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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浩然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一生以写农民和农村题材为己任。他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尤其是中-国农民喜欢他，称他为“农民作家”。
酷爱读书的农村少年，一心想着要成为一名作家
浩然，祖籍河北宝坻县(今属天津)，1932年3月25日生于河北蓟县(今属天津)王吉素村，原名梁金广。国家境十分贫寒，从小便被送到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男父在他懂书时即送他念书，闪此，他13岁前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童年时，他爱看戏，爱听评书，更爱读书，但农村书籍不多，他便想尽各种办法找书读。浩然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过年，我拿着钱去割肉。穿着红棉袄、脸蛋冻得通红的姐姐，正站在村口的大榆树下，眼巴巴地等着我，等着我从镇子上给她割肉回来，我们姐弟俩好一块儿欢欢乐乐地过年哪!我像一个罪人那样挪到姐姐的跟前，不知咋办好、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做了一件“蠢事”，问我，割的肉好不好?我只能实话实说，没割肉，钱都让我买书了……
1946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他的家乡，14岁的浩然便参加了革命，不久。他给自己改名为浩然，改成这个名字，一方面与他母亲有关、浩然自己说过：母亲一生要强，却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便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牵挂，抛下一双年幼的儿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人要有志气、有正气”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浩然参加革命后，通过学习革命道理和历史知识，认识到革命者应该有浩然正气，他要以此名激励自己永远走正直路，做正直事，当正直人!虽然后来他也曾用过笔名“白雪”、“盘山”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浩然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跟随他一生，直到他去世，他的真名梁金广反而鲜为人知。
1948年11月，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八年，丁作十分出色，但是，天生就爱好文学并对文学有灵气的浩然，却一心想着要成为一名革命作家，用自己的笔写新生活，写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写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改变命运走向新生。
1949年，组织上送浩然进了干部培训班。进入此班的浩然。学习非常刻苦。读书学习之余，他也尝试着写一些东两。他写的东西很杂，有通讯报道，有小评沦，有小品文，有小说。
培训班结束后，他没有放下笔。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向多家文艺刊物投稿。他的投稿，不断地被退回，但他没有气馁，仍然坚持不懈地写稿、投稿。
1950年10月，是他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河北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姐姐进步了》这篇作品虽然只有千字左右却在浩然一生中起了重大作用。收到样报后，浩然心情激动，决心继续写下去。从此，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想用自己的笔写农民。“写农民，为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
此后，他所写的作品。几乎都是农民和农村题材的。他的作品不断见于报端和一些文学杂志，浩然的名字也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1954年6月，浩然渊入《河北日报》任记者。1956年9月，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
1956年11月，浩然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喜忤鸟登枝》。这篇小说以曲折的情节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在读者中引起姒烈反响。之后，浩然相继发表了《新媳妇》、《春蚕结茧》、《一匹瘦红马》等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很受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的欢迎。浩然的名字，也随着小说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一些出版社也主动找上门来。1958年，他以《喜鹊登枝》为书名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1959年，在浩然相继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现农村新人新事、充满浓郁泥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之后，鉴于他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著名诗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秘书长的郭小川主动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浩然陆续出版了《珍珠》、《蜜月》、《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等。他还将自己发表的小说、散文精选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选集《彩霞集》、散文集《北京街头》等。
从记者到编辑再到作家
从《河北日报》到《俄文友好报》，浩然都是当记者。当记者的浩然，既写通讯稿、新闻报道稿，也写小说，但他最爱好也最用心的是写小说。几篇短篇小说反响不凡之后，他更是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写小说上。他自己这样说过：
自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起，我的青壮年时期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晚上12点以前没有上床休息过，从未贪恋享乐、虚掷光阴。即使卧病在床，也要读书、自修、翻笔记，或闭着眼睛构思故事，琢磨怎么写得更好些。
浩然的才华，引起上级的注意。1961年8月，浩然接到组织调令，到中共中央所办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去报道。到红旗杂志社后，他担任《红旗》杂志的编辑。担任编辑后的浩然，并未忘记一生写农民的誓言。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用短篇小说形式写农民，而是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了。
到《红旗》杂志当编辑不久，组织上派浩然到山东潍坊昌乐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一边从事基层工作，一一边体验生活。在那里，他遇到这样一件事：当时的生产队干部犯主观主义，搞瞎指挥，对即将到手的小麦未加及时收获和保管。这时，一些农民找到浩然，提醒他注意这件事。作为从中央下来的干部，在基层还是有权威的。浩然找到生产队干部，并和他们一起及时作出决策，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结果，秋后他们交足了公粮，群众也分到了口粮。
后来，浩然回忆说：这件事使我“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这次深入基层，浩然熟悉了许多农民兄弟。许多农民的行为、风格、形象、语言，深深印入了他的脑海。当时东村大队的一些农民，就成了他后来写作长篇小说的原型。
浩然到山东体验生活后，作家萧也牧和他长谈了一次，鼓励他写长篇小说，系统展现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他熟悉的农民写出来。多种因素促成浩然开始构思长篇小说。为了写长篇小说，他向供职的红旗杂志社请了创作假，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
那时浩然30岁左右，正值创作高峰时期。在八大处，他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全部心思都用在创作长篇小说上。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在他脑海中闪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解放并走上集体化道路，以及农民在中国农村这场巨大变革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使他激动不已。不久，长篇小说《艳阳天》终 于脱稿了。
浩然把书稿拿给作家报道怡看。崔认真看过后，给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且鼓励他把这部长篇发展为三部长篇。时隔几十年后，崔回忆道：“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二十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村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岂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卫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町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几个寒暑过去，浩然的《艳阳天》三部书稿基本完成。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该书一印再印，仍然满足不了各书店的汀数。许多农村青年，上工时也带着这本书。一本书往往十几个人传着读。接着，第二卷、第三卷也陆续出版。到1965年，《艳阳天》三卷本全部由人民义学出版社出齐。
《艳阳天》的出版，让浩然的名气大增，也奠定了他农民作家的地位。浩然自己回忆说：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写出名气后，北京市文联要调浩然去那里当专职作家。浩然认为去那里可以专心写作，就向红旗杂志社提出了申请。但红旗杂志社不愿意放他走。杂志社的领导邓力群专门找浩然谈话，说：你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但浩然为了写作，还是要求调走。1964年，浩然被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
“文革”中想尽办法保护老作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浩然也被卷入运动之中。
一开始，浩然就对运动不理解。“文革”的前奏“四清”时，他就不愿意下去。他一心扑在写作上，不愿意参加这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深入生活”。为了不参加“四清”，使自己能有时间写作，浩然还和当时的文化界领导干部们闹得很僵。后来浩然回忆说：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文革”是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浩然不仅卷入其中，而且还在“文革”期间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一名领导。
浩然在“文革”中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一名领导，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经被派到农村工作的浩然，不愿意参与各种政治斗争，而愿意在农村一方面深入生活，一方面写作。此时，他已经开始构思《金光大道》，脑子中装满了自己要写的人物。许多人都回北京参加运动了，可他却主动要求留下来，住在怀柔县的田沟，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怀柔县听说《艳阳天》的作者浩然在本县田沟，便专门请他去作报告。作报告当然离不开形势。可是消息闭塞的浩然并不知道“三家村”已经被揪出来了，在作报告后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从写作手法等方面说了几句“三家村”的好话，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为“三家村”开脱。一些运动积极分子立即抓住这个把柄，要求浩然于6月2日必须回到北京市文联。浩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北京遇见作家管桦时，管用责怪的口气向他透露：“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了。”浩然这才知道自己惹了祸。当他和市文联领导见面时，领导说及此事，并让他准备检查。浩然一下子成了挨批对象。浩然在文联威望高，人缘好，有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判会上没有什么人发言，会议开不下去。当时驻文联的军宣队认为浩然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不但没有继续批他，反而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由此，浩然成了北京市文联的领导之一。
当一些红卫兵闯进市文联揪斗老舍时，浩然三次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救救老舍。可是军代表躺在那里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浩然还打电话到八分部请他们帮助救老舍，但八分部的头头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浩然没办法，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可就是没有人理他的话。浩然还采取许多策略、办法，想把老舍送到公安部门保护起来，但均无济于事。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后，浩然说：骆宾基就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他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浩然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浩然他们正在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他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尽管浩然想尽办法保护老作家，反对红卫兵打砸抢，但在那种形势下，许多事情他也左右不了。文联分成了两派，浩然左右为难。后来，他也在斗批改中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下放农村的几年时间里，他完全放下了笔。
1969年，局势稍稍稳定了一些，浩然又开始构思他的《金光大道》。1971年，浩然被调到市委农村组。
随后，浩然义被下派到北京顺义箭杆河边的一个公社。公社领导知道他正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特意安排他在南彩卫生院一间屋子里住下。屋子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旧椅子，一个竹皮暖壶，一个茶杯。浩然对这个条件很满意，就在那里一头扎下来，动笔写《金光大道》。浩然晚年回忆道：
我一头扎进书里，每天吃饭在供销社，睡在卫生院，很少出去。当时《艳阳天》在农村家喻户晓，为了不受打扰，我还化了一个名字。有一天，有人跑来告诉我村头的大喇叭里在喊浩然的名字，看来人们早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来打扰我。不情愿的，我接了电话，知道市委领导正在找我。
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金光大道》第一部。1973年，《金光大道》第二部完稿，1974年出版。1975年《金光大道》第三部基本完稿。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了《金光大道》第三部。 浩然对《金光大道》也十分满 意。他晚年说过这样的话：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金光大道》前三部出版后，浩然并没有停笔，而是继续写作《金光大道》第四部，但在改革开放大形势下，《金光大道》第四部没有及时出版。直到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刻意与江青保持距离，但还是“摔了跤”
《金光大道》第一部和第二部相继出版后，引起了江青的注意。1974年1月后，她先后几次在观看文艺节目等场合接见了浩然。有一次，江青交代浩然，让他和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自己去慰问西沙海战的前线军民。
从西沙回来后，浩然对江青产生了警惕。当时，北京市委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到那里一看，才知道这是江青主持召开的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浩然与江青对面坐在桌子两端，亲眼看见江青拿着狄福才的档案袋。浩然在北京市工作，自然知道狄福才是毛主席派到北京市工作的军队干部。可是，江青却将狄福才的档案袋一摔，对身边的秘书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见此，心中震动不小。他心里想，毛主席派来的人，江青都敢一言否定，这极不正常。就是从这天开始，浩然开始刻意和江青保持距离。
1975年9月中旬。浩然突然接到去大寨的通知。当他赶到大寨时，才知道是参加有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在这个集会上，江青竟然破口大骂所谓“造谣者”。这让浩然又一次看到了江青的真面目。因此，当江青布置浩然和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后，他不管于会泳宣布的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的“纪律”，一回到北京就向市委作了汇报。为了逃避这次写作任务，浩然又通过市委领导的帮助，先是躲进军队写小说，后来干脆称病住进了301医院，继续写自己的小说。
尽管浩然刻意与江青保持距离，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仍然被列为清查对象，从此步入了人生低谷。组织上开始调查他与江青的关系。调查期间，他的《金光大道》第四部被停止出版。根据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改编的电影已经拍摄得差不多了，也被责令停止进行。对他打击特别大的是，他本于1977年1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可当1978年五届人大开会时，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他却被突然取消了代表资格。浩然对这件事一直很伤心，到晚年还多次提起。后来组织上经过认真审查，确认他并没有参与江青的任何阴谋活动，但“摔了跤，没有完全陷进去”。
政治上解脱后，浩然仍然被“挂”了起来。他的职务被免去了，也没有安排他做什么工作。许多人刻意躲避他。原本就性格内向的他，干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少出门。但仍然有一些讲义气的朋友来看他。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垄去他月坛北街的家中去看望他：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和刘绍棠一起来看望他，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人民体育出版社原文艺编辑张健也去看望过他。
20世纪80年代，浩然又振作起来，重新拿起笔开始写作。1987年，他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现状的43万字的长篇小说《苍生》出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苍生》出版后，评论界认为是一部深刻反映新时期以来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
1987年12月，浩然被任命为《东方少年》主编。1989年8月，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并一直担任此职至1999年9月。1993年，浩然突然中风住进医院。从此，他长期躺在病床上。他的许多写作计划也无法完成了，就连他的自传，也只能请郑实帮助整理。1994年，浩然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出齐。尽管此时离这部作品第一部出版已经相隔了20多年，仍然受到了热烈欢迎。1997年5月，浩然当选为北京市作协主席。20世纪90年代，浩然创作完成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据新华书店统计的资料，仅在国内，浩然的作品就有50多种、1000多万册发行。有人说他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
2003年9月，已经生病并长期住院的浩然，出任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2008年2月20日，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浩然在医院逝世，享年76岁。2月28日上午10点，浩然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追悼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浩然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尤其在一个文化沉寂的时代里，我们这一代作家都对《艳阳天》印象深刻，他几乎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我相信，他对乡土的眷恋是真挚的、深厚的，”
酷爱读书的农村少年，一心想着要成为一名作家
浩然，祖籍河北宝坻县(今属天津)，1932年3月25日生于河北蓟县(今属天津)王吉素村，原名梁金广。国家境十分贫寒，从小便被送到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男父在他懂书时即送他念书，闪此，他13岁前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童年时，他爱看戏，爱听评书，更爱读书，但农村书籍不多，他便想尽各种办法找书读。浩然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过年，我拿着钱去割肉。穿着红棉袄、脸蛋冻得通红的姐姐，正站在村口的大榆树下，眼巴巴地等着我，等着我从镇子上给她割肉回来，我们姐弟俩好一块儿欢欢乐乐地过年哪!我像一个罪人那样挪到姐姐的跟前，不知咋办好、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做了一件“蠢事”，问我，割的肉好不好?我只能实话实说，没割肉，钱都让我买书了……
1946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他的家乡，14岁的浩然便参加了革命，不久。他给自己改名为浩然，改成这个名字，一方面与他母亲有关、浩然自己说过：母亲一生要强，却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便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牵挂，抛下一双年幼的儿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人要有志气、有正气”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他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浩然参加革命后，通过学习革命道理和历史知识，认识到革命者应该有浩然正气，他要以此名激励自己永远走正直路，做正直事，当正直人!虽然后来他也曾用过笔名“白雪”、“盘山”等，但用得最多的还是浩然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跟随他一生，直到他去世，他的真名梁金广反而鲜为人知。
1948年11月，浩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村、区、县青年和党政干部八年，丁作十分出色，但是，天生就爱好文学并对文学有灵气的浩然，却一心想着要成为一名革命作家，用自己的笔写新生活，写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写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改变命运走向新生。
1949年，组织上送浩然进了干部培训班。进入此班的浩然。学习非常刻苦。读书学习之余，他也尝试着写一些东两。他写的东西很杂，有通讯报道，有小评沦，有小品文，有小说。
培训班结束后，他没有放下笔。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向多家文艺刊物投稿。他的投稿，不断地被退回，但他没有气馁，仍然坚持不懈地写稿、投稿。
1950年10月，是他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河北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姐姐进步了》这篇作品虽然只有千字左右却在浩然一生中起了重大作用。收到样报后，浩然心情激动，决心继续写下去。从此，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想用自己的笔写农民。“写农民，为农民写”、“深入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农民，给农民当一辈子忠实代言人”，是他一生的誓言和奋斗目标。
此后，他所写的作品。几乎都是农民和农村题材的。他的作品不断见于报端和一些文学杂志，浩然的名字也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1954年6月，浩然渊入《河北日报》任记者。1956年9月，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
1956年11月，浩然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喜忤鸟登枝》。这篇小说以曲折的情节和浓厚的乡土气息在读者中引起姒烈反响。之后，浩然相继发表了《新媳妇》、《春蚕结茧》、《一匹瘦红马》等表现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很受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的欢迎。浩然的名字，也随着小说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一些出版社也主动找上门来。1958年，他以《喜鹊登枝》为书名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1959年，在浩然相继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三部表现农村新人新事、充满浓郁泥土气息的短篇小说集之后，鉴于他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著名诗人、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秘书长的郭小川主动介绍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来，浩然陆续出版了《珍珠》、《蜜月》、《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等。他还将自己发表的小说、散文精选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选集《彩霞集》、散文集《北京街头》等。
从记者到编辑再到作家
从《河北日报》到《俄文友好报》，浩然都是当记者。当记者的浩然，既写通讯稿、新闻报道稿，也写小说，但他最爱好也最用心的是写小说。几篇短篇小说反响不凡之后，他更是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写小说上。他自己这样说过：
自从立志从事文学创作起，我的青壮年时期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晚上12点以前没有上床休息过，从未贪恋享乐、虚掷光阴。即使卧病在床，也要读书、自修、翻笔记，或闭着眼睛构思故事，琢磨怎么写得更好些。
浩然的才华，引起上级的注意。1961年8月，浩然接到组织调令，到中共中央所办的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去报道。到红旗杂志社后，他担任《红旗》杂志的编辑。担任编辑后的浩然，并未忘记一生写农民的誓言。此时，他已经不满足于用短篇小说形式写农民，而是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了。
到《红旗》杂志当编辑不久，组织上派浩然到山东潍坊昌乐的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一边从事基层工作，一一边体验生活。在那里，他遇到这样一件事：当时的生产队干部犯主观主义，搞瞎指挥，对即将到手的小麦未加及时收获和保管。这时，一些农民找到浩然，提醒他注意这件事。作为从中央下来的干部，在基层还是有权威的。浩然找到生产队干部，并和他们一起及时作出决策，使十几万斤小麦没有霉烂。结果，秋后他们交足了公粮，群众也分到了口粮。
后来，浩然回忆说：这件事使我“心灵受到冲击与震颤，真正将心融入了社会生活，获得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许多场景、意境和人物心态的素材”。这次深入基层，浩然熟悉了许多农民兄弟。许多农民的行为、风格、形象、语言，深深印入了他的脑海。当时东村大队的一些农民，就成了他后来写作长篇小说的原型。
浩然到山东体验生活后，作家萧也牧和他长谈了一次，鼓励他写长篇小说，系统展现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他熟悉的农民写出来。多种因素促成浩然开始构思长篇小说。为了写长篇小说，他向供职的红旗杂志社请了创作假，到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
那时浩然30岁左右，正值创作高峰时期。在八大处，他几乎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全部心思都用在创作长篇小说上。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在他脑海中闪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解放并走上集体化道路，以及农民在中国农村这场巨大变革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使他激动不已。不久，长篇小说《艳阳天》终 于脱稿了。
浩然把书稿拿给作家报道怡看。崔认真看过后，给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并且鼓励他把这部长篇发展为三部长篇。时隔几十年后，崔回忆道：“浩然写完《艳阳天》后拿给我看，当时是二十几万字。我觉得他的构思很不错。写的是十几天的时间，农村里面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岂术结构上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对他来说像钥匙打开了仓库。他脑子卫面储存的人物、生活积累很丰富，完全町以充实到小说中去。我跟他谈过以后，浩然将《艳阳天》改写成了126万字的：三卷本。”几个寒暑过去，浩然的《艳阳天》三部书稿基本完成。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该书一印再印，仍然满足不了各书店的汀数。许多农村青年，上工时也带着这本书。一本书往往十几个人传着读。接着，第二卷、第三卷也陆续出版。到1965年，《艳阳天》三卷本全部由人民义学出版社出齐。
《艳阳天》的出版，让浩然的名气大增，也奠定了他农民作家的地位。浩然自己回忆说：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影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霞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写出名气后，北京市文联要调浩然去那里当专职作家。浩然认为去那里可以专心写作，就向红旗杂志社提出了申请。但红旗杂志社不愿意放他走。杂志社的领导邓力群专门找浩然谈话，说：你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但浩然为了写作，还是要求调走。1964年，浩然被调入北京市文联，成为了一名专职作家。
“文革”中想尽办法保护老作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浩然也被卷入运动之中。
一开始，浩然就对运动不理解。“文革”的前奏“四清”时，他就不愿意下去。他一心扑在写作上，不愿意参加这种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深入生活”。为了不参加“四清”，使自己能有时间写作，浩然还和当时的文化界领导干部们闹得很僵。后来浩然回忆说：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文革”是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浩然不仅卷入其中，而且还在“文革”期间成了北京市文联的一名领导。
浩然在“文革”中成为北京市文联的一名领导，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经被派到农村工作的浩然，不愿意参与各种政治斗争，而愿意在农村一方面深入生活，一方面写作。此时，他已经开始构思《金光大道》，脑子中装满了自己要写的人物。许多人都回北京参加运动了，可他却主动要求留下来，住在怀柔县的田沟，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怀柔县听说《艳阳天》的作者浩然在本县田沟，便专门请他去作报告。作报告当然离不开形势。可是消息闭塞的浩然并不知道“三家村”已经被揪出来了，在作报告后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从写作手法等方面说了几句“三家村”的好话，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为“三家村”开脱。一些运动积极分子立即抓住这个把柄，要求浩然于6月2日必须回到北京市文联。浩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北京遇见作家管桦时，管用责怪的口气向他透露：“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了。”浩然这才知道自己惹了祸。当他和市文联领导见面时，领导说及此事，并让他准备检查。浩然一下子成了挨批对象。浩然在文联威望高，人缘好，有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判会上没有什么人发言，会议开不下去。当时驻文联的军宣队认为浩然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不但没有继续批他，反而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由此，浩然成了北京市文联的领导之一。
当一些红卫兵闯进市文联揪斗老舍时，浩然三次找军代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救救老舍。可是军代表躺在那里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浩然还打电话到八分部请他们帮助救老舍，但八分部的头头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浩然没办法，到处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说老舍要出人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可就是没有人理他的话。浩然还采取许多策略、办法，想把老舍送到公安部门保护起来，但均无济于事。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后，浩然说：骆宾基就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他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浩然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浩然他们正在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他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尽管浩然想尽办法保护老作家，反对红卫兵打砸抢，但在那种形势下，许多事情他也左右不了。文联分成了两派，浩然左右为难。后来，他也在斗批改中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下放农村的几年时间里，他完全放下了笔。
1969年，局势稍稍稳定了一些，浩然又开始构思他的《金光大道》。1971年，浩然被调到市委农村组。
随后，浩然义被下派到北京顺义箭杆河边的一个公社。公社领导知道他正在写作一部长篇小说。特意安排他在南彩卫生院一间屋子里住下。屋子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旧椅子，一个竹皮暖壶，一个茶杯。浩然对这个条件很满意，就在那里一头扎下来，动笔写《金光大道》。浩然晚年回忆道：
我一头扎进书里，每天吃饭在供销社，睡在卫生院，很少出去。当时《艳阳天》在农村家喻户晓，为了不受打扰，我还化了一个名字。有一天，有人跑来告诉我村头的大喇叭里在喊浩然的名字，看来人们早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来打扰我。不情愿的，我接了电话，知道市委领导正在找我。
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金光大道》第一部。1973年，《金光大道》第二部完稿，1974年出版。1975年《金光大道》第三部基本完稿。1976年6月，《人民文学》选载了《金光大道》第三部。 浩然对《金光大道》也十分满 意。他晚年说过这样的话：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金光大道》前三部出版后，浩然并没有停笔，而是继续写作《金光大道》第四部，但在改革开放大形势下，《金光大道》第四部没有及时出版。直到1994年8月，《金光大道》全四部才由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刻意与江青保持距离，但还是“摔了跤”
《金光大道》第一部和第二部相继出版后，引起了江青的注意。1974年1月后，她先后几次在观看文艺节目等场合接见了浩然。有一次，江青交代浩然，让他和诗人张永枚、新华社记者蒋豪纪代表自己去慰问西沙海战的前线军民。
从西沙回来后，浩然对江青产生了警惕。当时，北京市委通知他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一个活动。他到那里一看，才知道这是江青主持召开的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浩然与江青对面坐在桌子两端，亲眼看见江青拿着狄福才的档案袋。浩然在北京市工作，自然知道狄福才是毛主席派到北京市工作的军队干部。可是，江青却将狄福才的档案袋一摔，对身边的秘书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见此，心中震动不小。他心里想，毛主席派来的人，江青都敢一言否定，这极不正常。就是从这天开始，浩然开始刻意和江青保持距离。
1975年9月中旬。浩然突然接到去大寨的通知。当他赶到大寨时，才知道是参加有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集会。在这个集会上，江青竟然破口大骂所谓“造谣者”。这让浩然又一次看到了江青的真面目。因此，当江青布置浩然和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后，他不管于会泳宣布的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的“纪律”，一回到北京就向市委作了汇报。为了逃避这次写作任务，浩然又通过市委领导的帮助，先是躲进军队写小说，后来干脆称病住进了301医院，继续写自己的小说。
尽管浩然刻意与江青保持距离，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仍然被列为清查对象，从此步入了人生低谷。组织上开始调查他与江青的关系。调查期间，他的《金光大道》第四部被停止出版。根据他的小说《西沙儿女》改编的电影已经拍摄得差不多了，也被责令停止进行。对他打击特别大的是，他本于1977年12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可当1978年五届人大开会时，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他却被突然取消了代表资格。浩然对这件事一直很伤心，到晚年还多次提起。后来组织上经过认真审查，确认他并没有参与江青的任何阴谋活动，但“摔了跤，没有完全陷进去”。
政治上解脱后，浩然仍然被“挂”了起来。他的职务被免去了，也没有安排他做什么工作。许多人刻意躲避他。原本就性格内向的他，干脆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少出门。但仍然有一些讲义气的朋友来看他。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垄去他月坛北街的家中去看望他：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和刘绍棠一起来看望他，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人民体育出版社原文艺编辑张健也去看望过他。
20世纪80年代，浩然又振作起来，重新拿起笔开始写作。1987年，他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现状的43万字的长篇小说《苍生》出版，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苍生》出版后，评论界认为是一部深刻反映新时期以来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获得了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
1987年12月，浩然被任命为《东方少年》主编。1989年8月，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并一直担任此职至1999年9月。1993年，浩然突然中风住进医院。从此，他长期躺在病床上。他的许多写作计划也无法完成了，就连他的自传，也只能请郑实帮助整理。1994年，浩然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出齐。尽管此时离这部作品第一部出版已经相隔了20多年，仍然受到了热烈欢迎。1997年5月，浩然当选为北京市作协主席。20世纪90年代，浩然创作完成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据新华书店统计的资料，仅在国内，浩然的作品就有50多种、1000多万册发行。有人说他是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
2003年9月，已经生病并长期住院的浩然，出任北京市作协名誉主席。2008年2月20日，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浩然在医院逝世，享年76岁。2月28日上午10点，浩然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厅举行。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追悼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浩然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家，尤其在一个文化沉寂的时代里，我们这一代作家都对《艳阳天》印象深刻，他几乎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人……我相信，他对乡土的眷恋是真挚的、深厚的，”