现实国家利益之间这种调适与互动，有助于解释美国外交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美国政府所公开宣扬的政策往往同其所具体从事的外交行为相矛盾。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得它总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形势变幻中找到一个新的、恰到好处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口号，使美国可以在这一新的口号下从事即使明显有违旧有的政策口号的外交行为。正如美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所表明的那样，美国虽然宣布它尊重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却打着“拯救捷克友军”的旗号派兵入侵西伯利亚……这或许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传统影响因素的顽强生命力的秘密所在。
综上所述，所谓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它永远无法摆脱受制于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 美国，西伯利亚，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实用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20—07
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是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反映，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所谓“理想主义”只不过是个幌子。另有人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混为一谈，威尔逊理想主义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是美国外交决策中十分重大的传统影响因素之一。但上述两种观点，忽视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国家利益在美国对外关系具体决策过程中的调适与互动关系。本文通过对威尔逊政府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外交政策演变做个案研究，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阐释，并揭示出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实用主义本质。
一
“理想主义”作为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影响因素，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之中。它植根于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发端于美国早期移民中自入清教徒的基督教传教士精神，借助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伴随着美国早期移民的开疆拓土而生根发芽。在早期移民踏上新大陆后，美国的独特地理环境诱发出他们那种把“文明”带给“荒野”的“神圣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又因美国早期清教徒移民的“上帝选民”观念而得到加强。所有这些连同美国文化生而带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一起构成了所谓的“美国例外论”——美国是一个特别的国家，是自由之地、希望之乡、“山巅之城”。总之，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民族”，注定负有拯救世界的义务，即向世界传播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就是美利坚民族性格中所特有“使命感”和“例外论”的本质内涵。
伍德罗·威尔逊被誉为理想主义学派“最雄辩和最有影响的代言人”，因而该学派也被称之为“威尔逊学派”。威尔逊的思想深受美国民族性格中“使命感”和“例外论”的影响，坚信美利坚这个上帝“特选”的民族对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负有一种“特殊使命”，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要用美国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念推向全球。威尔逊还深受美国边疆学派的影响。他高度评价美国的西进运动，认为应该将美国历史中开拓边疆的经验应用于当代世界，试图用西进运动中的边疆开拓精神为当时美国的对外扩张辩护。他声称，文明的进步使美国的西部边疆已经消失，但与此同时，正如美西战争的结果所预示着的那样，一个全新的边疆又出现在这个国家的前面“这个新边疆通向东方”。威尔逊对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坚定信仰、对美国边疆开拓精神的极力推崇，加之美国当时恰好处在积极进行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从而成就了他对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外交的新贡献，为美国外交传统中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要素，并在其执政时期将这种“理想主义”外交提升到了一种国家外交政策原则的高度，使其从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诸多传统因素中升华出来。
关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克劳特将其概括为以下四点：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美国外交的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而掌权的外国政府；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尊重道义。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指出，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的第一项原则是“民主制度比君主制、专制政治能塑造更好、更可靠的伙伴”。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这一信仰推导出其外交政策中的另一项重大原则，即“在全世界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一种(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可见，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的逻辑延伸必然是美国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对全世界负有特殊使命，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并最终要领导全世界。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和促进美国的霸权国家利益。甚至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在威尔逊看来，“只要是用于高尚而不是传统的目的，武力便可以在其中扮演适当的角色”。
不管对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做何种概括，这些原则无疑集中体现在以“十四点计划”为代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主张之中，即在国际事务中信奉自由民主，主张民族自决，提倡国际道德主义，寻求集体安全和国际和平……这些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主张往往用带有利他主义倾向的华丽外交辞藻装饰起来。换言之，美国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能够本着维护和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依据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外交原则，用和平、民主、道义等利他主义的华丽外交辞藻来表达其具体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调适与互动。对此，威尔逊政府在武装干涉西伯利亚问题上的具体政策演变就是明证。
二
美国政府最初从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和美国国家现实利益的需要出发，反对外国武装干涉俄国西伯利亚。
首先，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同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所宣布的对俄国的基本政策相抵触。
美国威尔逊政府对俄国的具体政策集中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十四点计划”中。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提出了美国式的战后和平纲领——“十四点计划”。计划不仅向全世界宣布“公开缔结和约”“贸易自由平等”“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而且威尔逊还以其特有的“理想主义”言辞明确宣布了他对俄国的基本政策。他呼吁：“必须从俄国的全部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在解决有关俄国的一切问题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必须保证最良好的和最自由的合作，使俄国能够得到一个无阻碍的和顺利的机会来独立决定它自己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保证它在自己选择的制度下进入自由国家的社会时受到诚挚的欢迎……在未来的日子里，各姊妹国家对俄国的待遇，将严峻地考验它们是否抱着良好的意愿……是否具有理智的和无私的同情。”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不仅明确宣布“必须从俄国的全部领土上撤出外国军队”；而且还试图用“独立决定”的机会、“自己选择”等理想主义的华丽辞藻掩盖其政策的真实目的——威尔逊政府所 承认的俄国拥有独立决定并选择本民族发展道路的权力，并非意味着承认现有的苏维埃俄国政府，而是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成功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建立。威尔逊政府希望利用这些美妙的利他主义的外交辞藻来博得俄国普通劳动人们对美国的好感，以防止俄国倒向德国的怀抱，从而利于美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显然，武装干涉西伯利亚不符合威尔逊在其“十四点计划”中宣称的对俄国的基本政策，有违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原则，会使美国在国际上丧失其参战的“崇高道义”立场。因此，威尔逊政府最初极力反对武装干涉西伯利亚。
其次，美国自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后，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胜利成为美国最重大的现实国家利益诉求。在威尔逊政府看来，美国的任何政策都必须有助于加强美国及其协约国盟友抗击同盟国的力量和决心。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府为生存而主张退出战争，防止苏俄退出战争、维持反德联盟、保持东方战线成为美英等国对俄外交的首要目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英法等国就曾商谈过在俄国前线使用日军的问题。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这项建议又作为鼓舞俄国军队士气的手段重新提出。十月革命后，防止俄国退出战争以保持东方战线再次成为美国和协约国各国对俄外交中的焦点问题。美英等国最初试图借助外交手段阻挠俄国退出战争。然而，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为了挽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决意退出战争。1917年12月苏俄政府同德国签署停战协定，东方战线已名存实亡。在美英等国的外交努力受挫后，为重建东方战线而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然而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政府参与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必然会牵制和减少美国派往欧洲对德战场的兵力，将分散和削弱美国在欧洲抗击同盟国的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协约国盟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很可能会将俄国推向德国的怀抱，从而加强同盟国的力量，延缓战争胜利的进程。这些都不符合美国当时的国家利益需求，因而遭到威尔逊政府的拒绝。
三
尽管赢得战争的胜利始终是美国重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但随着俄国西伯利亚形势的发展及战争进程的演变，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日益凸显，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美国外交关注的重点。这种变化必然要求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作出相应的调适。
首先，随着美日在亚太地区的矛盾与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逐渐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诉求。
西伯利亚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价值。它不仅是联系欧、美、亚三大洲民族和文化发展的纽带和桥梁，还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它的能源，其中石油储量在100亿到200亿吨之间，天然气约50万亿立方米，煤为6万亿吨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亚洲国际格局和俄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西伯利亚这种地缘政治经济价值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美、德、日、俄等帝国主义大国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通过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大体上的实力均衡。旨在维持现有均势、维护既得利益的门户开放政策便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基本政策。在美国看来，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在海外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门户开放应从中国开始扩展应用于全球范围。门户开放政策要求美国在亚洲要避免出现任何一个大国取得独占地位的统治局面，最大限度地维持各国在这一地区的均势。离开了这一均势前提，无论是哪个强国，在任何国家或地区取得绝对优势和霸主地位，美国一厢情愿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将名存实亡。可以说，没有均势就没有真正的门户开放。
而日本奉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严重威胁着亚洲的均势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列宁曾指出：“远东的全部外交史和经济史使人毫不怀疑地相信，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防止日美之间的日益冲突是不可能的。”美日矛盾愈演愈烈。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同年12月通过美西战争夺取菲律宾，继而以菲律宾为跳板在中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使日本看到美国在亚洲的野心。1905年塔夫脱-桂太郎达成初步谅解备忘录，以日本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非侵略目的来交换美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然而日本在宣布尊重朝鲜主权后，1910年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乘机占领中国山东半岛，1915年初又向中国强行提出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美国最终也认清了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尽管1917年11月美日签订《兰辛－石井协定》，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的表面认可。但美日两国的争夺并未停息，两国间的不信任和矛盾日益滋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皇俄国集中兵力在东线与德国对垒，无暇顾及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生存急于退出世界大战，却又陷入国内战争的泥潭，其有效统治亦无法波及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一时间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如何填补这一权力真空，成了美日等国关注的焦点。由于美英法等国正忙于西线战事，尽管日本已加入战争，但一直拒绝派军队参加欧洲的战事，反而认为它的全部军队应该用来保护自己在亚洲地区的权益。因此，日本就成了在西伯利亚最具优势的竞争者。一旦日本独占西伯利亚，加上它趁大战之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所捞得的实惠，势必在东北亚地区、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确立起自己的绝对优势地位，这必将破坏该地区的势力均衡，危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因此，谁主宰西伯利亚，已不仅仅是争夺该地区的权益问题，而是关系到美国整个亚洲外交政策的问题。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必将进一步激化这种局势。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也必将进一步上升。
其次，除了上述西伯利亚地缘环境的演变外，随着苏俄同德国的停战谈判及《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东方战线彻底崩溃，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极力游说美国支持武装干涉西伯利亚，致使威尔逊政府的反对立场发生动摇。
十月革命后，英国十分担心布尔什维克会把存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批军需品扣留并出售给德国。因此，英国建议派一支协约国的部队(主要由日军组成)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以保护这些军需品。1918年1月30日，英国通知美国，它准备敦促各盟国邀请日本作为受托国占领西伯利亚铁路。尽管英国也认识到，一旦日本占领西伯利亚滨海省份，就很难再把它赶出去，但从目前的形势看，日本的干涉势在必行。2月19日，英国又把一项要求日本占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至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议提交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希望以这种方式迫使美国同意干涉。英法两国指出，为了拯救俄国以利于协约国的事业，为了防止东线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敌军向西线的转移，占领铁路是最后的机会。英国不无威胁地指出。日 本已做好了出征的准备，只要它想做，它就能随心所欲地夺取西伯利亚的滨海省份。但美方代表塔斯克·H·布利斯将军反对这项建议，认为这会危害协约国在俄国的道义地位。
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干涉的方向发展。2月26日，英国又建议美国加入协约国一起请求日本占领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至车里雅宾斯克或鄂木斯克，在占领的同时将宣布这是暂时性的。同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急电威尔逊总统，说他获悉在西伯利亚的德奥战俘正组织起来准备切断这条铁路，这一事态使干涉变得十万火急。同时，伦敦还转来法国驻日大使的一份电报，电报称，日本外相本野愿公开宣称日本对西伯利亚不感兴趣，也可以担保其军事行动能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这意味着重建东方战线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兰辛非常担心德奥战俘被武装起来，并认为日本的上述保证使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他请求总统重新考虑英国的建议。
鉴于上述形势的变化，1918年3月1日，威尔逊决定改变立场，试图与协约国合作，默许日本武装干涉西伯利亚，但同时也希望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持自己的外交行动自由。因此，“它(美国政府)不反对提这项请求，也希望日本政府放心，它完全相信日本是作为俄国的盟国派武装部队进入西伯利亚的目的，是从德国的武装侵略和阴谋诡计中拯救西伯利亚，除此之外别无所图”。
但威尔逊的上述政策改变遭到异议。3月2日，美国外交部欧洲司的威廉·C·布利特将一份持反对意见的备忘录转呈威尔逊总统。布利特明确指出：“我们参加战争所基于的整个道义立场将无可挽回地大打折扣，除非我们公开反对日本入侵西伯利亚。”备忘录进一步指责美国：“默许日本入侵西伯利亚……是因为我们担心如果反对日本，它可能转向德国一边。我们还相信日本由于渴望吞并东西伯利亚……如果它不能博得协约国的同意得到它，它就会依靠德国的帮助得到它。”但他继续写道：“如果日本投入德国的怀抱，那么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界限就形成了，这场战争就会成为一场真正为民主而战的战争。”因而，“总统必须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反对日本入侵西伯利亚。总统必须行动起来，否则，他作为世界自由主义者的道义领袖地位将丧失殆尽”。布利特所谓的“民主国家”反对“专制国家”的世界民主大战，对一向以“自由民主”“世界道义”自居的威尔逊如此具有诱惑力，以致后者不自觉地开始重新考虑他的政策。此时，豪斯上校也劝说威尔逊改变决定，他认为默许日本的干涉有可能使俄国投入德国的怀抱。豪斯警告说：“我们将踏上一块极伤脑筋，极其危险的土地，我们很可能失去您赋予协约国事业的崇高道义立场。”
这些建议总的结果是促使威尔逊迅速改变了3月1日的既定方针。3月5日，威尔逊把一份重新起草的、对干涉问题已完全改变立场的新照会交给国务院顾问波尔克转交日本。这样，在布利特和豪斯等人的影响下，威尔逊又重新回到他原来的立场。新照会从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立场出发，高度关注武装干涉所涉及的道义问题。新照会强调提出两个反对干涉的理由：第一，这样一项干涉政策将会加强俄国极端革命分子的力量，使俄国舆论对协约国和美国失去信心；第二，拟议中的方针同美国所宣布的为民主而战的目标背道而驰，将会致命地损害美国的道义地位。正是出于以上原因，即使日本保证它将不损害西伯利亚的政治和领土完整，美国也都反对在西伯利亚的干涉。
3月19日，日本对上述美国新的反对照会予以答复。日本声称在得到美国的谅解之前，将克制不采取任何行动。但同时补充说，如果西伯利亚形势的发展“损害了日本的安全或其重大利益，日本可能会被迫采取快速、有效的自卫措施”。可见，正是在美国反对态度的影响下，日本才被迫暂时搁置起已着手准备的干涉行动，尽管这并不能排除日本将来单独出兵西伯利亚的可能。
总之，在西伯利亚的形势尚未发生质的演变、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战略利益尚未上升到重大国家利益的时候，威尔逊理想主义者尽管在制定具体的外交政策时犹豫动摇过，但始终没有超出美国现实国家利益许可的范围之外。同时也说明早在“十四点计划”中所宣称的美国在俄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仍能够服务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四
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及西伯利亚局势的新发展，武装干涉西伯利亚逐渐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所在。这一转变要求威尔逊主义者积极寻求新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和口号，以便使美国得以师出有名。
首先，战争形势的恶化对重新开辟东方战线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东方战线的开辟有赖于美日等国出兵西伯利亚。
1918年3月21日，西线德军发动“春季攻势”，在一周之内向前推进40多英里，协约国军队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到4月底，英国政府通知美国，德国人正在把40个师从东线调往西线，这增强了协约国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从俄国调兵的信念。
协约国借此重新发起了进行干涉的外交攻势。英国政府特别强调俄国的虚弱，担心如果俄国的粮食资源落入德国人的掌握之中，这场战争就会无限期延长。同时，法国的态度也对威尔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德国正把兵力从东线调往西线，因此法国福煦将军此时也主张干涉。威尔逊总统非常重视这位协约国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意见：“我急切地渴望得知福煦将军本人对这个棘手问题的态度……”他还请求法国驻美大使朱塞朗代为询问福煦将军，“是否他认为派遣美国军队去俄国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卷入这种干涉将减少我们可能派往法国的兵员数目也在所不惜”。由此看来，威尔逊总统反对干涉的立场再次动摇。
其次，日本的积极行动加深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有可能抛开美国单独出兵西伯利亚的担忧。
1918年中日两国缔结的一系列军事协定，加剧了美国的这种担忧。早在1918年2月间，日本就以恢复西伯利亚的秩序为借口建议中日两国缔结军事协定。中国方面迫于压力，原则上表示同意。5月中旬，中日两国军事当局在北京秘密签署了《中日陆军共同防御敌军协定》，条约特别规定，中日在战争期间要联合防卫中国的边境地区，联合派遣军队出境，并应联合使用中东铁路。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表明中国政府默许了日本进入中国东北地区。1918年4月5日，继三位寻衅的日本国民被杀后，日本的一支武装力量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
日本的上述行动为美国国内主张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和借口，因为美国不能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而无所作为。美国绝不允许日本独占西伯利亚，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贝蒂·米利埃·昂德伯杰所言：“一旦日本显示出它企图依据1918年5月的中日军事协定独立远征西伯利亚和满洲时，美国就不禁紧张起来。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危如累卵。如果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美国也必须这么做。”日本独占西伯利亚的前景及由此激化的美日矛盾与争夺，最终促使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 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所在，这一实质性的变化要求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作出相应的调适。
第三，德奥战俘被武装起来而造成威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甚至被人为地夸大用以煽动干涉西伯利亚。
在整个1918年，德奥战俘有可能被武装起来的说法成为英法等协约国呼吁武装干涉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依据。根据当时的说法，在贝加尔胡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大约有3万名德奥战俘，在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等地都有战俘营。早在1917年底，就有消息说大量的战俘正在逃跑并被组织武装起来。苏俄单独同德国停战并缔结和约更加剧了协约国的这种担忧。尽管这一消息在美日联合出兵西伯利亚之前始终没有得到确证，但可以想像，如果这些战俘真的被组织起来，就会形成德国对中国和俄国的威胁，这将大大改变西伯利亚的局势，而派兵进入西伯利亚乃至西进到伊尔库茨克也便成了必需之举，美国也不得不改变其西伯利亚政策。
第四，此时，西伯利亚捷克军团问题的出现对威尔逊最终改变立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政策转变的时刻已经到来。
所谓捷克军团，是由来自奥地利军队中捷克人的战俘和逃亡者组成，约有7万人。他们不愿为保卫奥地利而战，在欧洲向俄国投降，并被俄国改编去同德国人作战。1918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这些人更渴望回到祖国。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这些捷克士兵已不可能在东线继续对德国作战。3月26日，捷克军团同苏维埃政府达成协定，规定捷克人在交出武器后，作为自由市民而不是军事分遣队可以由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再由协约国负责运送他们返回欧洲，参加西线作战。但捷克人经常藏匿超出许可数量的武器，苏维埃当局便予以追缴。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俄国当时秩序的混乱以及在运输上的滞后使情况更加恶化。到5月底，双方在中西伯利亚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捷克军团问题随之产生。
英法等国在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捷克军团问题上出现分歧。直到6月初，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达成妥协，决定将一部分捷克部队用于保卫协约国在西伯利亚的沿海港口基地，把其余部分尽快运回欧洲法国前线。此时，已经有1万多捷克人的分遣队陆续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协约国没有能筹措出足够的运输船只将他们及时送往欧洲，他们只能暂时滞留在那里。当中西伯利亚地区的捷克人同苏维埃当局爆发战争的消息传来，滞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克人开始大批地重返乌拉尔，以营救他们那些在中西伯利亚同布尔什维克战斗着的捷克同胞，使局势更加复杂。
捷克军团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在美国和协约国看来，他们的捷克友军正处在危险之中，“拯救捷克友军”便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捷克军团问题的出现，最终使美国找到了干涉西伯利亚同时又符合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原则的借口，不仅使美国得以师出有名，也适应了美国在西伯利亚现实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转变的要求。威尔逊正是从这一责任中找到了美国出兵西伯利亚的“国际道义”依据，从而导致他最终默许武装干涉西伯利亚。
1918年7月2日，英国人将它的最后干涉计划提交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列举了武装干涉的主要理由，并呼吁美国可与捷克军队及日本共同代表协约国进行干涉。会议估计需要10万军队，其中绝大部分是日军。
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已决定武装干涉西伯利亚，这意味着不管美国参加与否，日本获得了出兵西伯利亚的通行证。面对这种形势，威尔逊决定改变政策，并于7月6日召开有国务卿兰辛、陆军部长贝克和海军部长丹尼尔斯等人参加的高级会议。威尔逊在会上宣布他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会议认为美国和协约国有必要帮助捷克军团，使他们在中西伯利亚的军队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军队会师。会议制定了与日本合作的具体条件，其中特特别要求由美日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以下正式声明：军队登陆的目的是援助捷克人反对德奥战俘，而绝对没有干涉俄国内政的目的，并且保证不损害俄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美日逆联合出兵西伯利亚。
五
可见，在美国正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证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一直都是美国重大的现实国家利益诉求，只是随着亚太地区美日矛盾斗争的国际格局的演变和一战进程中战争态势的变化以及俄国西伯利亚局势的发展，美国在西伯利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才逐渐上升为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所在。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必然要反映这种重大国家利益的变动。从给予俄国人“独立决定”的机会和“无私的同情”，到“真正为民主而战的战争”，再到“拯救捷克友军”，直至最后美日联合出兵时所宣称的“保证不损害俄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所有这些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所特有的华丽外交政策口号，都随着美国在海外的重大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换。换言之，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始终是服从并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它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轴心，通过不停地寻找、变换新的外交政策口号或华丽的外交辞藻，实现了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的调适与互动：一方面，当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口号适合美国重大现实国家利益需要时，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诸传统因素中作用最为突出，并且能最好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当原有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口号不再适应美国现实国家利益的需要，威尔逊理想主义者会努力提出新的外交政策口号，以服务于维护国家的重大现实利益。
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同美国重大现实国家利益之间这种调适与互动，有助于解释美国外交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现象——美国政府所公开宣扬的政策往往同其所具体从事的外交行为相矛盾。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得它总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形势变幻中找到一个新的、恰到好处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口号，使美国可以在这一新的口号下从事即使明显有违旧有的政策口号的外交行为。正如美国武装干涉西伯利亚所表明的那样，美国虽然宣布它尊重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却打着“拯救捷克友军”的旗号派兵入侵西伯利亚……这或许就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传统影响因素的顽强生命力的秘密所在。
综上所述，所谓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它永远无法摆脱受制于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
责任编辑 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