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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许多企业不计得失、加班加点为防控疫情提供物品和服务。物资从何而来、如何使用，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至关重要。那么，究竟如何让各类物资和服务更及时、精准、高效地支持疫情防控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焕东。
记者：相比平时的采购工作，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的物资采购具体有哪些不同？
徐焕东：主要有三方面不同。一是需求量突然大幅增加，尤其是某些特定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量突然之间迅速增加，比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口罩、消毒用品与相关医疗器械等需求突然猛增;二是需求极其紧迫，防控疫情和灾害争分夺秒，对相关物资和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三是需求种类众多，随着防控工作的深入推进，可能会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
需求量大、需求紧迫、需求种类众多等特点可能导致需求与供应的矛盾突然緊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必然会出现物资匮乏、价格暴涨，或者供应商囤积居奇等现象。因此，重大疫情时期的采购与物资供应需要社会支援和政府救助，特别是采购与供应方面，必须由政府部门进行干预和管理。
在采购方面，供应商应本着对灾害援救原则，不能趁机涨价与囤积物资。但是，社会支援更多是伦理、良知与道德层面的内容，供应商可以根据良知和社会舆论压力规则行事，但也可以不遵循这些规则，而是遵循纯市场规则。因此，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的采购和供应，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建立特殊的国家灾害时期采购制度，通过规范的程序和方式保障重大灾害情况下的采购与供应有序进行。
为了能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各种灾害引起的紧急状况，我国于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法对灾害发生后的物资与服务采购和供应保障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我国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法》，在其附则中说明该法不适用于不可抗力灾害情况下的政府采购行为。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就政府在重大灾害防备、救灾、灾后重建方面的采购行为进行具体的制度规范，亟须建立健全应对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的紧急采购制度。
2月6日，海南琼海塔洋镇的农民在采收瓜菜，确保非常时期蔬菜供应。
记者：您说的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紧急采购制度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徐焕东：第一，要建立防范重大疫情和灾害的国家物资储备采购制度。为防患于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疫情和灾害物资储备采购制度。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疫情和灾害，平时进行储备采购。疫情和灾害储备采购可以依据《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非紧急采购方式，并以招标采购为主。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用于防灾的储备采购与一般政府采购有所不同，主要是必须与灾害发生时的紧急采购结合考虑。包括：平时储备采购时采购某供应商的物资，在灾害后紧急采购时，约定该供应商必须无条件地优先、优价（不在出现灾害时额外盈利） 、尽全力保障这种需要;另一方面，采购方应该将合同优先授予能够做出这种承诺的供应商。
第二，建立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实施紧急采购的宣告制度。政府实施灾害时期紧急采购不能随意决定，而是需要通过某种程序，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据相关制度规定，对灾情进行评估，最后宣告是否启动紧急状态采购法令。一旦宣布某场灾害区域救灾和灾后重建进入紧急采购程序，政府紧急采购随之启动。
第三，设定政府紧急采购规范的资金范围和管理范围。疫情和灾难时期属于特殊时期，政府对采购的管理职能和范围需要根据特殊情况确定，一般情况下应该比平常政府采购的职能和管理范围更大。
疫情和灾害时期采购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政府应对灾害的储备资金;二是政府灾害后临时紧急追加拨付;三是社会各界的捐赠。其中，社会捐赠的情况又分为若干不同类型：一部分是直接捐赠给灾区的物品与服务，这种捐赠不存在采购问题;另一部分属于救灾捐款。在捐款中，又分为三部分，捐赠给政府部门的救灾资金，属于典型的财政性资金;捐赠给社会公益组织，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少年基金会等;对灾区有特别指定对象的资金。
灾害时期的政府采购管理规范应该包括：动用政府灾害储备资金的采购;政府紧急追加拨款的采购;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各类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所获得的没有指定具体对象的社会各界对救灾的捐赠资金，必须由政府进行管理和干预，同样适用政府相关采购制度规定，纳入公共管理和监督的范围，以取得社会公信和社会监督的效果;而对于捐赠者直接定向捐赠给特定对象的资金，如果其对象属于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等单位，其发生采购时同样要纳入政府紧急时期采购管理，反之，则不受政府紧急采购制度规范。
第四，着重解决需求急迫性，规范灾害时期采购方式的选择和运用。灾害发生后的许多需求具有相当的急迫性，尤其是在灾情初期往往更是如此。因此，疫情和灾害发生后的紧急采购，必须优先采取效率高的方式。
记者：在重大疫情和灾害期间，可能会出现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行为。对于这些情况，紧急采购机制该如何应对？
徐焕东：对于这种行为应分层次地理解和认识。一是从纯经济纯市场角度讲，供需调节没有错，价格高可以激发生产动能，也是缓解供应不足的重要方式。二是从道德层次看，道德良知十分重要，但难作普遍要求。虽然道德层次有一定作用，如主动捐款或降价，但道德是很难强迫的，也难以确保可持续性。三是政府和社会救济机制。完善的社会管理系统，是有政府杠杆的。政府平时应该有充足的储备，灾难时可采取特殊的采购或配给制度。总之，只有市场、道德、公正有效的政府治理机制三方共同作用，才是好的管理模式。
采购行为缺少明确规范
记者：相比平时的采购工作，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的物资采购具体有哪些不同？
徐焕东：主要有三方面不同。一是需求量突然大幅增加，尤其是某些特定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量突然之间迅速增加，比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口罩、消毒用品与相关医疗器械等需求突然猛增;二是需求极其紧迫，防控疫情和灾害争分夺秒，对相关物资和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三是需求种类众多，随着防控工作的深入推进，可能会产生更加多元的需求。
需求量大、需求紧迫、需求种类众多等特点可能导致需求与供应的矛盾突然緊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必然会出现物资匮乏、价格暴涨，或者供应商囤积居奇等现象。因此，重大疫情时期的采购与物资供应需要社会支援和政府救助，特别是采购与供应方面，必须由政府部门进行干预和管理。
在采购方面，供应商应本着对灾害援救原则，不能趁机涨价与囤积物资。但是，社会支援更多是伦理、良知与道德层面的内容，供应商可以根据良知和社会舆论压力规则行事，但也可以不遵循这些规则，而是遵循纯市场规则。因此，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的采购和供应，最根本的还是需要通过建立特殊的国家灾害时期采购制度，通过规范的程序和方式保障重大灾害情况下的采购与供应有序进行。
为了能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各种灾害引起的紧急状况，我国于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法对灾害发生后的物资与服务采购和供应保障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我国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法》，在其附则中说明该法不适用于不可抗力灾害情况下的政府采购行为。因此，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就政府在重大灾害防备、救灾、灾后重建方面的采购行为进行具体的制度规范，亟须建立健全应对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的紧急采购制度。
制度设计应兼顾政府和市场
记者：您说的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紧急采购制度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徐焕东：第一，要建立防范重大疫情和灾害的国家物资储备采购制度。为防患于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建立科学有效的疫情和灾害物资储备采购制度。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疫情和灾害，平时进行储备采购。疫情和灾害储备采购可以依据《政府采购法》规定的非紧急采购方式，并以招标采购为主。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用于防灾的储备采购与一般政府采购有所不同，主要是必须与灾害发生时的紧急采购结合考虑。包括：平时储备采购时采购某供应商的物资，在灾害后紧急采购时，约定该供应商必须无条件地优先、优价（不在出现灾害时额外盈利） 、尽全力保障这种需要;另一方面，采购方应该将合同优先授予能够做出这种承诺的供应商。
第二，建立重大疫情和灾害时期实施紧急采购的宣告制度。政府实施灾害时期紧急采购不能随意决定，而是需要通过某种程序，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据相关制度规定，对灾情进行评估，最后宣告是否启动紧急状态采购法令。一旦宣布某场灾害区域救灾和灾后重建进入紧急采购程序，政府紧急采购随之启动。
第三，设定政府紧急采购规范的资金范围和管理范围。疫情和灾难时期属于特殊时期，政府对采购的管理职能和范围需要根据特殊情况确定，一般情况下应该比平常政府采购的职能和管理范围更大。
疫情和灾害时期采购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政府应对灾害的储备资金;二是政府灾害后临时紧急追加拨付;三是社会各界的捐赠。其中，社会捐赠的情况又分为若干不同类型：一部分是直接捐赠给灾区的物品与服务，这种捐赠不存在采购问题;另一部分属于救灾捐款。在捐款中，又分为三部分，捐赠给政府部门的救灾资金，属于典型的财政性资金;捐赠给社会公益组织，如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少年基金会等;对灾区有特别指定对象的资金。
建立 健全重大疫情和灾害紧急采购制度，应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解决好重大灾害时期采购的援助性、强制性、市场性及补偿性“四性”兼顾的问题。
灾害时期的政府采购管理规范应该包括：动用政府灾害储备资金的采购;政府紧急追加拨款的采购;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各类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所获得的没有指定具体对象的社会各界对救灾的捐赠资金，必须由政府进行管理和干预，同样适用政府相关采购制度规定，纳入公共管理和监督的范围，以取得社会公信和社会监督的效果;而对于捐赠者直接定向捐赠给特定对象的资金，如果其对象属于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等单位，其发生采购时同样要纳入政府紧急时期采购管理，反之，则不受政府紧急采购制度规范。
第四，着重解决需求急迫性，规范灾害时期采购方式的选择和运用。灾害发生后的许多需求具有相当的急迫性，尤其是在灾情初期往往更是如此。因此，疫情和灾害发生后的紧急采购，必须优先采取效率高的方式。
更多依靠制度约束
记者：在重大疫情和灾害期间，可能会出现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行为。对于这些情况，紧急采购机制该如何应对？
徐焕东：对于这种行为应分层次地理解和认识。一是从纯经济纯市场角度讲，供需调节没有错，价格高可以激发生产动能，也是缓解供应不足的重要方式。二是从道德层次看，道德良知十分重要，但难作普遍要求。虽然道德层次有一定作用，如主动捐款或降价，但道德是很难强迫的，也难以确保可持续性。三是政府和社会救济机制。完善的社会管理系统，是有政府杠杆的。政府平时应该有充足的储备，灾难时可采取特殊的采购或配给制度。总之，只有市场、道德、公正有效的政府治理机制三方共同作用，才是好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